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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论司法过程中的案件事实论证
【作者】 武飞【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法学博士、副教授}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司法裁判;案件事实;事实论证;叙事融贯;论证模式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45
【摘要】

案件事实既是对事实存在的描述,也是对事实存在的评价。司法过程中的事实认定可以在理论上被区分为事实发现与事实论证。事实发现的过程是推论性和判断性的,它帮助法官初步获得事实认定结果;而事实论证的脉络则是回溯性的,它要求法官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回看事实发现的过程,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与裁判事实进行检验并形成内心确信。就案件事实论证的正当性而言,案件事实认定理由应达到真实性、决疑性、叙事融贯性、说服有效性、经济性等标准。案件事实论证可借助于多种论证模式,其整体论证模式具有可废止性。借助于有效论证,司法裁判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实现对事实之“真”的追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987    
  
  

引言

司法裁判可被主要分为两部分,即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难以清晰二分,但是相对于法律适用而言,事实认定在司法裁判中具有更基础性的地位。在司法实践中,让法官们花费更多心力的常常不是法律适用,而是事实认定;很多疑难案件中引起争议的,也并非法律适用,而是事实认定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事实认定之难,在数量上远超法律适用之难。因事实认定问题导致案件被改判或撤销的情形,也多于因法律适用错误而导致案件被改判或撤销的情形。[1]现代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也是理由之治。但值得追问的是,既然事实问题如此重要,为何各国的司法制度没有明确设定法官的案件事实论证义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法学界对于案件事实部分是否需要进行论证,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多年前,龙宗智等学者就指出,法官需要对事实认定说明理由,尤其是细致说明对证据的取舍及原因。[2]苏力认为,无论是在证据认定上,还是在基于证据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上,除了因涉及法定证据标准从而转化为法律问题争议外,基本上都是无法论证的。[3]近年来,黄泽敏对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问题进行了研究;[4]于辉尝试了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进路,以寻求案件事实论证的最佳结果;[5]杨贝将案件事实区分为再现事实、证据事实与裁判事实等三个层次,提出以论证作为裁判事实的建构方式。[6]可见,即便我国法学界在事实论证问题上尚未形成通论,仍然不妨碍学者们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事实论证的技术性研究。本文贯彻“认真对待事实”的立场,[7]分析案件事实上必要的论证义务,着力寻求具有可行性的论证评价标准与论证模式,以期积极推进我国司法深度公开的进程。

一、案件事实上的论证义务

(一)案件事实的层次与论证之可能

一般而言,事实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知识形式。[8]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呈现,是各方主体在法律意义上再现生活事实的过程,是依赖于语言进行陈述的经验推论过程,也体现了不同主体对生活事实的认知。本文将进入司法过程的事实统称为“案件事实”。作为一个模糊的复合型概念,案件事实包括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证据事实以及裁判事实等多种事实形态。具体来说,原被告双方基于立场不同或视域局限,在生活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案情进行重述再现。这种事实主张是与其法律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可被解释为是将原生事实与法律规范要件相连接的“要件事实”主张。[9]一旦在论辩阶段双方当事人已经提出了各自的陈词,在裁决阶段,法官的任务就是审视案情,认定证据,“把所有证据置入一个更大的证据群之中”,[10]从中筛选出证据事实,即由合法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证据事实的基础上,法官通过整体性的证据与事实评价形成裁判事实。

各层次的案件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陈述,但都必须以证据作为支撑。然而,证据通常能够证明的只是事实的点或线,案件事实并非简单的证据堆砌,在片段化的证据事实之间,是人们的想象加工等价值判断形成的链条。虽然法律致力于调整事实而非陈述事实,但事实的确在司法过程中被重述了。即便考虑到事实问题的复杂性,现代司法制度皆对诉讼主体提出事实行为的边界和活动范围,规定了细致的证据规则和证据制度,但这些主要是通过程序性规范来约束诉讼的行为,经常无法真正触及事实问题的核心决策。案件事实既是对事实存在的描述,也是对事实存在的评价。

在案件事实论证这一问题上,我国的一些学者主张事实认定无需论证。他们并非基于客观真实论的立场认为案件事实就是客观真实因此无需给出理由,而是认为事实认定思维是一种判断思维,不能说理。“操控司法权的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和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都是无法采用任何量化标准来进行测度的。”[11]事实认定的过程依赖于证据的有机结合,而将证据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经常是一些可能无法言说的直觉或经验。因此,各国司法制度对事实问题从来都是以不给分析和论证的判断来解决的。[12]不仅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不涉及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对于证据为什么可以被采信以及诸多证据是否真正证明了案件真相等证据问题,一直都强调自由心证,并不要求法官给出详细的理由。

