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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涉外知识产权归属的法律适用
【作者】 阮开欣【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研究员}
【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归属;法律适用;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权属普遍制
【英文关键词】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ication of law; lex protectionis; ownership universality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91
【摘要】

权属分歧现象是知识产权领域法律属地主义的体现之一,不符合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普遍主义的发展趋势,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单一准据法以适用于知识产品在各国的权属。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在知识产权的初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过程中,基于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属普遍制的适用空间,这有助于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和最大化利用。对于强行法范畴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则不存在权属普遍制的适用空间。现行国际条约并不妨碍权属普遍制的适用。如何确定权属普遍制中的单一准据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选取规则的明晰化并在各国获得共识是权属普遍制有效运行的前提。解决权属普遍制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共存所导致的法律冲突,应当遵循被请求保护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归属规则享有最终决定权的准则,反致规则的适用内含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

【英文摘要】

The “ownership diversity phenomenon” reflects territoriality of law,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legal universal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ere should be a single law applicable to the ownership of IP produc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principle of “ownership universality” is one feature of the weakening of IP territori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ought to be,“ownership universality” can be applied to IP ownership to some extent, which contributes to cross-border flow and maximum use of IP.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ownership universality” to mandatory rules of IP ownership.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aties pose no obstacle to the application of “ownership universality”. How to choose the single applicable law under “ownership universality”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nswered and the clar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by most countries of the choice of rule is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fo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ownership universality”. To resolve the legal conflict caus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ownership universality” and lex protectionis, the country from which protection is claimed should have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IP ownership, and the renvoi should be embedded in lex protectioni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7155    
  
  

引言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决定了同一知识产品在各国存在平行独立的知识产权,而这些平行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归属于不同的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知识产权的归属规则在各国不尽相同。根据目前的主流认识,知识产权的归属适用被请求保护地的实体法,基于权利所属国对于归属规则的不同规定,同一知识产品的利益在不同国家可能归不同的人享有。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权属分歧现象”。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通过成文立法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归属的准据法为被请求保护地法(lex protectionis),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8条。国内有学者支持该规定,倾向于我国跟随国际的主流现状,对于知识产权归属采取“保护国原则”。[1]

然而,权属分歧现象是知识产权领域法律属地主义的体现之一,并不符合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普遍主义的发展趋势。对于知识产权的归属一揽子地适用被请求保护地的实体法的做法在国际上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一个标志性的判例是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1998年8月27日判决的俄通社—塔斯社诉俄罗斯信使报社案(简称“俄塔社案”),[2]该案在美国确立了版权归属的准据法为最密切联系地法。[3]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些学术机构发布了关于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的示范法,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原则》(简称“CLIP原则”)和美国法学会的《知识产权:调整跨国纠纷中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的原则》(简称“ALI原则”),它们对于知识产权归属的冲突规范均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一刀切地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的做法。国内也有学者根据国际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冲突规范方面知识产权归属与其他知识产权事项的可分割性。[4]

随着国际私法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单一准据法适用于知识产品在各国的权属(以下称为“权属普遍制”),而非对于各个平行权利的归属分别适用各权利所属国的实体法,有利于同一知识产品在各国的权利较统一地归属于同一主体。本文将分析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类型,阐释权属普遍制的正当性以及知识产权地域性对于权属普遍制适用范围的限制,探讨权属普遍制的可行性及其障碍的解决,确立最密切联系的单一准据法,并解决权属普遍制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共存所引发的法律冲突难题,进而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建议。

一、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类型

知识产权的归属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初始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和继受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在各国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存有差异的背景下,涉外知识产权归属的法律适用可以据此存在两种类型。

(一)初始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

根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有在先关系,初始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当事人缺乏意思联络而分别独立产生相同知识产品的情形下,知识产权的归属基本上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但各国知识产权法对此仍存在些许差异。[5]对于初始取得专利权的归属,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采取先申请原则,而少数国家采取先发明原则。即使均采取先申请原则,不同国家在一些细节上仍可能存在规则差异,如申请日相同时的专利权归属规则,我国法律要求专利申请人之间达成协议,否则专利申请均会被驳回。[6]对于初始取得商标权的归属,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偏重于先使用主义,而大陆法系国家采取先申请主义。虽然我国商标法采取先申请主义,但也兼顾了在先使用人的利益。例如,商标注册人无权禁止在先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其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分标识。[7]又如,申请日相同时,商标局优先审定在先使用商标的人,驳回其他人的申请。[8]

