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自由意志、道德代理与智能代理
【副标题】 兼论人工智能犯罪主体资格之生成
【英文标题】 Free Will, Moral Proxy and Intelligent Agent
【英文副标题】 Also Discussing the Generation of Qualification of Criminal Subj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作者】 彭文华【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犯罪主体;自由意志;道德代理;智能代理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0
【页码】 18
【摘要】

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是获得犯罪主体资格的条件,乃为确立刑法人类中心主义量身定做的。自由意志论属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畴,是先验而非社会实践的结果。法人意识既不是代理人意识,也不是独立的集体意识。道德代理是法人取得犯罪主体资格的基础。雇主责任原则通过“使法人受益”限定法人的意识和道德理性范畴,赋予法人道德代理资质。智能代理是指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并能够采取自主行动的智能软件系统。智能代理是人工智能获得犯罪主体资格的条件。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人工智能实现“小数据、大任务”的表征特征奠定了基础,也使人工智能取得犯罪主体资格成为可能。现在探讨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资格有其必要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976    
  
  

一、问题的提出

近两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的罪与罚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其核心问题自然是人工智能是否具备犯罪主体资格。人工智能只有具备犯罪主体资格,才谈得上罪与罚。当前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备犯罪主体资格,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对立。

肯定说以刘宪权教授为代表。2018年伊始,他在《法学》上发表“论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一文,指出智能机器人是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和学习能力,能够自主思维、自发行动的非生命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智能机器人可能按照自主的意识和意志实施犯罪行为,完全可能成为行为主体而承担刑事责任。[1]此后,刘宪权教授就人工智能的罪与罚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正当性与适当性、机器人行为的道德伦理、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以及刑罚体系的重构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人工智能刑法观颠覆了人们对刑事归责主体的惯常认识,对传统刑法理论造成重大挑战,引起理论界广泛热议。不少学者对刘宪权教授的观点深表认同。[2]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反对人工智能犯罪。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不能成为犯罪主体。[3]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具备独立于人类的权利和价值,在善恶观和伦理观上不具备与人类相当的认知水平,将人工智能拟制为犯罪主体的设想不具有合理性,将加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4]另一方面,实践中人工智能体的法律人格内涵无法真正落实,也无法证明人工智能体具有完全的行为辨认能力,更无法证成人工智能体可以真正感知惩罚,所以人工智能体实际上不具有可罚性。[5]

不难看出,肯定说立足于科技高速发展与无限进步之可能性,认为人工智能完全可能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并成为犯罪主体;否定说则基于人工智能异于人类之本质,认为其不可能产生意识,不具备人那样的刑事责任能力,因而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两者均立足于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但结论却殊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界在犯罪主体资格及犯罪主体范畴等方面存在的分歧。例如,刑法人类中心主义是如何确立的?赋予法人犯罪主体身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法人有没有意识?法人意识是否为代理人意识?科技发展能否使人工智能可能具备人类的表征特征?人工智能可否产生意识和生成道德?等等。这些问题与人工智能是否具备犯罪主体资格密切相关。本文立足于自由意志论形成、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以及法人犯罪主体身份的确立及其意识的生成等,结合近年来神经科学的发展及其在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应用,对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犯罪主体资格作出相对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判,并就当前人工智能犯罪研究的意义加以简要论述。

二、自由意志论与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

(一)惩罚动物的目的:消除罪恶、维护正义与教化

早期刑法制裁对象包括人以外的生物甚至非生命体。“在远古时代,无生命的物体可以受到法律的惩罚……”[6]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会举行一些独特的谋杀审判,“因攻击人而致其死亡的无生命的东西,如石头、梁、铁片,等等,也要在普里坦库尼受审。最后是动物,它们同样是死亡的诉讼事由。”[7]后来,人们意识到惩罚无生命物体毫无意义,刑法的规制对象便逐渐限定为生命体。因动物与人密切关联且不时危害人类,遂成为刑法关注的对象。在中世纪,惩治动物犯罪在欧洲极为常见。例如,在法国,“1314年,一头公牛袭击并杀死了穆瓦西附近的一名男子。这头野兽被判绞死在公共绞刑架上……1389年在第戎一匹马因犯杀人罪被判处死刑,1694年一匹母马因犯罪被烧死。”[8]而且,历史上人类对动物的判罚在程序上几乎与对人类的判罚一样。“它们被带到法庭——家养动物被带到世俗法庭,野生动物被带到教会法庭。在那里,它们被正式传讯,由律师代表出庭、审判、无罪释放或定罪——如果罪名成立,它们将受到惩罚。”[9]

