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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档》
中国古代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法律规定
【作者】 郑显文【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拾得物;阑遗;物权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第三辑)
【页码】 1
【摘要】 中国古代自商周时起,对于拾得物之返还即有明确的规定。历代封建法典关于拾得物的规定虽有所不同,但总的立法宗旨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极力保护财产所有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一直适用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的原则。中国古代对于拾得物的管理非常重视,如在全国各地设立拾得物管理机构,以方便拾得人送交和失主认领;对于拾得人付出的劳动,根据其功劳大小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拾得人隐匿不交或主管官吏私吞拾遗物的行为,比照刑法贪污罪定罪量刑;对于漂流物和埋藏物单独作出法律规定等措施,对于现阶段我国正在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246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华民族凭借聪明才智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法律文明。以律令为核心、以科、格、式、例等其他法律形式为补充的中华法系,素以结构严禁、内容缜密而著称,成为世界著名的封建法系之一。我们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者,不可否认,中华法系有很多封建性的糟粕,尤其是到了明清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法制的加强,其腐朽性和落后性日益显露;但也不应忘记,中华法系在历史上存续了两千余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有许多合理因素。我们今天在学习借鉴西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同时,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分,对传统法律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华法系做出客观的评价。
  毋庸讳言,中华法系没有像古代罗马法那样创造出至今仍为世界法学界所津津乐道的私法(人法、物、继承法)体系,但两千余年来,中华法系仍以其诸多合理的因素和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古代的东亚乃至世界。如中华法系追求和谐的立法理念、缜密的刑罚理论、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以及“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无不闪烁着古代法学家智慧的光辉。即使在被当今民法学界所关注的私法领域,唐律中的某些规定也丝毫不逊色于古代罗马法,如关于遗失物之返还的规定,同样可以和古代的罗马法相媲美。
  遗失物之返还,是现代民法学中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遗失物返还之立法,不仅涉及到法律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我国的传统道德问题。“重义轻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取向,它包含两层含义:①重义,主要体现为追求公平和合理的思想理念;②轻利,政府鼓励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利益,反对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财物。中华民族的这种法律传统也影响到了我国现代的物权法,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9条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就沿袭了上述法律传统。笔者认为,从历史上考察中国古代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不仅可以对中华法系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对目前正在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拾得物之返还所涉及的根本问题还是拾遗物的归属问题,即所有权问题。若想了解中国古代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首先要弄清历朝法典关于物权法的立法精神。中国古代的物权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物权,它排除了财产所有人之外的其他人对于该物非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种立法精神始终贯穿着中华法系,成为历代政府制定财产所有权法律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