对于缺乏在先关系情形下初始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适用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不存在争议,即仅根据权利所属国关于在先原则的法律来判断知识产权的初始归属,涉外因素(如当事人的国籍、住所地或知识产品的完成地)通常不会影响初始归属的法律选择。例如,甲和乙均是A国的国民,经常居所地均在B国,先后在C国独立完成了相同的发明,并均在D国申请专利,此时,双方对于D国专利权的初始归属应当适用D国的法律,而非A国、B国或C国的法律。

实际上,初始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主要发生于当事人之间存有在先关系的情形,如合作关系、职务关系或委托雇佣关系等。[9]当事人之间对于知识产权的归属可能并未作出明确约定,此时需要根据准据法中的默示规则确定权属。由于各国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初始归属规则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准据法的选择会影响知识产权的初始归属。

对于雇佣关系下著作权的初始归属,作者权体系的大陆法系国家只认可自然人作为作者,雇员作为作者享有主要的初始权属,雇主只能在其业务范围内享有限制性的权益。而偏重财产理论的英美法系国家则采取雇佣作品规则,认定雇佣作品的版权初始归属于雇主,美国版权法甚至将“作者”的概念范围延及作为雇主的企业,而非限于有血有肉的自然人。[10]我国著作权法则兼容了两大法系关于雇佣关系下著作权的归属规则,既规定了偏重于英美法系的“法人作品”(法人对作品享有完整的权属),也规定了偏重于大陆法系的“职务作品”(一般职务作品的权属主要归雇员,雇主仅享有两年的优先使用权)。[11]

不同国家对于雇佣关系下专利权的初始归属规则也存在雇员优先主义(如美国和日本)和雇主优先主义(如中国和法国)的不同倾向。根据雇员优先主义,职务范围内形成的发明由雇员享有初始的权利,在缺乏合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雇主通常只享有非转让性的使用权,如美国法律规定的“工场权”(shop right)。而根据雇主优先主义,职务发明的权利是由雇主初始取得,但雇员有权获得一定的报酬。

基于在先关系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存在涉外因素的情况下,其初始归属规则的准据法选择存有争议。在“俄塔社案”中,被告信使报社是一家俄语的周报,在纽约有两万左右的发行量,其在1992年到1995年间发行的报纸中约有五百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原告俄塔社(俄罗斯最大的国家级通讯社)的报刊。俄塔社遂在美国提起诉讼,指控信使报社侵犯了涉案文章的版权。而涉案文章权属的准据法选择是该案的争议焦点。如果选择被请求保护地法(该案中为美国法),那么根据美国法的雇佣作品规则,涉案文章在美国的权利归属于俄塔社,原告控诉的成立也就顺理成章。而如果选择最密切联系地法(该案中为俄罗斯法),那么该案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虽然俄罗斯版权法第14(2)条也规定了雇佣作品规则,但其第14(4)条明确,雇佣作品规则不适用于报纸、期刊等出版物。而根据俄罗斯版权法第11条(关于汇编作品权属的默示规则),作为雇员的记者对于自己所写的文章享有独立的版权,而作为雇主的报社仅对于报纸中文章的选取、编排及其整体呈现享有权利,据此,俄塔社无法对涉案的文章单独提起版权侵权之诉。

国际上主流的示范法对于知识产权的初始归属采取了区分规定冲突规范的做法,即对于一般情况下知识产权的初始归属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而对于存有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初始归属则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权属普遍制。“CLIP原则”第3:201条第1款作出了一般规定(初始归属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第3款规定了合同关系下注册性权利的初始归属适用该章第5节(知识产权合同的准据法)的规定。“ALI原则”第311条和第312条中的第1款分别规定注册性权利和未注册商标以及商业装潢权的初始归属适用注册地法和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地法,[12]该两条的第2款则均规定在先关系下的初始权属适用合同或在先关系所适用的法律。

(二)继受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

继受取得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基于法律的权属移转和基于合同的权属移转。基于法律的权属移转是非自愿的移转,其中不存在意思表示的要素,而是基于法律事件或事实行为(如继承或婚姻行为)导致知识产权归属主体的变化。针对基于法律的权属转移,知识产权归属的冲突规范采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不存在争议。“CLIP原则”第3:507条和“ALI原则”第316条也均规定,基于法律的权属移转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