人类惩罚动物有着深刻的宗教渊源和基础。“古代法学的刑法性质,坚持惩罚的机械性、严厉性,几乎没有明确指向且具有无意识的性质,坚持惩罚有自己的宗教基础。”[10]人类在早期对于什么是犯罪、如何处罚犯罪带有偶然性与随机性。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其本能反应便是排除异己、魔幻化未受洗礼的人和物。既然动物危害人类生存及利益,理当受到严惩。因为,在宗教信徒看来,“所有的动物都是魔鬼的化身,所有的异教徒和未受洗的人都是魔鬼的化身。”[11]人类惩罚动物的意义,主要在于消除罪恶、维护正义与教化。例如,1494年,在意大利一头猪因在教堂所属的土地上谋杀而被定罪,裁判理由是,“因为嫌恶和恐惧犯罪,最终以儆效尤及维护正义……现被作为囚犯拘留在赛义德修道院当事猪,应当成为绞刑架的主人被绞死或勒死。”[12]当然,惩罚动物类似于动物训练,有其教化效果。“在某些方面,实验室模型类似于动物训练——因为动物通常被用于实验对象——以及类似于儿童教养——这两种情况都使用了常见的惩罚刺激类型。”[13]

(二)自由意志论与刑法人类中心主义

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探究罪与刑背后的价值成为先哲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意识到,动物行为乃本能反应。“如果我不小心踩到我的狗,即使它平时很友好,也可能会咬我。我认为,这是一种本能行为,几乎是性格的反射。”[14]本能决定了动物缺乏自由意志。“马没有自由意志,它们的自然法不过是自身本质性倾向的集合体和宇宙法则的一部分。”[15]靠本能驱动的动物行为,是中性且非理性的,不可能有着严密论证和推理过程。“动物的这种推断不可能建立在任何论证或推理的过程上,它不能根据那样的论证或推理过程得出结论说,相似的事件必定跟随相似的对象,自然的过程在运行时将永远是规则的。”这就决定了即使惩罚动物,效果也十分有限。于是,那些对动物使用司法程序的人,常被指责相信并执行对蛮兽的报应惩罚,以及赋予动物以意识和道德责任等。[16]可见,缺乏自由意志与行为之本能与非理性,是动物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的根本原因。

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具有自由意志与理性。根据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论,任何人都有为善避恶的自由意志,犯罪是恶,有自由意志的人能避之而实施之,就应承担刑事责任。“正因为刑事责任的本质在于自由意志行为人的反伦理道德性或反统治关系性之国家评价与个人负担,因此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只能是这个自由意志行为。”[17]同时,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并遵守规则,是由人的理性决定的。“就吾人全体状态以考虑可欲求者为何(即关于考虑何者为善为有益)之等等考虑,则根据理性。”[18]理性驱使人类不会像动物那样基于本能而为,而是必须权衡利弊得失。[19]理性还要求人类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若行动则应遵守规则和秩序,符合人一定的目的要求。“由于人性的特殊性,存在着一种人类理性可以发现的秩序或安排;人的意志必须按照这些要求行动,以使自己与人的本质性或必然性目的相符合。”[20]犯罪属于非理性表现,如果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实施犯罪,就为处罚提供了根据。

自由意志与理性,是人类取得犯罪主体资格的前提,也是人能构成犯罪并接受刑罚制裁的基础。非生命体无自由意志可谈,当然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动物有意愿却出于本能,故而无自由意志,行为也是非理性的,因而也不具备取得犯罪主体资格的条件。人类遂成为唯一能取得犯罪主体资格的生命体,刑法人类中心主义遂宣告确立。

(三)自由意志论的理论依据

自由意志论是以自然法理论为依据的。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于教会与神学、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体系。根据自然法,赋予人的自由意志以生命力的是道德规范。“自然法是一种道德法。因为人是否遵守它是由自由意志而非必然性决定的……”[21]约束人类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肯定自然法就应肯定法律的道德基础和品格。“肯定自然法,即是肯定法律为伦理的一部分,那么,自然法的基本功能便只能是居间调解道德领域和法律领域。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品格和道德的品格。”[22]犯罪因违背自然法则,不符合道德和法律规范,必须接受制裁。例如,禁止杀人是自然法戒律,杀人违背人的自然本性,需要接受法律制裁。“禁止谋杀是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是人性本质的要求。‘不要杀人’这一律令是一条自然法戒律。”[23]可见,自然法则和道德规范为人的自由意志确定了方向和目标。犯罪是人在其自由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违反伦理道德的非理性行为,行为人对自己所犯罪行应当承担道义责任。

