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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商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南海安全合作
【副标题】 以国际法价值观的变革为视角【作者】 江河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价值观;南海安全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新安全观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148
【摘要】 “南海仲裁案”表明区域外司法能动主义、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之间的博弈都无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两者的片面适用最终导致了南海地区的安全困境。南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间枢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持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有助于实现南海的普遍安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安全观基本构成及其互动的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共建使国际法的基本价值由消极的和平迈向以普遍安全为前提的积极和平,为南海地区的安全合作奠定社会基础,有利于中国根据其宏观战略制定南海安全合作的路线图。同时,在国际法和大国政治以及争端解决的法律和外交方法的双重互动中,“一带一路”的溢出效应必将沿着新安全观的内在逻辑推动南海周边国家开展多边区域安全合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619    
  
  国际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际法基本价值和争端解决制度的发展史。作为国际法的基石,《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第1条确立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国际法价值中的核心地位。为了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宪章》第2条规定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基本原则,第33条规定了法律与外交两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最近几年,由于美国的介入,南海问题不断被国际化并逐渐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追求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以及具体的实施规划,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的共建确立了最终目标和基本理念。“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它将加强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从而在共同安全中导向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和“一带一路”的溢出效应,将推动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互动,南海争端也将在国际法和外交博弈的互动中得到和平地解决。
  一、南海地区的安全困境:国际法传统价值观及争端和平解决之悖论
  作为世界贸易和能源通道,南海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南海周边国家与部分利益相关国有都将南海权益界定为其外交政策中的重大关切。就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文明冲突论”而言,[1]南海安全事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南海地区的共同安全以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为前提,而在现代国际法的框架下,南海争端得以和平解决的方法主要有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外交博弈则导致南海问题的复杂化而威胁亚太安全;同时,“南海仲裁案”[2]的非法裁决也使南海争端陷入僵局。
  (一)南海争端外交解决的困境: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博弈
  根据《宪章》第33条的规定,以谈判与协商为主的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之一。南海争端不仅充斥着区域内的大国和小国的外交博弈;而且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也使南海争端在全球层面上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尽管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构成国际法的社会基础,然而两者的零和博弈会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首先体现为以实力为基础的政治博弈,没有主权国家的同意,国际法不可能通过实体和程序规范来约束当事国。以和平解决争端为前提,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都通过自身的优势和特性影响国际争端的外交解决。
  1.大国政治、小国政治与国际争端的解决
  虽然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大国和小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各自对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影响是不同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将国家分为“体系决定型”“体系影响型”“体系作用型”“体系无关型”四类。[3]在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语境下,大国整体上与前两类国家相对应,小国与后两类国家相对应。根据国家实力的三大要素:经济总量、全球政治影响力和所在区域认可度,[4]可纳入公认大国范畴的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可纳入相对意义的大国范畴的有日本、巴西、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而其他国家则可视为小国。
  与霸权政治相比较,大国政治具有特定的法理内涵。霸权政治表现为将国际法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是以国家实力为支撑单方面影响和操纵国际关系的大国霸权;大国政治则表现为以国际法为行动框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支配力维护国际公共利益的大国特权。[5]相比而言,霸权政治抑制国际法的发展,大国政治则在人类文明的特定阶段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在国际法发展的早期,由于国际法的自然法属性以及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法深受大国政治的影响。大国政治不仅事实上有助于实现国际法的价值,而且也积极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国际联盟盟约》和《宪章》曾先后构成国际法的基石,有关两者决策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联合国安理会所体现的大国政治比国际联盟主张的国家绝对平等更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6]小国政治渊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是各国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国家主权原则实为一种自然法原则,只有在同质的文化背景下才得以安全实现。“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是国际法存在和运作的基础。”[7]大国政治以权力平衡反对霸权政治而为实证国际法奠定了社会基础,小国政治则往往以平等权利反对权力政治而为自然国际法确立了法理基础。