基于合同的权属移转指的是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许可,此时知识产权归属主要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该情形下,知识产权转让或许可合同是知识产权归属的首要依据,合同的准据法起到辅助的作用,但合同准据法的选择仍可能影响知识产权的归属。鉴于转让或许可合同可能并未对于知识产权归属予以全面明确的约定,此时需要根据合同关系的准据法对于归属约定加以解释、补充或调整。例如,对于一系列高度近似的联合商标,转让合同中只约定了其中大部分的主商标,对于其他个别联合商标未作约定,那么个别联合商标的权属是否移转,就需要诉诸法律的规定。又如,在“王老吉”商标纠纷中,由于许可合同欠缺明晰的约定,许可期限结束之后“王老吉”商标以及红罐装潢的权益归属存在争议,此时商标转让与许可的准据法具有重要的地位。

知识产权转让或许可的冲突规范允许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并在当事人没有约定准据法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这基本不存在争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本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CLIP原则”第3:501条规定了知识产权合同的意思自治原则,第3:502条则规定缺乏准据法选择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并对连结点的选择列出了一系列因素。“ALI原则”第315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然而,与一般财产权有所不同的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在许多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著作权法中不允许精神权利的转让,只能由作者享有作品的精神权利,这在大陆法系国家尤为明显。如果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其作品上的所有的著作权项,那么该合同的效力不能延及其中的精神权利,作者在其精神权利受到侵犯时仍有权提起诉讼并获得救济。又如,美国法要求商标权的转让需要所涉业务的商誉一并转让,不允许商标权的“空壳转让”(assignment in gross),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这一限制。鉴于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问题实质上属于公法的范畴,其准据法只能是被请求保护地法,不允许意思自治原则的介入。“CLIP原则”第3:301条和“ALI原则”第314条均规定,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在我国,虽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9条没有规定可转让性的例外,但是其第4条关于“直接适用的法”的规定可以介入,从而确保我国知识产权可转让性方面的强制性规定优先得到适用。[13]

(三)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重点探讨对象

可以看出,对于权属普遍制的探讨应限于多个当事人具有合同关系或者其他在先关系的情形,主要针对知识产权的初始取得。首先,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主要出现于初始取得过程中,而在继受取得中较少产生纠纷。这主要是由于知识产权转让过程中通常会对权属作出明确约定,而初始取得过程中则容易忽视对知识产权归属的约定,各方主体可能仅实施产生知识产品的事实行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仅仅产生事实上的在先关系),特别是在当事人数量较多的情形。其次,对于继受取得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采取权属普遍制,实际上也并不存在实质性争议。

在基于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初始归属问题方面,准据法选择的纠纷与司法判例更多地出现于非注册性知识产权,国际上的学术讨论也较多地关注著作权归属的法律适用问题。这可能是由于注册性知识产权需要政府机关的审批或确认,其权利主体也会被记载于登记簿中予以公示,从而当事人可能更会意识到权属约定的必要性。而且,《专利合作条约》(PCT)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为同一知识产品(专利或商标)在多国获得注册性权利提供了便利,具有知识产权海外布局意识的当事人在原属国提交PCT申请或马德里申请前,往往会对知识产品在各国的权属作出统一安排,不太容易产生在先关系之间的权属纠纷。

不过,当事人在申请注册性权利之前仍可能欠缺关于权属的约定,在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之后(包括注册性知识产权获得授权或核准之后),具有在先关系的其他当事人可能提出权属之诉。如果注册性知识产权的最密切联系地不同于权利所在地,那么注册性知识产权的初始归属应存在权属普遍制的探讨空间。“CLIP原则”第3:201条第3款对于初始取得注册性知识产权规定了权属普遍制,其官方评论阐释该条规定的适用并提供了一个示例:医药公司P希望申请在欧盟各成员国和瑞士均具有效力的欧洲专利,P的登记地在德国,其发明是在英国的实验室完成,参与药物研制的多名员工分别具有不同国籍,而劳动合同中不存在任何准据法条款。根据“CLIP原则”,英国法应作为该案例中欧洲专利权属的准据法。[14]

关于注册性知识产权的归属,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准据法选择的纠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2018年判决的“吴丰庆诉希美克公司、BETTELI公司案”[15]中,原告曾在被告希美克公司任职并在中国大陆完成了涉案的职务发明,希美克公司将专利申请权转让给被告BETTELI公司后,BETTELI公司在美国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未申请中国专利),再委托希美克公司生产专利产品并出口至美国。原告依据中国专利法请求发明人报酬,而被告主张对涉案美国专利的报酬问题适用美国法,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可以看出,涉案标的针对美国专利权,其被请求保护地应是美国,而最密切联系地较大可能是中国。[16]该判决在实质上与权属普遍制相吻合。

二、权属普遍制的正当性及其限制

(一)知识产权地域性与权属普遍制

权属普遍制与知识产权地域性之间不存在矛盾,而是契合于知识产权地域性不断削弱的趋势。厘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更新和完善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理论构造,也为权属普遍制的正当性提供铺垫。

