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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系统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探析
【副标题】 以贵州为个案研究
【英文标题】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ass Inc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作者】 刘锦涛【作者单位】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治安系
【分类】 公安管理法【中文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系统论;生成机理;制度化
【英文关键词】 mass incidents; system theory; formation mechanism; institutionalization
【文章编码】 1008-2433(2017)01-0118-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118
【摘要】

群体性事件的引发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有其生成演化逻辑。主要缘于社会转型期冲突因子的堆积、社会结构变迁中不满群体陡增、利益对垒的自力“抗争”、不公情境的“集体反抗”、现代化与民族风俗习惯的博弈、诉求渠道不畅下“被激怒的理性”、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战略谋划缺乏系统性、治理制度化程度低、应对能力不尽人意等。

【英文摘要】

The cause of mass incidents is not accidental, behind which there are deep - seated reasons and the logic of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The reasons are listed as follows: the accumulation of conflict factor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the sharply increased dissatisfaction in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the beneficial community confronting the independent “struggle”,collective revolt resulting from unfair situation, game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customs and habits, the provoked ration, the deficient governance a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lack of systematic strategic planning and government’s ability of coping with mass incidents is lo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2717    
  
  

系统论是上世纪出现的一种综合性理论,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人贝塔朗菲,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思维。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许多较小的子系统构成的;一切系统皆是一个动态过程。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是系统存在的内在依据,同时也是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基于此,我们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滋生和引发不是孤立的,社会群体产生意见分歧乃至行动上的抗争,其背后必定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有其系统生成演化逻辑。因而我们在探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出路时,有一些问题必须直面与回答:群体性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群体性“意见”与“不满”得以生成?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体性意见与不满最终演化成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或原因是什么?检视学界现有研究文献,认为大抵有以下四端:一是决策失当,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二是政策不合理,未能有效回应与满足一些民众的合理要求;三是执法办事不公,侵害部分民众的合法权益;四是官僚作风,深深伤害了部分民众的感情。笔者以为,这些方面诚然构成了引发触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但并不能诠释或涵盖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与能发生,缺乏系统论中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思维。是故,笔者在汲取前辈学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贵州省(以下所称“我省”指贵州省)为个案研究,力图从系统论视角来探析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以期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一、社会转型期冲突因子的堆积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1}。我省情形也是如此。社会转型衍生诸多问题,如风气的堕落、人情的冷漠、亲情的割裂,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等,在“部分解构着旧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销蚀着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伦理秩序”{2},“形成一定的秩序‘空白区间’或‘真空状态’,包括‘权威真空’、‘整合真空’和‘价值真空’”{3},这样的社会环境无疑会增加社会冲突的因子。而社会冲突因子的堆积,很容易点爆或引燃群体性事件。

二、社会结构变迁中不满群体陡增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社会结构是不同要素的组合,“一般而言,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中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结构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模式”{5}。然而,“尽管社会结构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停滞不前的。更确切地说,在每种社会中,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结构的变化”{6}。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与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趋向多元,利益格局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结构由同质转向异质”,“社会结构的分层、分化与流动”加速{7}。据统计,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11%~14%{8}。他们主要是失地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下岗失业的工人、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城市拆迁户、离退休干部等。这些人“在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分配体系当中不占据话语权,他们大多不单是经济上贫困,更是权利上贫困”{8},在涉及他们的利益及社会消极面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很容易被“沉默”,易于滋生不满情绪。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9}。一是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公共品投入长期低下,百姓“怨声载道”;二是基层政府不作为,不管事,公共服务缺失。政府必须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例如最起码的社会安全也难以保障,百姓“苦不堪言”。而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目前,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民间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短信、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变得更为容易,影响也更大。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中,这种社会不满心态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有学者探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利益无关者”参与到群体性事件当中时即指出,“这种冲突是由人们对一些公共权力掌握者的不满累积而成”的{10}。

三、利益对垒的自力“抗争”

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也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对此,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利益关系是人们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根本关系,而利益矛盾则是导致群体冲突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逐渐凸显,面对此种情势,有学者早已指出:“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12}各阶层利益需求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利益矛盾往往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复杂化的利益结构中相互博弈,从而使利益冲突升级为群体性事件。

审阅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暴力方式作为民众维护权益的一种表达手段一直存在。不论是在哪一时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抗争行为,它是下层民众维护其生存利益的被迫手段,甚至是一种极度隐忍之后的习惯性爆发。面对强势集团的利益侵蚀,权益抗争群体要么处于一种集体沉默的状态,要么借助于社会抗争等群体反抗行为来挽救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不公情境的“集体反抗”

英国政治哲学家曾指出,社会“除了因卓越的才华和勤奋而带来的不平等,其他任何不平等都不应存在”{13}。原因是“不公则怨,不平则怒”。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基石,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效率的源泉”{14}。而“对社会生存而言,正义比仁慈更根本。没有仁慈,社会虽然不处于最舒适的状态,但它可以存续下去。然而,要是非正义(不公正)行为盛行,那社会绝对要走向毁灭”{15}。是故,温家宝同志强调指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16}。

然而,改革开放前,我国就存在比较严重的“剪刀差”,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生问题有很大的改善,但社会不公现象也日益凸显”{17}。司法不公、教育医疗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尚存。而且“一般民众通过社会流动机制改善自身状况的努力与结果通常不成正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逐渐出现了各领域被排斥群体趋同的现象”{18}。

固然,一定限度内的社会分化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但倘若超出限度,就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是故,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要想使国家稳固,就应该使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19}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0}然而,我国的基尼系数持续扩大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情形若斯,因而有学者大声呼吁,称“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利益关系不协调问题,已经成为预防困难群体不满情绪的集聚和扩散,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促进社会平安建设的当务之急”{21}。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先生也指出,“社会转型首先应解决社会不公”{22},原因是导致社会动荡或变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23}

考究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不公平和缺乏正义是一切“群体性行为”的根源。作为矛盾集聚裂变结果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在社会不公。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容易使弱势群体普遍拥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等情绪,对政府的认同感也大幅下降。社会底层群体在和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博弈时往往成为“输家”,有的甚至是“多次输家”,而这种“二次被害”、“多次受欺”的经历越多,就越容易使利益受损者产生不平衡的心态,滋生社会仇恨。一般而言,这种个体或家庭的积怨不会直接导致过激的反抗或报复行动,但当这样的同质个体集聚到一定数量,群体不公心态就会形成,这就像在群体心中埋下了极易引爆的火药。当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发生并进入群体视野或公共领域时,一种不公情境就会快速形成并不断扩散,成为引爆潜伏在曾经有过类似经历或可能遭受相似不公对待的人群心中愤恨的“导火索”。

五、现代化与民族风俗习惯的博弈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民族风俗习惯与现代化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故,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120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4}民族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心理感情、道德准则和宗教观念等,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是民族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从社会演进趋向而言,任何民族的传统习俗都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也就是说,传统风俗应该跟上现代化的节拍移风易俗,然而,由于风俗习惯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往往不会随时代变迁而亦步亦趋。我们决不能因民族风俗习惯与现代化存在某种博弈关系而对其有所怠慢甚至忽视,事实上,“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好饿但是不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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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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