苏力等学者的观点,则主要是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陈述影响案件事实的因素以及案件事实形成的复杂过程,由此认为无法通过语言进行准确描述,因而也就不能证立其事实认定的结论。站在法官的立场上来看,除了证据及法律依据外,多年审判经历所形成的法律感或经验直觉,都会帮助法官形成对事实的认定。逻辑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们都无法提出一套具有可重复性的方法,来处理司法过程中的每一个信息细节。笔者认为,考虑到司法过程的实然状态,心证不可言说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是,借助于其他理论工具,我们可以对司法过程进行另一角度的解读。

(二)案件的事实发现与事实论证之理论区分

在司法理论上,我们可以借用法律发现与法律论证的概念,将事实认定的过程分为事实发现[13]与事实论证。从给出理由的角度来说,促成法官发现事实的因素可能有很多,我们可以称之为动机理由或推理理由;那些可以作为说理内容的理由,我们可称之为论证理由或辩解理由。事实论证的结果,是通过给出恰当理由,并使用有效方法,实现证据事实以及裁判事实的证立。

事实认定过程的复杂性,并不应当使我们陷入司法过程的神秘论,事实发现与事实论证过程可以在思维方式与程序目标上进行区分。简单来说,事实发现的过程是判断性和推论性的,它帮助法官初步获得事实认定结果;而事实论证的脉络是回溯性的,它要求法官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回看事实发现的过程,对所认定的事实进行检验并形成内心确信。事实论证不是要完全重现法官事实发现的心证过程,而是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重要因素,有选择性地呈现给听众。当然,其中哪些因素是所谓重要的,哪些是实际重要但无法宣之于众的,都是由法官进行斟酌与挑选。论证理由虽然几乎总是动机理由的一部分,但是论证理由无需与动机理由完全一致,亦即论证并不必然呈现事实发现过程的全部因素和细节。

因此,基于事实发现与事实论证在目的和思维方式上的可区分性,笔者认为,自由心证理论与心证不可言说的立场,可以用于理解或解释事实认定过程中法官思维所包含的独断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事实认定问题只能用独断心证理论来解释,也并不削减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其事实认定进行说理论证的可能。苏力曾言,“早在60年前哲学研究就已经指出在事实问题上,论证无法获得比认定更强有力的结论。”[14]论证理论认可,“具体的判决发生在论证之前。”[15]就论证的目的而言,论证并不追求一种比认定结果本身更强有力的结论,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诸多认定理由中经过理性筛选,并以体现最佳说服效果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论证是可能的。事实认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特定证据的权重或价值,经常是法官将事实发现之后才能够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即便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是以法律感、直觉等非逻辑的方式得出结论的,我们仍可以通过逻辑分析等理性工具对叙事的可信性、证据间相互印证的充分性等方面进行审查,从而检验最终裁判事实结论的正当性。作出某一行为或判断的理由具有追溯性,这一事实并不能导致该理由无效;同样地,法官的事实认定行为从时间上发生在先,也不意味着其随后的检验没有价值。[16]尽管事后合理化的理由可能使得通过文本呈现给受众的司法过程或多或少地“失真”,并且论证也不能消除事实认定过程中所有的不确定性以实现万无一失,但是经过检验的结论必然更具可信性。

(三)不同层级案件事实的论证义务

案件事实的论证义务,还与个案裁判的司法过程密切相关。正是具体而特定的司法场景确立了不同层级案件事实的论证义务,也使得案件事实论证成为可能。

第一,司法过程中的证据事实与裁判事实承载了主要的论证义务。

在诉讼中,待决案件双方当事人要使自己的主张具有说服力,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对其事实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即“用证据说话”。在此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基于立场的不同或视域局限,对于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事情或情形可能会做不同的描述。司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当事人对证据的避重就轻、夸大其词甚至添枝加叶。即便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同证据,也可能向法官呈现了不同版本的案情叙事。当然,无论他们提出何种主张,使用什么样的论述策略,法律上的后果都由其自己承担。因此,就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而言,其论证负担是相对性的。而案件事实中的证据事实与裁判事实则是法官认定的结果,承载了主要的论证义务和论证负担。装完逼就跑