  自战国时期法家主持变法、确立土地私有之后,历代封建法典都严格保护私人的财产不受侵犯。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到秦代的法律文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严格规定了对于侵占他人财产行为的处罚措施:“或盗采人桑叶,减(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摇三旬。”{1}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代法律竹简对于私人田宅所有权的规定更加琐细:“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毋听。”{2}为了保护私人住宅及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汉代法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3}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律颇为成熟的阶段,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无论是对于动产还是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规定得都很琐细。如对于土地上的附着物,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唐律疏议》卷27记载了对偷食官府和私田园瓜果行为的处罚措施:“诸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亦如之;即持去者,准盗论。”唐令中对埋藏物的规定更是体现了立法者企图以法律保护土地所有人权益的立法宗旨,埋藏物在唐代又称宿藏物,“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他人地内得者,与地主中分之。即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其值。”{4}如发现人私吞或隐瞒不报告土地所有人,法律将给予严厉的惩罚:“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5}
  宋、元、明、清各代法典继承了唐律的立法思想,对于私人财产,无论是动产或不动产都给予了法律保护。《大明律》卷9“费用受寄财产”条对于委托保管人侵占委托人财物的行为作出了严厉处罚:“凡受寄人财物畜产而辄费用者,坐赃论减一等;诈言死失者,准盗论减一等,并追物还主。其被水火、盗贼费失及畜产病死,有显迹者,勿论。”在此我们看到,明代法典禁止任何形式下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同时也考虑到了在不可抗力条件下对于直接管理人的免责条款。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法典对于私人拥有的土地、住宅、牲畜及其他财物,都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保护。中国古代的物权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物权,它剥夺了财产所有人之外他人对于动产或不动产任何形式占有的可能,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而这种立法精神又直接影响了封建法典对于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中国古代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立法原则与古代罗马法的规定大体相同,均采用了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的原则。
  二
  现代民法学中所说的拾得物,在我国古代法典中有多种称呼,如在《晋律》中称为“得遗物”,隋唐时期的法典称为“阑遗物”,在明代的法典中则称为“遗失物”。无论是阑遗物或遗失物,其含义与现代民法中的拾得物相同,目前民法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拾得物的构成需要具备四个要件:①遗失物须为动产;②遗失物须为有主物;③须有权占有人非基于己意而丧失物之占有;其四,须在被拾得之前无人占有。{6}
  我国古代关于拾得物的立法起源很早。早在商周时期,即有这方面的规定。《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文献典籍,据《尚书·费誓》记载:“马牛其风,臣妾捕逃,无敢越逐,诋复之,我商赍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众人获得亡失的马牛、奴婢等财物,应敬还其主,失主商度其功给予赏赐;若拾遗者不返还原主,将追究其法律责任,“汝则有常刑。”{7}
  西周沿用了商朝的立法精神,关于拾得物之返还,据《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得获货贿、人民、家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西周对于拾得物的处分原则是,凡拾得钱物、家畜和奴婢等物品,应持诣地方基层机关乡亭或县廷公示,若无人认领,大者归公,归国家所有;小者归拾得人所有。
  及至战国至秦,受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拾得遗失物隐匿不送交官府公示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在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李悝的著作《法经》中,就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法经》现已佚失,明代董说的《七国考》卷12《魏刑法》保存了《法经》的提要,为方便阅读,引之如下:
  “桓谭《新书》:‘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所著六篇而已。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日:‘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日为盗心焉’。”
  魏国的《法经》和秦国的《秦律》规定“拾遗者刖”,即对于拾得遗失物而不返还原主的行为处以别刑,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民众有“盗心”,保护财产所有人的权利。
  汉朝建立后,一改先秦法家重刑主义的传统,在对待遗失物的处理上,沿用西周时期的法律规定。《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引汉律规定:“得遗丢物及放丢六畜,持诣乡亭、县廷。大者公之,大物没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者自界也。”{8}西晋时期,对于拾得物也有相应的规定,《晋书》卷30《刑法志》引张斐《律表》云:“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从该条史料我们看到,从晋朝时起,已经把拾得财物不返还失主的行为视为贪赃犯罪,至于对此种犯罪行为如何处罚,因《晋律》的条文已经佚失,不得而知。