自由意志的社会学基础是社会关系和秩序。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类形成了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秩序。这种高级规则范式强化了人类意志的自主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并能够实现自我不断升级向更高阶的形态演变。这反过来又会强化人类的意志自由和理性。动物的生存规则是纯粹自然化而非“社会化”的,故动物不存在道德理性,无所谓社会关系和秩序。“动物没有心愿需要表达,没有需要强加给它们的责任,或者不可能有任何理智的意识,它们不属于真正的社交网络——因此它们不能有意识地交往。”[24]

自由意志的心理学基础是人类的高级智识。人类基于自由意志作出理性决定,是因为人类拥有远超其他动物的高智力。“人具有智力并可以决定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就有义务使自己与人性所要求的目的相一致。”[25]人类之高级智识的源泉是人脑。人的大脑远较动物大脑复杂,人的脑容量及其重量与体重之比也远远大于动物。动物大脑只有第一信号系统,即只对客观存在的事和物做出反应,没有抽象思维活动。人的大脑有第二信号系统,对事和物进行概括和抽象思维。正因具有高智识,人类才拥有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

与自然法则一样,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畴,是先验的而非社会实践的结果,具有拟制特点。同样,赋予法律以道德品格并要求人类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有节制地行为,也具有先验、拟制的特点。先验、拟制的自由意志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确立刑法人类中心主义量身定做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人类才具有自由意志和理性。立足于自由意志和理性,就可以将动物以及其他实体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自由意志论之先验与拟制特点,为其拓展与扩张奠定了基础。

三、法人犯罪与道德代理

伴随自由意志论及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犯罪主体多元化的历史逐渐终结。此后,人类作为犯罪的唯一主体被奉行。不过,自由意志论及刑法人类中心主义很快便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法人的犯罪主体资格及其刑事责任的确立。

(一)法人的犯罪主体身份的确立

最初,法人是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的。“法人因其本质特征而自身不能承担或实施某些特定犯罪,乃至于豁免责任的早期理论,至少在17世纪早期在特定案件中扩展刑事责任的一系列运动就已经确立。”[26]反对法人成为犯罪主体的原因很多。“经典理由是,此类行为远远超出了法人的权力范围,因此很难被称为法人犯罪。”[27]同时,“法人没有心灵”“法人无社会责任”“法人不能被授权从事违法行为”[28]也是常见理由。此外,“无辜的股东不应该为法人的罪行而受罚”[29],也是反对法人犯罪的原因之一。

法人成为犯罪主体,肇始于英美法系国家。法人刑事责任的确立和发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是并驾齐驱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法人实体作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一个主要因素,其迅速发展导致人们越来越多地考虑其参与日常事务的法律后果。一个主要方面是它对属于公认法律规则的业务行为所负的刑事责任。”[30]不过,法人刑事责任的适用范畴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从最初适用于特定种类犯罪,发展到适用于更多犯罪,最终成为刑法学中的一项规则。“到十九世纪中叶,刑法学中已经确立了一项规则,即公司在不履行所加义务的情况下,不能因不作为而免于受到控告和刑事起诉。”[31]

法人成为刑事责任主体是受代理人制度启发的。众所周知,在侵权法中,被代理人需要对代理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人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人的行为是通过代理人实施的,若因代理人侵权则不能仅将责任归于代理人,法人作为被代理人理应担责。同样,若代理人犯罪,作为被代理人的法人难辞其咎。“如果代理人在履行其委托人的义务时犯了罪,尽管证明授权或引诱的问题是困难的,但除非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证明他是犯罪的一方,否则我们不会将犯罪强加于委托人。”[32]

虽然代理人制度促生了法人的刑事责任概念,但法人若要成为犯罪主体还需法律确定。这是因为,法人属于社会组织,其自身并无行为能力。“法人可以行动吗?当然不能亲自。法人的一切行为都必然具有替代性。它只通过代理人发挥作用。”[33]因此,法人的行为及责任需要法律规定。法人只有被法律赋予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时,才能构成犯罪并承担责任。“只有当法律赋予它行为时,它才会行动。”[34]可见,法人的犯罪主体资格具有拟制的特点。