  和平解决争端的政治方法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特征,都促使大国通过以实力为基础的谈判与协商解决国际争端,而小国则通过与大国结盟、融入区域一体化或者依赖于全球性的国际制度来弥补自身实力不足所造成的劣势。[8]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占据优势地位,小国则成为该国际秩序的一个部分。为了生存并获得更多利益,小国也不得不与大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展开博弈。大国的实力较强,容易在外交上获得相对优势,使争端解决更有利于自己。小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往往诉诸国际制度,这在欧洲国家得到了充分实践,[9]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设立于荷兰,也某种程度上表明小国对国际法的重视和青睐。尽管欧盟的决策机制向大国倾斜,但它以双重多数表决为基础,[10]以欧盟公民制度和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制度为背景,这体现了公民政治对于国家政治和小国政治对于大国政治的渐进式超越。
  2.南海争端中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博弈
  在南海争端的外交博弈中,中国倾向于大国政治之适用,坚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海洋争端,而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则本能地以小国政治追求其海洋权益。结合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争端中与中国进行政治博弈的选项有三种:一是在相关东盟成员国之间建立小国同盟以对抗中国;二是融入区域一体化或通过区域方法解决争端;三是与域外大国结盟来对抗中国。由于军事实力的差异、亚洲一体化的落后以及东盟成员国内部有关南海争端的分歧,前两种选项并非最佳选项。因此,与美国结盟便成为其首选项。最终,小国与大国的博弈也逐渐演变为大国之间的博弈。
  人类文明的共性及其进步推动了社会争端解决的制度化,国际社会的争端解决必然从双边博弈走向多边博弈,最终导向共同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国际争端解决的发展逻辑,是以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及其互动为基础的,进而形成了国际法实效的区域差异。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国家主权在外交博弈中更多的体现出权利的平等属性;在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则更多地体现出权力的实证法特质。整体上,前者的区域国际法的实效性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国际关系将沿着条约—宪法性条约—宪法条约的轨迹不断的法治化,欧盟即为典型例证。后者的国际法发展水平则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也因此具有较强的区域特性,如亚太经合组织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法来解决争端。导致这种国际争端外交解决差异的主要因素为当事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依赖以及民族文化融合。
  在南海地区,许多主客观因素导致了争端博弈的复杂化。首先,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冷战的两极格局以及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都使南海周边国家之间因区域外因素的介入而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其次,南海周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大部分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边缘化。最后,东南亚是世界的“文明地震带”,亚洲也是全球区域一体化最弱的地区。在这种背景下,南海争端中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之间的博弈脱离了正常的历史发展逻辑,难以受到区域方法和全球机制的约束。于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倾向于以大国政治解决海洋争端,小国则倾向于寻求国际法或区域外大国的干预。在这样的背景下,争端双方与美国之间的复杂三角关系形成了南海地区外交博弈的困境。美国的新冷战思维和亚太战略与中国主张的南海政策的对立,使中美关系面临被小国政治利用的风险;同时,南海争端也会被美国利用为其海洋霸权服务。就全球法治的实然状态而言,霸权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是国际法难以规制的对象,当这种对立的全球性大国博弈集中于南海时,其区域安全就越发脆弱。
  (二)南海争端法律解决的困境:“南海仲裁案”的实践
  在关于南海争端的外交博弈中,中美关系的变幻莫测及双方实力的对比变化,使菲律宾的域外同盟充满不确定性。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对中国提起仲裁成为菲律宾运用小国政治的最佳选项。对于菲律宾来说,仲裁的外交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它符合其盟国美国针对中国的成本强加战略,[11]也得到日本等国家的支持。然而,仲裁庭作出的不公正“裁决”使“南海仲裁案”成为一场闹剧。
  1.区域外大国因素与仲裁庭设立的公正性
  任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都不是在权力真空中运行的,大国政治往往影响国际法的实施机制。“南海仲裁案”表面上是中菲海洋争端的司法解决,实际上是中美两个大国政治外交博弈的体现。尽管在争端诉求上美国不是真正的利益相关者,[12]但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干预南海争端,通过亚洲盟国来遏制中国。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日本也在幕后积极推动“南海仲裁案”。美国和日本实际上是菲律宾背后的隐形大国,其霸权政治和大国政治的实践影响了仲裁庭的设立和运行。
  “南海仲裁案”明显受到了区域外大国和区域外司法能动主义[13]的影响,进而导致了判决的非公正性及其执行困境。由于中国缺席仲裁,依据《海洋法公约》规定而指定的5名仲裁员中,国际海洋法法庭日本籍庭长柳井俊二指定了4名仲裁员,第5名仲裁员是菲律宾为自己指派的。鉴于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同盟关系以及中日东海争端的事实,日本无疑是中菲南海争端的利益相关者。此外,柳井俊二的工作经历和相关社会任职也使其中立性受到质疑,[14]按理他在仲裁庭的设立特别是仲裁员的指定上应当回避,但事实上他完全主导了仲裁庭的人员构成,并导向区域外司法能动主义的过度适用,从而影响了管辖权和实体问题审理的公正性,最终导致了完全倒向菲律宾的裁决。
  2.南海仲裁的域外司法能动主义
  司法能动主义渊源于普通法系的衡平法,[15]它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偏离既定成文法或先例规定,以政治信仰或公共政策为指导,扩大公民权利范围,以实现社会公平。[16]司法的基本特征在于被动性,因而能动司法应具备特定的社会背景、政治基础和逻辑前提,这3个条件集中体现为宪法、法律原则以及奠定两者合法性基础的社会正义共识。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享有普遍管辖权的强制性司法机构,国际层面的司法能动主义也就缺乏制度基础,因此国际社会的司法严格上说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它以当事国对相关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同意为前提。由于民族文化的多元、世界宪法的缺乏以及对国际法基本原则解读的差异,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应坚持司法抑制主义而非司法能动主义。尽管欧洲法院的能动司法确立了欧盟法的优先性和直接效力等基本法律原则,但欧盟宪法性条约已经超越国际法的边界而发展为“自成一类的法律”。[17]