地域性(也称为“属地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法律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地域属性,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通常比其他私法的属地性更强,这主要是由于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公共政策属性。法律的属地性随着历史的演进处于不断弱化的动态过程之中,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也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其曾经所具有的部分地域性特征逐渐消亡。在历史初期,法律曾具有严格的属地性,一国法律只保护内国国民,外国人不具有法律地位而难以在内国从事民事行为,而国际私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早已使上述严格属地性不复存在。与之类似,在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之初,一国知识产权法只保护本国国民创造的知识产品。但现行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早已打破了这种严格的地域性,一国的国民对其知识产品可以在另一国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享受权利保护。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弱化体现于多个方面。平行进口的合法化是当前知识产权地域性弱化的一个典型体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权利用尽规则的适用趋向于“国际用尽”。美国最高法院在2013年判决的“科森诉约翰威立公司案”[17]和2017年判决的“印象公司诉利盟公司案”[18]中分别明确了版权领域和专利领域平行进口的合法性。日本法院在1971年判决的“派克钢笔案”和1988年判决的“BBS汽车部件案”中分别确立了商标领域和专利领域平行进口的合法性。[19]我国2008年修订的专利法明确了专利平行进口不构成侵权,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不乏认可商标平行进口的案例。[20]又如,知识产权消极域外效力的扩张也是其地域性弱化的一种表现。[21]近些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法院对侵犯外国知识产权案件行使管辖权(笔者称之为“侵外”管辖),[22]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案例也愈加增多,甚至包括惩罚性赔偿的判决。[23]

权属普遍制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地域性弱化的表现之一,其并未抵触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基本底线。根据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本质上体现于知识产品在各国平行权利的独立性,知识产品在一国的权利完全由该国决定,不受他国影响。权属普遍制并不限制权利人单独转让或许可知识产品在一国的权利,不会影响知识产权在各国的独立性。在准据法方面,知识产权地域性体现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而权利归属和权利内容等其他事项之间具有清晰的可分割性,权属普遍制不会影响权利内容或侵权事项方面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适用。欧盟《关于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条例》(简称《罗马第二条例》)[24]第8条第1款规定知识产权侵权之债的准据法为被请求保护国法,该规定并未涵盖知识产权归属事项。

需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已经得到普遍共识,一国的知识产权并不属于该国公权的范畴,而是知识产权人在该国的私人利益。知识产权的归属原则上属于私人自由处分的范畴,大多数情况下不受政府的强制干预。对于一国的知识产权,其权利归属事项不应只适用该国的实体法,有时适用他国关于知识产权归属的实体法可能更符合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国应基于礼让认可他国权利归属规则适用于本国知识产权。对于知识产权归属采取绝对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是固守严格地域性的表现,不符合国际私法制度向普遍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俄塔社案”中,对于原告主张的美国版权,美国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俄罗斯版权法作为涉案作品权属规则的准据法。基于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版)》的原则性规定,纽曼法官(Newman)在判决意见中指出:“版权是一种财产权,通常的规则是与当事人及其私人财产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决定当事人的利益。《重述》认可该原则适用于无形财产,如创作思想。”[25]

虽然注册性知识产权的生效需要政府的授权或确认,其应当比非注册性知识产权具有更强的地域性,但是权属普遍制对两者的适用不应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其本质原因在于两者都属于国际公认的私权。国家行为原则(act of state doctrine)曾作为对知识产权侵权采取专属管辖的主要理由,该观点在国际上已被全面抛弃。实际上,其所衍生出的专属管辖仅适用于注册性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事项,而非归属事项。基于国家行为原则,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第16(4)条规定了注册性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的专属管辖。欧盟法院在其1983年判决的“杜吉斯提诉哥德堡尔案”[26](该案是专利权的归属纠纷)中明确,该条规定不延及适用于注册性权利有效性问题以外的诉讼。

(二)权属普遍制的正当性

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在知识产权的初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过程中,基于合同关系或其他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均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属普遍制的适用空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权属普遍制,符合国际私法的发展规律,有助于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和最大化利用。