(二)雇主责任原则与道德代理

法律在拟制法人的行为与刑事责任的同时,也拟制了法人的意识和意志。例如,在1901年州诉阿拉斯加包装工公司案中,法院称:“法人具有同样的犯罪意图和行为——换句话说即犯罪能力——正如一个人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类似要素那样。”[35]1908年,在纽约中央车站和哈德逊河铁路公司诉美国政府一案中,法院首次将犯罪意图归咎于一家公司。几年后的1917年,英国发生了穆尔塞尔兄弟诉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一案,法院也将犯罪意图归咎于一家公司。[36]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对法人意识的属性有两种不同解读:一是代理人意识主义;二是集体意识主义。

代理人意识主义是英国公司法的传统主张,认为法人只是纯粹拟制的法律制度,并不具有现实内涵。“法人是一种法律制度,除了纯粹的法律之外没有超越现实。”[37]拟制意味着法人无独立意识和意志,代理人的意识和意志就是法人的意识和意志。因此,法人的意识和意志具有他属性。但问题在于,既然法人的意识和意志附随于代理人而缺乏独立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归责于代理人,而让法人承担刑事责任呢?对此,代理人意识主义无法自圆其说。

集体意识主义主张法人意识是集体化意识,并不附属于代理人意识。“法人意识是‘建设性的’或‘后天的',而不是实际的或真实的。的确,真正的法人罪责不应完全附属或者依赖于代理原则。”[38]在1994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法大会上,有学者提出“拟人化”学说,认为身份识别进路是刑法体系的一种自然反应,其与自然人行为概念一并发展为核心要素,因而有必要让法人“人性化”,赋予它们人类的精神和身体属性。[39]集体意识主义赋予法人独立的意识和意志,既有利于解决法人犯罪的归责问题,又有利于解决代理人意识不明情况下的归责问题。[40]其消极之处在于,若无犯罪代理人的情况下,法人仍有可能因犯罪而被追究责任。但是,肯定者认为这些批评没有理解法人犯罪的最终目的是制止和惩罚公司的不法行为,毕竟现有的法人意识和故意否定学说在克服代理人的起诉定位问题和法人犯下特定意图犯罪上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41]

强调法人独立的集体意识,意味着赋予法人独立的道德代理人角色。“直接将意图归于法人,而不通过与法人有关的人的意图和心理状态进行任何调解,将需要充分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法人本身就是充分的道德代理人。”[42]这无疑动摇了自由意志论的理论基础,也意味着古典学派所主张的道德过错与道义责任受到新的挑战。“单纯以道德过错为基础的刑事责任概念,正面临着不以道德过错为基础的更现实的刑事责任概念的挑战。”[43]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将所谓的集体意识主义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往往持谨慎态度。事实上,很难将法人意识与其代理人的意识割裂开来。“既然法人是由它的高级职员和代理人实施的,那么他们的目的、动机和意图就和法人的目的、动机及意图一样重要[44]于是,如何化解分歧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向。应当承认,即使法人具有独立的意识和意志,也是以代理人的意识和意志为基础的,这就需要厘清法人意识与代理人意识之间的关系。对此,有人提出了雇主责任原则。“雇主责任原则的‘有利意图’要素,是为了将代理人意图与雇主法人联系起来,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对于将代理人意图与雇主法人联系起来而言,有利于雇主的意图至关重要。”[45]雇主责任原则既不否定代理人意识,又承认法人意识的独立性,相对妥善地解决了法人意识与代理人意识之间的关系,成为法人犯罪的正当化根据。“目前,一般的规则似乎是,如果任何级别的雇员在其受雇范围内基于使法人受益的意图而犯罪,法人需要对此承担刑事责任。”[46]据此,若代理人具有使法人受益之意图,则代理人意识就成为法人意识,法人应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法人的意识既然以代理人的意识为基础,自然就具备参与社会活动和作出决策的智识和能力。“让法人对其造成的伤害和错误负责的理由,首先在于它们有能力在理性的基础上作出决策,尽管这对它们来说是特殊的。第二个更普遍的理由是,法人能够而且确实以权利人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47]根据雇主责任原则,法人既不具有超然独立的道德理性,同时代理人的道德理性也不能替代法人的道德理性,必须通过“使法人受益”来限定法人的道德理性范畴。这样,法人就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道德理性,能够实现道德代理,只是这种道德代理并非完全独立、充分的。道德代理是法人取得犯罪主体资格的正当化根据。