以适当方式呈现的裁判理由具有正当化司法裁判的意义,裁判理由让司法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6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17]根据该指导意见的要求,法官不仅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法律适用的理由,而且还应当对其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论证。无论是对证据的分析,还是认定环节的价值评价,也都应作为判决理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向公众展示。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也出现了一些在事实认定部分论证细致的判决文书。例如在“林森浩故意杀人案”“聂树斌再审案”等案件的判决文书中,法官就针对案件中出现的争议事实,在厘清证据的基础上,对争议事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评价,从而形成最终的事实认定结论。[18]可以想见,聂树斌案之所以再审,就是被认为事实认定出现了错误;林森浩案、聂树斌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助推了法官在事实方面的细致论证。但是,如此对事实进行细致论证的裁判文书目前尚属少数,大多数案件的裁判文书之事实论证部分,还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深度公开的预期。

第二,具体而特定的司法场景保证了论证的规范性,进一步增强了案件事实论证的可行性。

首先,在司法过程中,各类诉讼规范及证据规则等要求法官的论证行为是在法律规范之下完成的。无论是作为论证出发点的当事人主张、证据事实,还是作为论证目标的裁判事实,都可以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评价。事实本身就是具有规范性的,即便事实认定的主观考量,也是可以具有理性评价标准的。且不说刑事审判领域更为严密的证据规则和更严格的证明标准,即便是在民事审判领域,法官的自由心证也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心证。“所谓的‘自由’,仅仅是证明力不得由法律规则预先加以规定的自由;这一自由既不包括不受理性推理规则约束的自由,也不包括无视经验规则的自由。”[19]基于对法官个人经验和逻辑推理能力的信任,各国在立法上多未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预先规定,也不设置过多的规则约束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形式证据的老路。虽然法官的人生经验和逻辑推理能力具有强烈的个人化特征,但这些要素皆须纳入相关规范的调整范围才能作用于司法过程。

其次,每个具体案件都为案件事实设定了特定的论证场景,亦即事实论证是依赖于具体的司法个案场景而得以发生的。“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种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乃是一项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这种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所谓历史地存在,就是说,永远不能进行自我认识。”[20]可以说,包括法官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超脱特定的处境,因而也就无法对特定处境作出绝对客观的认识。但我们不是要求法官置身事外、以旁观者的立场来分析研究事实,而是要置身于对证据、案件事实的认识过程之中,通过亲身感受各类证据所带来的信息,以完成对事实的认定和验证。我们并不要求对一切东西进行证成,所要证成的只是那些有理由加以怀疑的东西。[21]从这一意义上说,描述事实的叙事行为与事实论证行为,在这一规范性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法官作为司法参与者的立场,不能作为论证不具有可靠性的原因。法官的价值偏好,并不意味着其对事实的论证是不理性的。在社会生活中,即便是个人的内心偏好,也是具有比较稳定的倾向性的。理性行为排斥偏见,却并不排斥偏好。没有人能获得超越其所在社会的生活经验,那些能够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发挥功能的经验,往往也不是法官个人的特殊经验,而是法官凝结了一般人或一定范围内人们的共同体验。尤其是当采用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视角看待司法过程时,我们说经验也可以是客观的。正是有了具体的个案场景和法律规范,论证不需无限追问,以避免陷入论证循环,也才有了达致一定程度共识的可能。在此,场域依存性并不是论证的弊端,而是使论证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

(四)陪审团事实论证问题之再认识

学者们主张事实认定理由不可言说的重要论据之一,是英美国家的陪审团无需为自己的事实裁定给出理由。在英美国家,陪审团制度是司法民主的主要实现路径,刑事案件以及部分民事案件的事实问题是由陪审团裁决。在陪审团作出裁决之前,法官可以依据法定证据规则对可采信的证据进行筛选。陪审团只需要整体作出事实认定结论,而无需就具体决策过程给出理由。事实上,具体哪些因素影响了最终的事实认定结论,可能连陪审员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认为:“陪审团与法官不一样,它们不用为自己的决定提出任何正当化,这一事实就是一个大曝光;如果要求陪审员对他们的投票作出解释,就会不断给这个法律制度带来极度的尴尬。”[22]

笔者认为,陪审团无需就其事实认定结果给出理由,这与本文所主张的案件事实论证并不冲突。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持论理由:

其一,陪审团的制度价值,正是在专业的司法裁判中引入普通人的是非观。英美国家的陪审团主要就事实问题进行裁断,但并不限于单纯的事实问题。例如刑事案件中罪与非罪的判断,侵权案件中赔偿数额的计算,都既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进入陪审团视野的证据已经过严格的证据规则筛选,在法庭上逐一给出,陪审团主要根据良心确信来判断证据与争议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或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其中虽有涉及法律问题,但基本不属于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陪审团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要让普通人的法律理解进入司法;代表民意的陪审团之功能,正是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常识和社会经验,来中和法官过于极端的专业化思维。在陪审团裁决的案件中,人们放任甚至是期待有法律之外的因素影响最终的事实认定。在这一意义上说,陪审团成员的身份,就已经为事实认定结果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其二,作为一种内部异质性极高的群体,陪审团是以整体身份参与司法过程的。陪审团成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其性别、种族、成长经历、教育水平、职业分布呈现多元化特点。陪审团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为了获得对外一致的意见,陪审团成员的个体性因素必然会在与其他成员的互动中受到限制。陪审团成员的集体评议,通常会在最大程度上凸显这一群体共同接受的社会经验或价值观,有时一些成员不得不隐藏其具有偏向性的个人好恶。构成多元的陪审团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本身,就是这一制度存在的重要价值。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陪审团自由且自然地评估和把握了自己的良心与内心确信。而且,陪审团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如此之强,也很难让他们就裁断给出一个统一的理由。因此,陪审团是以“团”为单位整体性地进行裁断,当作出一致的裁决时,陪审团成员无需以个体的身份向公众负责,其内部成员间的互动通常也不具有对外的效力。但是,与陪审团相比,法官的司法职业角色明显不同。一方面,共同的教育背景、相似的职业经历甚至可能相近的社会阶层,塑造了法官群体极高的同质性;另一方面,法官是以个人的职业身份参与司法过程的。美国学者玛蒂尔德·科恩(Mathilde Cohen)认为,给出理由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确保被告能够理解判决,而在于监督法官。[23]法官要以个人身份对其裁判向当事人及公众负责。基于法学教育背景和长期的法律实践经验,法官对自己角色的认知能力远胜陪审团成员,不仅知道自己的决定意味着什么,而且要清楚地知道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此外毋庸讳言的是,关于陪审团无需对其裁决给出理由的立场,也受到了一些挑战。有学者建议,在美国的陪审团中,应要求他们对有罪裁决给出一定程度的论证,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无辜之人基于瑕疵证据而被判处死刑或者长期徒刑的情况。[24]而大陆法系国家在此方面则走得更远。大陆法系国家也在一定范围内实行陪审制度,陪审团的裁断也要受到证据规则的约束。近些年来,基于对陪审团制度运作过程的反思,围绕着陪审团是否应该以及是否能够对其认定事实等裁决给出可信理由这一问题,人们争论不止。一方面,有学者担心,一旦被要求给出理由,就可能会对陪审制度的存在造成致命的影响;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已经探索在部分案件的裁决或裁决的某些环节要求陪审团给出理由。例如,西班牙要求陪审团在重罪的刑事案件中给出理由。[25]这可能是陪审团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性突破。

二、案件事实的论证标准

从终极意义上说,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在事实认定上获取完美的确定性。“确定性永远也得不到,因为初始证据和普遍化这两大信息来源面临着持久的不完满性。每一个事实认定人能够获得的普遍化都是从不完满的信息库中来的。”[26]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还难以绝对消除错案。我们应该明确,无论是证据事实,还是裁判事实,案件事实论证并不致力于追求终极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法官通过展示其事实认定的理由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要让最终认定的事实看起来是合理的。而“合理性是选择模式而不是单个选择本身的属性”,[27]法官致力于完成一种尽量避免谬误的“似真论证”,达成“叙事融贯”,使最终认定的事实结果最接近客观真实。