  隋朝时,因京都长安盗窃猖獗,为了惩戒贪心之辈,隋文帝曾规定“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害者甚众。”{9}这种对拾遗物极端错误立法理念当然不能起到惩戒贪婪之徒的作用,反而给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带来了可乘之机,破坏了正常的法律秩序。
  唐代在借鉴前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拾得物之返还又重新作了规定。据《唐律疏议》卷27“得阑遗物”条记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对于获取的漂流物,唐令也明确规定:“诸公私财物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牒,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余水五分赏一。限三十日,无主认者,人所得人。”{10}对于漂流物,唐代的立法者们考虑到拾得人捞取的风险性,故给予五分之二或五分之一的赏赐;若无人认领,则全部归拾得人所有。
  唐代法律还对现役军人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单独进行了规定,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记述:“诸拾得阑遗物,当日送纳虞候者,五分赏一。如缘军须者,不在分赏之限。三日内不送纳官者,后殿见而不收者,收而不申军司者,并重罪。三日外者,斩。诸有人拾得阑物,隐匿不送虞候,旁人能纠告者,赏物二十段。知而不纠告者,杖六十。其隐物人斩。”{11}
  宋代对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比唐代律令规定还要详细。《宋刑统》卷27《杂律》规定:准《捕亡令》:凡拾得阑遗物者,限五日内送官招领,“所得之物,皆悬于门外,有主识认者,检验记责保还之。”“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官为收掌,仍录物色名目,榜于村坊之门,经一周年仍无人识认者,没官录帐,申省听处分。”南宋时期的法律文献《庆元条法事类》卷80规定了认领遗失物应当遵循的法律程序:“得阑遗物者,送所在官司封记籍定,榜谕召人识认。有人认者,先责隐细状验同,取保给付。”对于遗失的官物隐匿不送交官府,法律规定:“诸收救得沉溺船所失官物,或流失官船及所载官物不送官者,依得阑遗律,辄费用者,准盗论,许人告;”如“得阑遗官马,限外不送官,计赃轻者,一匹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12}宋代《厩牧令》还记载了对拾得公私牲畜的决定:“诸官、私阑遗马、驼、骡、牛驴羊等,直有官印,更无私记者,送官牧。若无官印及虽有官印、复有私记者,经一年无主识认,即印入官,勿破本印,并送随近牧,别群牧放。若有失杂畜者,令赴牧识认,检实印作‘还’字付主。其诸州、镇等所得阑遗畜,亦仰当界内访主。若经二季无主识认者,并当处出卖。先卖充传驿,得价入官。后有主识认,勘当知实,还其价。”{13}
  对于拾得漂流物,《宋刑统》卷27所引《杂令》的规定与唐令大体相同。南宋时期,对于拾得漂流物的规定与以前相比略有变化,《庆元条法事类》卷80记载:“诸收救得漂失竹木,具数申官”,“诸河给二分;江、淮、黄河给四分,无主者全给。”提高了在长江、淮河和黄河拾得漂流物的赏赐额度,主要是考虑到这些河流水流湍急,捞取人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在同时期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中,也有关于拾得物的规定。1909年,由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考察队在我国西北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古城发现西夏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该法典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比得堡分所。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3“买盗畜人检得门”条记载:
  “诸人检得畜物,按告交法、日期及隐藏使用等罪情节,按所定实行:
  一等畜牲、飞禽、财产等已失,诸人检得,当于整一个月内向附近有司处报告。畜当放于得者处。官畜物三个月,私畜物一年之内,属者局分人等出领,则当给还,超日期无属者时,当使交入案处,归于官。
  一等诸人检得畜物,超期不报告诸而隐瞒,及若已告,虽置入案但与局分人支持隐写判案,分用畜物使无而不交时,按偷盗法判断。当还畜物,应归给官私处。若非与有案局分人支持隐案,而超限不交,则当比先有偷盗罪减二等判断。”
  “一诸人检得畜者,于日期之内在得者处患疾病时,当告于管事处使检验,实是疾病死亡,有案则勿偿还。皮有疤及患病时先未告,及丢失,驮骑赢瘦而死等,得者应偿还,归官私处当归之。”
  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到,西夏法典严格规定了拾得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若拾得人未能履行好义务,保护好拾得的牲畜,拾得人将偿还失主原物。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蒙古族未进入中原之前,长期处于游牧社会阶段,其法律也带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据孟琪的《黑鞑事略》记载,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曾将原有的训令、习惯和扎撒编辑到一起,并用文字记载下来,即著名的《大扎撒》,其中规定:“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诛其家;拾遗者,履阀者,箠马之面目者,相与淫奔者,诛其身。”对“拾遗者”诛其身,是指对于拾得财物而不返还失主的行为,将依法对其处以死刑。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虽仿效中原汉族的法律制度,制定了本朝的法典,但在元代的法律制度中,仍然保留许多蒙古族习惯法的内容。其中关于拾得物的规定表现得最为充分。元代依靠武力先后征服了金、西夏、南宋、东亚的朝鲜、中亚的花刺子模、以及西亚、欧洲等许多地区,在长期的民族征服过程中,蒙古贵族把许多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变为奴婢。因此,元代法典关于阑遗物的规定,就有关于阑遗人口(即奴婢)的条款,这在我国古代其他封建王朝中是少见的。从现存的资料看,元代关于阑遗物的规定主要是关于阑遗人口、阑遗头匹和阑遗鹰犬的规定。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出身,鹰犬对于放牧打猎者十分重要,元代法律对于隐藏阑遗鹰犬的处罚尤为严厉:“诸隐藏阑遗鹰犬者,笞三十七,没其家财之半。