在国际私法制度产生之前,各国法院不适用外国的法律,传统财产权的归属在各国分别适用法院地法律,物权领域可能也现实地存在过权属分歧现象,同一动产在不同国家的权属可能不同。举例来说,动产在A国发生法律事实,其权属发生变动,B国法院审理涉及该动产权属问题的案件时适用法院地法(B国法律),而A国法院审理涉及该动产权属问题的案件时适用A国法律。根据这种分割的权属规则,当动产从一国被运输到另一国时,该动产的权属可能会由于各国物权归属规则的差异而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物权归属法律关系的紊乱则致跨境交易难以达成,严重阻碍动产的跨境移转。随着国际私法制度的产生,“涉外物权平权原则”(相当于物权领域的权属普遍制)逐渐实现。物之所在地法适用于动产权属的冲突规范在各国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适用于动产权属,而动产地理位置的变化不会对权属产生影响。这样,一个动产在A国形成的物权归属不会因为其转移至B国而发生改变,除非发生新的法律事实,其在B国的物权归属仍然依据A国的法律。物权归属法律关系的稳定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与之类似,知识产权领域的权属分歧现象阻碍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上不少版权法学者认为,对于版权归属采用单一准据法可以促进作品的全球传播和利用。[27]各示范法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权属普遍制,也正是为了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最大化。[28]知识产品在全球各地的权利统一归属于同一主体的情况下,使用者只需获得一个主体的许可,不仅有利于实体贸易环境下附载知识产品的货物进行跨境流通,也有益于网络环境下知识与信息的最大化传播和利用。相反,如果同一知识产品在各地域的知识产权分属不同主体,对于附载知识产品的货物在多个国家具有市场的经营者则需要获得多个主体的许可,这样会增加利用知识产品的交易成本,有悖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理念。

权属普遍制与平行进口的合法化具有相同的价值内核,即促进附载知识产品的有形商品尽量自由地进行跨境流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分割知识产品的地域市场而获得差别定价的垄断利益不宜被知识产权法所保护,而权属普遍制与平行进口合法化的结合有利于该制度目的之实现。知识产品在各国的权利归属于同一主体的情况下,“国际用尽”可以防止知识产权人利用知识产权的独立性而使其产品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市场定价。例如,权利人甲对于某个知识产品在A国和B国都享有知识产权,使用者乙在A国获得许可而生产附载该知识产品的商品。根据“国际用尽”的权利用尽规则,该商品出口至B国时乙无需再次获得B国权利人甲的许可,甲难以利用A国和B国存在两个独立的权利而获得差别定价的利益。相反,权属分歧现象促使同一知识产品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权利人,知识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差别定价仍然能够依靠知识产权法得以维持。例如,某个知识产品在A国和B国的权利人分别为甲和丙,甲许可乙在A国生产附载该知识产品的商品,但乙生产的商品出口至B国时,还需要获得B国知识产权人丙的许可,现有的“国际用尽”并不能排除丙在B国根据知识产权法对于平行进口的商品主张排他权,其采取的差别定价不会因为甲在A国享有合法知识产权而受到影响。

视听制品(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制作往往需要较多主体的参与,其版权归属规则在各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特别需要权属普遍制的介入来便利视听制品的跨境传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视听表演国际条约(2012年通过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草案中曾加入关于权属的准据法条款,以协调各国对于视听制品权属的实体法分歧。[29]加拿大最先提出作品来源国法(lex originis)作为视听制品权属的准据法,而获得最多支持的准据法方案则是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于视听表演权益的归属(美国与非洲国家分别提出了这类方案)。[30]2000年外交会议的《基础提案》第12条的备选项G条(1)款规定:“在缺乏相反合同条款的情况下,本条约赋予视听表演的任何排他权利通过协议或法律的实施而转移至制片者,应当适用与该视听制品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31]为此建立的工作组在2000年12月19日作出的讨论草案最终将准据法修改为与(表演者与制片者之间)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32]这仅仅是条文措辞上的调整,不存在实质性的变化,权属普遍制所针对的情形只是多人合意下形成的知识产品,与涉案知识产品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也就是与多人之在先合同关系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不过,2000年外交会议以失败告终,准据法条款遭到欧盟的反对而最终未获通过,因为欧盟担心这会导致美国法适用于大多数视听表演的权属纠纷(美国的影视产业发达,其视听制品出口量最多,从而导致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是最密切联系国)。[33]

实际上,权属普遍制更符合知识产品生产者与使用者对于知识产权归属的预期,而对知识产权归属采取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却不利于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34]许多人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对于知识产权归属适用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现状,有学者甚至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误以为权属普遍制已经适用于版权的归属。例如,国内版权法学者王迁认为,视听表演国际条约中是否规定准据法条款不会影响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于视听表演权属的实际适用,2000年外交会议关于第12条的争议仅仅是“脸面之争”。[35]该错误认识恰恰反映了权属普遍制是法律应当发展的趋向,其更符合人们对于知识产权归属的预期。前文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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