(一)案件事实论证理由的真实性

案件事实论证的理由应当具有真实性,这是论证的前提性标准。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是以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和叙事为基础的。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官都应阐明作为诉讼请求原因的事实以及双方在事实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并作出回应。法官呈现于裁判文书当中的描述以及陈述的论证理由,都应该是法官自知真实又确定有效的。某些捏造理由的事后合理化行为,则是与论证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即便我们支持法律事实的建构论,也应该要明确,事实论证的过程应尽量保持对事实描述的适切性,事实论证过程中应摒除夸张的用语乃至某些无中生有之辞。例如,在李某醉酒驾驶案中,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将案发现场描述为“大量学生涌出校园”。二审裁判则认为,一审判决书的描述,即“大量学生陆续走出校园”,更为客观准确。其理由是:学生们出校门后并未在校门前滞留、聚集形成密集人群,而是沿不同的方向离开,大部分学生的行动轨迹是骑自行车或步行沿非机动车道向东边延庆县城方向,另有一部分学生向西行走,仅有为数不多的学生陆续由南向北沿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李某驾车是在机动车道内由东向西行驶,撞击被害人的地点也位于机动车道内,不存在驾车冲向人员密集的人群的情况。故而二审时的合议庭认为,一审判决书对于案发现场状况的描述更加客观。[28]此案二审对一审裁判与检察起诉书中各自的事实叙事的评价,并非单纯的叙事言辞技巧的比较,而是基于真实可信证据所做的事实认定。

(二)案件事实论证的决疑性与融贯性

从论证技术上来说,法官应对司法过程中的各种事实及法律争点作出积极回应。出现在司法过程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事实不清,可能需要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或推定等方式才能从法律上认定事实,而这就增加了事实认定过程的不确定因素。有些疑难案件正是因为双方当事人都认为法官有可能会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判决才会选择进入司法程序。法官对存在的争议必须有明确的立场,并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这一意义而言,案件事实的论证应满足决疑性要求。司法裁判并非法官的个人独断,而是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进行具有司法意义的回答,表达司法的立场和态度。法官尤其要重视律师的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或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这不仅是因为律师代表了当事人的利益,律师的意见就是当事人的意见,还在于律师是司法裁判最为经常同时也最为专业的评判者。在庭审中,法官与各方当事人通过当面交流实现了多回合的互动,而法官展示于判决书中的裁判理由,则是这一互动的延续。就此而言,司法裁判既是一种静态的法律效果宣示,也是由法官和诉讼参加人一起参与的动态开放决策过程。

“矛盾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对事实的判断不能既错又对。”[29]只有解答了各方的疑虑,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才可能是圆融的、具有说服力的。实际上,在回应各方争议的同时,法官也是在对其事实认定进行是否符合“叙事融贯”标准的检验。法官须检验最终认定的结果是否与现世人们对相关行为所持有的普遍观念相一致。如果法官最终认定的事实挑战了人们的常识性观念,那么其论证负担就会进一步加重。就微观方面而言,“叙事融贯”要求已采信的证据之间不仅不能相互矛盾,而且应当是和谐一致、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整体。具体来讲,作为事实认定理由的任何实际构成要素之间不能存在令人费解的逻辑上的不一致,当涉及与动机或因果关系有关的陈述时,应能够自圆其说。“只有满足了融贯性的要求,对某一事件的陈述或者对一系列相关事件的描述才是可信的。”[30]由此,麦考密克的“叙事融贯”就具有了作为案件事实证成标准之一的功能。“怎么样才能确信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某个陈述为真呢?迄今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理由是,相比于其他陈述,该陈述与我们关于人类行为因果关系和动机的那些普遍信念更相协调,并且与一系列其他具有内在协调性的关于特定事实的命题相协调,在这些事实命题中,有一些是奠定在当下的感知基础之上的。”[31]融贯是实现法律真实的必要条件,任何案件事实的论证,已实现叙事融贯的,较之未达到者更值得采信。更进一步说,判决理由展示的决疑性和叙事融贯性,不仅体现了司法以解决纠纷为首要目标,还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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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碎了一地
【注释】                                                                                                     
【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1.苏力:“判决书的背后”,《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谢小庆、王丽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5.[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6.于辉:《案件事实论证——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进路》,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7.栗峥:“印证的证明原理与理论塑造”,《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8.杨贝:“论案件事实的层次与建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

9. Stephen C. Thaman,“Should Criminal Juries Give Reasons for Their Verdicts?The Spanish Experienc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Decision in Taxquet v. Belgium”, Chicago-Kent Law Review, Vol.86, No.2(2011).

10. Mathilde Cohen,“The French Case for Requiring Juries to Give Reasons: Safeguarding Defendants or Guarding the Judges?”, in Jacqueline E. Ross & Stephen C. Thaman, eds.,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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