  国际司法机构的运行机制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其法官构成应能代表世界各大法律文化,[18]这种代表性实质上是对能动司法的一种民主限制。法官在地理区域和法律文化上的代表性有助于国际争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然而,“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成员中并没有亚洲籍成员,完全是西方法律文化的代表。[19]如此仲裁庭做出的仲裁裁决想要获得争端双方的共同认可无疑是很难的。更重要的是,从司法能动主义的概念界定出发,“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也完全脱离了国际法的社会基础,违背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被动性和基本功能定位。首先,仲裁庭对“岛屿”的界定适用严格的标准,[20]虽然其旨在发展软法以遏制此起彼伏的海洋争端从而维护海洋安全与秩序,但通过司法判决来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超越了司法抑制之权限,这项职能应由联合国安理会予以实施。其次,基于国家主权原则的支配地位,对于核心利益特别是国家领土问题,国家在条约实践中一般予以保留,《海洋法公约》也为此设定了例外条款。[21]但是,仲裁庭在对争端定性时通过能动司法将次要特性界定为主要特性,从而不适用中国对领土争端的排除性声明,[22]最后,仲裁庭忽视了大国合作与对抗对裁决执行以及国际安全的影响。在大国政治与国际法的互动中,仲裁庭应坚持以司法抑制主义而非司法能动主义规范争端背后的大国关系,特别是涉及领土完整的国际争端。虽然“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是令人向往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南海仲裁案”的区域外司法能动主义及其裁决的执行困境表明,南海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缺乏其必要的社会基础,它脱离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依赖和文化融合的一体化现实。虽然中菲双方所坚持的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都属于争端之和平解决,在国际法上都具有合法性,但它却形成了南海争端和平解决机制的内在悖论。这种悖论根源于国际法传统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在国际法的传统价值观上,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国际国际社会和国际法更强调战争或武力之禁止的消极和平,但对共同发展之积极和平缺乏应有的重视[23]。同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促进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国际市场的四大自由流动可以促进文化融合。在这种条件下,超国家的司法机制才会成为争端方的共同选择。
  单纯的外交方法或法律方法无法有效地解决南海争端,南海争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现实,不应再用传统目光去看待其解决,中国作为争端一方,应转换思路,着力创新,寻求新的争端解决思路。
  二、国际法价值观的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的外交实践
  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是国际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与南海地区的共同安全依赖于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蓝色圈地运动”使全球海洋争端此起彼伏,在亚太地区,由于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南海争端日益威胁其和平与稳定。西方国家实力的衰落,使其主导的全球公共产品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它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国际安全和经济合作制度等公共产品,也将推动亚洲的一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国际法价值观的新发展。在“一带一路”的共建中,这一新安全观是对传统集体安全制度的超越,使国际法的价值实现了从消极和平到积极和平的变革。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新安全观:国际法价值的新发展
  当今的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为了回应21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习近平主席先后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平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确立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安全观。它继承、弘扬和发展了国际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促进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发展。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解读
  2011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4]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5]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对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6]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全面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和主要内涵,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27]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主要包括基本原则、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更为系统的新安全观。[28]2018年3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而成为了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例如,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9]
  一方面,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人类面临系列挑战和诸多风险,发展鸿沟日益突出,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继承和弘扬《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指导外交实践的宏观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也可以理解为其基本外延,它主要体现为:(1)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2)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3)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4)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5)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30]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2)国际人道主义精神;(3)《宪章》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1]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以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32]由此可见,平等性、共生性、合作性和安全性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和开放包容的世界,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宗旨相一致,[33]后者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开放性,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互”性到“共”性的飞跃和新安全观的提出,这些“共”性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四项原则都有一个“互”字,这体现了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真正平等。