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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地位与保障机制
【英文标题】 The Independence and Guaranteed Mechanism of Negotiation Process of Leniency on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作者】 樊崇义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独立;混合式诉讼体系;保障机制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8)01-0110-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110
【摘要】

两高三部关于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文件并未确立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独立地位。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法定化需要,考虑到国外认罪协商诉讼程序的普遍独立化趋势,特别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朝多元层次性发展,应建构我国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避免“嵌用”模式的司法弊端。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首先是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认罚案件分流后的产物,在认罪诉讼简化程序体系中有别于简易程序、和解程序与刑事速裁程序,是我国混合式诉讼程序体系中的独立部分,而轻罪诉讼体系是其未来的命运方向。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的程序正义,应坚持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基础地位并强化审查机制,突出控辩量刑协商的关键意义并完善协商程序,规范法院庭审方式等以避免庭审完全流于形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53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7月,简称《试点方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9月,简称《试点决定》)、两高三部制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2016年11月,简称《试点办法》)先后出台,正式确立并启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
  毋庸置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程序从简”。根据《试点办法》的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并无法定的专门诉讼程序。其中,第16条、第18条、第1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分别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这意味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更非独立的诉讼程序类型。从目前试点的情况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到底是独立的制度、刑事政策或是一种精神的逻辑定位非常模糊。[1]对此,有观点认为,与现有的规定和程序相比,应着重强调认罪认罚从宽的特质性内容,按照认罪与不认罪进行程序类型的区分,在整体设计上,应体现程序的逐渐简化规律,在具体程序的选择和运行中体现繁简分离的需要。[2]这虽然强调诉讼程序体系的多元性趋势,却并未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程序”问题,更“遗忘”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是否应当独立的本源问题。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并非特定的程序范畴,不具有特殊程序地位,认罪认罚可以存在于刑事诉讼任何诉讼程序当中,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可以适用所有类型案件便是直接依据。[3]这无疑是对《试点办法》相关规定的一种“旁白”。进一步讲,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是否应当独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定和推动该制度试点的一个理论短板,目前只是被“程序简化”这一概括性的诉讼现象所遮蔽;而随着试点案件数量与试点时间的量变,会逐渐加速暴露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尚未独立化的弊端。鉴于此,为了正确指导试点工作,尤其是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结束后的制度命运与司法改革的后续安排,应对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是否独立进行准确定位。
  二、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独立的理据
  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应当独立化,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主要包括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法定化要求、“嵌用”司法模式的权宜弊端、域外认罪程序的普遍独立化规律、我国诉讼程序体系的多元层次性发展品格等。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法定需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的试点举措,是为了解决“案多人少”的司法难题,以提高诉讼效率。其前提是被追诉者自愿认罪认罚,实现与不认罪认罚案件相互区分,同时体现区别对待的刑事司法理念。对此,《试点方案》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这充分肯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试点决定》也再次强调,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试点方案》与《试点决定》的精神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法治化的具体载体,并体现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从《试点办法》的规定看,也确实从“实体性”与“程序性”两个方面体认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过,相比于《刑法》已经对自首、坦白等作出了规定的情况,《试点办法》更凸显对“程序性”方面的规定,重点落在“程序从简化”问题,较为详细地规定“程序简化”在各个诉讼阶段的基本要求与“底线”所在。同时,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时,并未预先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未对认罪认罚案件规定专门的诉讼处理程序。这直接导致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是否独立的问题,陷入“是非难断”的尴尬状态。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不仅客观上导致认罪认罚从宽的诉讼程序具有“依附性”或“附属性”,也严重制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呈现其“专属性”与“独立性”。
  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规范化的产物。[4]这是模棱两可的表述,既然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独立的司法改革内容,就不应当忽视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独立性,不宜将其单纯地看作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体现;反而,应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法定化方式,通过独立的诉讼程序来固化而非折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意义。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义首先应当是程序改造,毕竟该制度最终需要通过程序法的协同配合,才能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当前,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制度系统,存在明确的诉讼体系缺失问题,导致实体与程序的“双轨”结构出现失衡的迹象,其中,如何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科学的诉讼支撑首当其冲。否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依据,难以在程序层面作出实质性的突破,将严重折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法定化,也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
  另外,试图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也未必可以直接有效解决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地位问题。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内容涉及刑事诉讼的各方各面。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可以直接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放入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具体条文可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真诚承认犯罪、真诚接受惩罚并且积极退回赃物赃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在程序上依法适当简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不具备从宽处罚条件的,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案件,情况复杂,不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5]诚然,通过立法修正,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基本原则化,司法改革将具有显著的固化意义,却无法直接解决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独立问题。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二)“嵌用”司法模式的权宜隐患