其收拾阑遗鹰犬之人,因以为民害者,罪之。”{14}元代法律关于阑遗人口的规定颇为琐细。早在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就颁布圣旨,规定:“诸处应有不阑奚人口头匹等,从各路府司收拾,仍将收到数目于应收置去处收置,限拾日已里许令本主识认。如拾日已外,作不阑奚收系,每月申部。如有隐匿者,究治施行。”元朝建都大都以后,对于阑遗人口的管理更加规范。凡拾得阑遗人口,先送至阑遗监,然后招失主认领,半年以上无人识认者,匹配为户,付有司当差。若是残疾老病,则给以文引,而纵遣之。如拾得阑遗奴婢,私相匹配,虽生子女,有主识认,各归其主,无主者收归官府。对于拾得不阑奚头匹牲畜,元代债权法中已出现了不当得利的条款。根据皇庆元年(1312年)五月制定的法律条文规定,阑遗监“每岁十月于庞村聚集,行移各爱马海认头皮,然后作数移文度支监放支草料喂养。其所养头匹,或主人认见,即便给付,虚费官司草料。今后合给主头匹,拟合本主照依时估回纳喂过草料价钱,然后并给付,庶不亏官”。{15}向失主征收喂养遗失牲畜的官司草料,反映了元代关于拾遗物的立法正逐渐趋向合理。
  元朝灭亡后,明朝初年的统治者一改以往的作法,对于拾遗物重新作了规定,着重保护了拾得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失主自身的利益。明朝法律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予得物人充赏,一半还给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人官,一半给主。”{16}
  清朝入关之前,“民淳法简”,没有制定成文法典,主要施行的是满族习惯法。该时期关于拾得物的处置与入关后大不相同,人们“道不拾遗物,物遗则拾之置于公,俟失者往认焉”。“牛马猪鸡之类无失者,失十余日,或月余,必复得。”{17}清朝入关后,清朝的法典沿用了《大明律》的规定,但与明朝相比,对于拾遗物的规定更加详细,增加了对于隐匿不报者的处罚措施,据《大清律例》卷14“得遗失物”条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予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五日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徒三年,追物还官。私物减坐赃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若无主全入官。”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关于拾遗物之返还的规定背离了中国古代“重义轻利”的法律传统,在现实社会中也未能完全按此执行。据清代文献《觚*续编》卷3记载:“顺治十年三月,龙溪老农黄中与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东门卖粪,泊船浦头。浦旁厕粪,黄所买也。父子饭毕,入厕担粪,见遗有腰袱一具,携以回船,解袱而观,内有白金六封。黄谓岂子曰:‘此必上厕人所失者。富贵之人,必不亲自腰缠,若贫困之人,则此银即性命所系,安可妄取。我当待其人而还之。’……良久,遥见一人狂奔而来,人厕周视,彷徨号恸,情状惨迫。黄呼问故。前期人曰:‘我父为山贼妄指,现系州狱,昨造谒贵绅达情,州守许以百二十金为酬。今鬻田宅,丐亲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许父保释……。’黄细询银数与袱色俱符,慰之曰:‘银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惊喜过望,留一封谢黄。黄曰:‘使吾有贪心,宁肯辞六受一?’挥手使去。”从本案例来看,失主并未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一半财物奖给拾得人充赏,仅表示“留一封谢黄”,黄中在本案中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奖励,这说明明清两代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是脱离中国传统道德习俗的。
  中国古代周边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中原地区不同,关于拾遗物之返还的习俗也不一样。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民族立法,对原有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大多加以沿袭。《蒙古律例》卷6“走失牲畜途人勿得擒拿”条记载了清代蒙古族关于遗失物的法律规定:“走失之畜,途人勿得擒拿,擒拿者以贼论。或羊则于所见之日起,每赶宿一夕,二十以下而取一,多则每二十而取二。”
  综合以上所述,我国古代自商周时起,就有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此后,无论是中原封建王朝还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都制定了关于拾得物的法令法规,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由于各时期的立法思想不同,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改变总的立法宗旨,即最大限度地保护财产所有人的权利。财产所有人并未因遗失该物而丧失对该物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在立法上又照顾到了拾得人的利益,因保管拾遗物而给拾得人造成损失的,可依法向财产所有人追偿。
  三
  中国历代法典中有关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模式:①严惩型模式。如拾得人拾得遗失物,隐匿不送交官府而据为己有,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严厉惩罚。②重奖型模式。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送交官府,官府依据法典规定,从拾遗物中拿出一半财物奖励给拾得人;如拾得人隐匿不报,除剥夺其应获得的奖赏外,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③适中型模式。拾得人拾得财物后,根据其付出功劳的大小,从遗失物中拿出少部分财物奖赏给拾得人。若拾得人未付出劳动,则不予奖赏;若拾得人隐匿不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下面就对这三种模式进行简单的分析。