“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目标。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关键词是“共”字。从“互”性到“共”性体现了国际法主体意识的新发展。“互”性揭示了国家间的平等,但其政治基础为双边外交博弈或两极格局之多边博弈。在冷战结束后,各国在全球化中形成了命运与共的“复合相互依赖”。[34]同时,新自由主义使全球市场的负外部性日益增加,人类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生存威胁,在全球风险社会中,人类的主体性日益增强。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之一。英语词汇“humanitaitarianism(人道主义)”和“human-ity(人类)”的同源性也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道基础。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从利益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平等伙伴之对话协商到多边主义之共建共享,从经济之发展和繁荣到人文之包容和互鉴,最后到人类共享的绿色世界,[3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处”向共同体的“共荣”发展,并沿着一体化的“溢出效应”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36]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37]这种新安全观是对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对《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弘扬,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以《宪章》为基石的现代国际法,都以国际和平与安全为首要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的实践并不是从“共处国际法”迈向“共进国际法”,[38]而是“共存”或“共处”之状态及其合作方式发生转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处”的英文措辞“Co-existence”实为“共存”之含义。在冷战时期,国家间的共同生存强调的是武力规制之传统安全意义下的“共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非传统安全的出现,“共存”也衍生出新的内涵和外延,还包含整个人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生存,这是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人类安全的可持续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目标体现了新安全观的核心地位。“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表明只有通过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持久的与普遍的和平,大国霸权和传统的集体安全制度都依赖于武力或武力之威慑,这种消极安全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是极为脆弱的。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包含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以及保护地球环境的可持续安全,便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观的基本构成要素。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既可以通过相互依赖关系超越战争以实现消极的和平,也可以在共同繁荣中消除结构暴力以追求积极的和平,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普遍安全的世界。在这种新安全观的支配下,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必然导致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实现从“共处”之和平到“共同体”之和平的飞跃。无论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还是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以共同安全为前提。因国际背景的差异,共同安全的范畴也有不同。在冷战时期,共同安全的主要内涵限定于传统军事安全意义上的消极和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之下,共同安全的内涵逐渐向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积极和平发展。如果说前者主要体现在军事同盟之共同安全和联合国之集体安全,后者则体现为普遍安全、积极和平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宏观理念和长远目标,其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更为具体的外交实践。
  (二)“一带一路”与积极和平:国际法价值观革新实践的中国方案
  冷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降低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整体上经济全球化日益凸显其负外部性。尽管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整体上实现了国际社会的消极和平,但是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主义组织)形成的安全威胁却日趋严峻,积极和平逐渐发展为国际法价值追求的重要目标。
  1.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上的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宪章》第1条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规定了四大宗旨,其中前3款为实质性宗旨,它们构成了国际法的基本价值,而第4款则是程序性宗旨。就其关键词而言,前3款内容可以概括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3项宗旨。进一步分析这3款的具体内容,便发现其先后顺序体现了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内在逻辑及其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优先等级。
  《宪章》第1条第1款“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阐述了国际法的首要价值。“制止侵略行为”“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等措辞将和平界定为消极和平。消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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