法律的生命来源于生活,而不是理想。法律必须对时代需要、普遍存在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有关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以及公开承认或下意识的现象作出反应。[48]法人成为犯罪主体最强有力的理由,便是实践需要。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对法人犯罪仍存在争议,但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法人是否可以归责,而是如何合理地归责。鉴于传统的归责模式难以适用,理论上又提出替代模式、身份识别模式以及混合归因模式等,而司法实践则朝着组织学说的立法应用迈进。[49]

尽管法人的道德代理是不充分的,却也突破了传统的意志自由论的框架,对刑法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冲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仍有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坚定奉行刑法人类中心主义,对法人犯罪不予承认。不过,若单纯以人和法人之主体性不相容为由,即使站在传统刑法理论的立场,也不应绝对排斥法人犯罪。如果能认识到刑法人类中心主义赖以确立的自由意志论与法人之犯罪主体身份均具有先验、拟制特征,而将后者视为前者之拓展与扩张,对法人犯罪就不会那么排斥了。

四、智能代理与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资格

(一)工具化人工智能与类人化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无明确、权威定义,人们对之定义大多是模糊的、概括的。如认为人工智能是“创建的一种拥有智能行为的计算机程序”,或“创建的一种可以模拟人类行为的计算机程序”,或认为人工智能是能够实施“理性行为”或“做普通计算机难以做的事情”的有机体,或干脆谓之“创建的一种普通人认为其行为方式是智能的计算机程序”。[50]不过,根据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将人工智能分为工具化人工智能与类人化人工智能。

工具化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类那样的综合性、通识性的智识和能力,一般只能从事模仿、模拟特定的人类行为的任务,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和翻译等。因此,工具化人工智能只能完成特定化的任务,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对单一、机械的,因而主要充当的是人类工具的角色。通常所谓的弱人工智能就属于工具化人工智能。类人化人工智能具有人类那样的综合性、通识性的智识和能力,即能够同时具有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翻译等诸般智识和能力,可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和理解复杂概念。因此,类人化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或者基本完成只有人类才能胜任的任务,可以称为人类的伙伴、合作者。一般来说,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属于类人化人工智能。

(二)智能代理及其形成

1.智能代理的含义

智能代理也常被称为智能软件代理,是针对装有智能软件的机器人等人工智能设备而言的。人们对于何谓“智能代理”并无统一定义。有学者认为,智能代理是指承担复杂或独立功能的系统。“这些‘智能代理’用于复杂和大规模的信息搜索、数据组织和电子商务交易功能。这些智能机器可以被直接编程,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特定功能,以便根据外部世界或通讯网络信号作出相应的反应。”[51]有学者提出,“智能代理就是这些程序中的一个,通过独特的网络外包合同给用户提供服务,使他们能够找到信息、产品或服务,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合同谈判、签署和执行。”[52]还有学者认为智能软件代理具有许多特征,如不受被代理人(或其他)用户干预的自主性、通过共享代理通信语言与其他代理人和人类通信的社会能力、感知环境并对其中发生的变化作出反应以及能够主动采取目标导向行动。[53]

不难看出,从简单的数据处理系统到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智能系统,均可以认为是智能代理,其范畴较为广泛。显然,智能代理不可过于泛化,需要加以适当限缩。一般认为,自主性是智能代理的显著特征,这种自主性不仅仅指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等,还应该包括更重要的学习、反应能力或决策能力等。有学者就指出,“‘真正’智能的系统不仅能按照模板组织采集到大量数据,从而尽可能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还能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学习,其方式是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行为。”[54]据此,笔者认为,所谓智能代理是指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并能够采取一定的自主行动的智能软件系统。

尽管智能代理是人工智能具备犯罪主体资格的前提条件,但并非所有智能代理均可使人工智能获得犯罪主体资格。具备犯罪主体资格的人工智能必须是能完成特定任务的智能代理。有学者提出第一代与第二代智能软件代理概念。第一代智能软件代理即目前商用的“软件代理”。“智能软件代理是基于规则的软件产品,它可以帮助进行互联网搜索、过滤传入的电子邮件、在在线文档中找到帮助程序的适当区域、查看关于指定主题的新闻,并建议更改您的股票投资组合。”[55]这类智能软件多半履行工具职能,一般被认为是工具化代理,不可能取得犯罪主体资格。第二代智能软件是建立在神经网络基础上的软件代理产品。这些产品“将能够从经验中学习,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具有这种学习能力的软件程序将具有决策能力,从而导致软件可能采取许可方或被许可方都没有预料到的行动。”[56]显然,第二代智能软件能够使人工智能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决策,已经初步具备了人的一些表征特征,故可称为类人化智能代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8097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