  1.考察一下严惩型的模式。战国时期的魏、秦、蒙古(定都大都之前)和隋代(隋文帝时期),对于拾得人拒绝把拾遗物返还给失主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根据李悝的《法经》记载,战国时期魏、秦国的法律规定,若拾得人隐匿拾遗物,不返还给失主,将依法对其处以刖刑。别刑是先秦时期奴隶制五刑的一种,行刑的方式是砍断犯人的足部,此种刑罚颇为残酷,《韩非子·和氏》云:“王以和为诳,而别其左足。”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曾规定拾得人若不将拾遗物送还失主,将“诛其身”,即处以死刑,这也是我们见到有关拾遗物制度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严惩型模式带有很大的弊端,尤其是在古代证据制度不发达,当司法机关不能判断某一财物来源是拾遗物或偷盗物时,更为一些不法之徒钻法律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故意遗失财物,待拾得人隐匿不报时陷害对手;也可以把拾遗物诬陷为偷盗物,为司法机关认定案件的性质带来不便。例如隋文帝时,为了打击盗窃犯罪,曾规定:“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此后不久,一些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害者甚众。”{18}
  2.再分析一下重奖型模式。明、清两代对于拾得遗失物者给予重奖,法律规定从拾得物中拿出一半奖赏给拾得人。重奖型的模式也有很多弊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财产所有人的利益,还为一些不法之徒规避法律提供了逃避罪责的机会。在古代社会证据学不发达、某些特定案件无法辨明真相的前提下,一些盗窃犯偷窃财物后,明目张胆地把盗窃的财物送交官府,把盗窃物说成是拾得物,然后领取高额的奖赏。这样,偷盗者通过合法途径将偷盗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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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4页。
{2}《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3}《周礼·秋官·朝士》引郑玄注。
{4}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栗劲、霍存福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91页。
{5}《唐律疏议》卷27。
{6}高飞:“遗失物概念之界定研究”,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9期。
{7}《尚书正义》卷20,《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页。
{8} 程树德:《九朝律考》卷1《汉律考五》之《律令杂考下》认为该项法律规定是汉律《杂律》中的内容。
{9}《隋书》卷《刑法志》。
{10}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栗劲、霍存福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85页。
{11}《通典》卷149。
{12}《庆元条法事类》卷80。
{13}《宋刑统》卷27。
{14}《元史》卷《刑法志》。
{15}《大元通制条格》卷28“阑遗”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大明律》卷9“得遗失物”条。
{17}转引自佟鸿举:“满族先民的早期教育管窥”,载《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
{18}《隋书》卷25《刑法志》。
{1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9页。
{20}《旧唐书》卷185下《张允济传》。
{21}《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22}程树德:《九朝律考》卷1《汉律考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8页。
{23}《庆元条法事类》卷80。
{24}《元史》卷87《百官三》。
{25}《大元通制条格》卷28。
{26}《七国考》卷12《魏刑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66页。
{27}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汉穆拉比法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 15页。
{28}《明公书判清明集》卷12,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9页。
{29}《后汉书》卷39《滕抚传》。
{30}《宋史》卷407《杨简传》。
{31}《宋史》卷415《袁韶传》。
{32}《明史》卷281《李骥传》。
{33}《清史稿》卷447《丁宝桢传》。
{34}《庆元条法事类》卷80 。
{35}《通典》卷149。
{36}《大元通制条格》卷28 。
{37}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19页。
{38}梁彗星、陈华彬:《物权法》第2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39}《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40}【英】G·D詹姆斯:《法律原理》,关贵森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41}【英】 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2版),施天涛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42} 参见《中国民法问题新探》,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43}《私法研究》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4}参见《物权法(草案)学习讨论参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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