  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认罪认罚案件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但是,“嵌用”式的诉讼程序适用模式,不仅抹杀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应然层面的独立性,也背离诉讼程序的多元化趋势。
  1.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密而应分”关系
  关于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之间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是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探索。对于构建认罪认罚案件的分类处理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及时实现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6]而且,刑事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先行试验与参考价值。根据《试点办法》的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将刑事速裁程序纳入其中,而且,该制度的程序适用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依赖于刑事速裁程序。这充分表明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重要联系。刑事速裁程序“继续存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进一步加深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密切程度。
  目前,关于二者的关系,更多被认可的是紧密的内在关系,主要有以下看法:(1)具体内容。两高两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二)》(2015年)指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是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多层次诉讼体系、实现诉讼程序与案件难易、刑罚轻重相适应的重要探索。诚然,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可以看成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探索,在试点路径上具有承接关系。进而可以认为,速裁程序试点是我国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经验基础。相应地,塑造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独有的立法和司法品格,可以作为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有效路径。(2)制度升级关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运行两年后,推出的一项新的司法改革设想,其源于刑事速裁程序,是刑事速裁程序的一个升级版,是我国在总结刑事速裁程序运行两年来的成果及不足后所作出的制度创新。[7]这既肯定了前后相关性,也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独特性,更值得肯定。(3)耦合关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速裁程序都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非对抗性的司法合作精神。二者之间是一种耦合关系,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彼此不发生冲突与矛盾。[8]这将二者视为一个逻辑整体显然不当。
  这三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在强调二者关联性的同时,更应看到二者的实质差异。比如,从适用范围上,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只适用于轻罪案件,不适用重罪案件,明显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同时适用于轻罪、重罪案件不同;而且,人民法院在适用速裁程序时,只是“可以”依法从宽处罚,而不是“应当”从宽处罚。因此,不能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同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在逻辑上,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属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表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更广。另外,我国控辩双方关系逐渐从对抗走向合作,尤其是审前阶段的认罪认罚行为,从制度本源、解决问题的初衷、程序的本质上看,与刑事速裁程序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程序,能够较好地协调其与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刑事速裁程序在案件类型方面的合理分流。
  2.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实质差异
  相比于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天然亲近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简易程序,尤其是普通程序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在试点期间,“套用”适用简易程序,特别是普通程序,不仅消损认罪认罚从宽这一特定行为的专属性,也使“如何从宽”这一重要的末端问题,缺乏程序正义的“特殊保障”机制。
  从制度设计的功能初衷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和速裁程序主要解决程序分流问题,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超越程序本身,在更高的制度层面解决制约定罪的深层次问题。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新的制度予以建构,有利于从司法制度的高度完善简易程序、刑事和解和速裁程序。相应地,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基础更加牢固。同时,从“从宽”的法定性、强制性与普遍性等特点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全独立于其他认罪制度,不具有从宽“刚性”特征的认罪案件诉讼制度,如简易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等,不应当属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范畴。
  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与刑事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存在一种“嵌用”的司法样态关系,客观上导致不同诉讼制度及程序之间的逻辑混同。因此,“嵌用”式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会阻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实质跃升。换言之,从认识论看,容易使认罪认罚从宽既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制度内容,也逐渐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最终甚至变成一个泛化的概念[9]。然而,尽管认罪认罚从宽与既有程序存在简单的相似和关联内容,却与现有程序设置的基础和标准不同,与现有程序之间并非一个简单的架接关系。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种理念、一种精神,或作为政策指导于各个阶段,导致试点工作陷入难以深入的局面。即尚未把认罪认罚从宽形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和诉讼程序,只是作为一种理念和政策贯彻在诉讼中,司法改革仍达不到突破性的效应。因此,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定位和推进思路不明,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缺陷。
  (三)认罪认罚诉讼程序的独立化是世界潮流
  在刑事案件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今天,“单一的刑事特别程序不可能成为案件审理的唯一程序,定纷止争的方式和程序也不可能同一化”。[10]因此,各国纷纷建立多层次的诉讼程序体系。与此同时,让当事人充分地参与刑事诉讼,是现代刑事司法的一种趋势。国外辩诉交易制度以及认罪协商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的相继确立和发展,共同体现了刑事认罪协商制度的诉讼程序独立趋势。
  在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不仅是该制度成熟的标志,也是该制度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就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繁荣与广泛对外传播来看,诉讼程序的独立配套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前提。而且,辩诉交易程序在欧陆出现“普适化”的发展趋势。1989年,意大利在《刑事诉讼法典》中首次确立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制度,规定五种不同类型的刑事特别程序,即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的简便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依当事人要求适用刑罚程序、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程序和处罚令程序。2003年6月,意大利立法者为进一步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再次扩大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德国立法机关在2009年通过《刑事程序中的协商规定》,德国式“辩诉交易”正式成为法典的一部分,使实践中运行许久的非正式协商制度正式被法律所承认。2013年 3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协商制度合宪性作出判决,肯定协商制度的合宪性,同时,对《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协商制度条款作出大量解释。2004年3月9日,为克服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法庭堵塞,法国立法者确立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2014年,法国创设性地引入由司法警官主导的刑事交易制度。刑事交易制度授权司法警官在公诉启动前就公诉事项与涉案自然人及法人进行交易,是诉讼效率最大化的设计,但也最容易损及程序正义及相关当事人的权利。[11]由此可见,域外的认罪(协商)程序,都是独立的诉讼程序,既保证认罪协商制度的独特意义,也有助于贯彻和实现程序正义。
  在认罪程序普遍独立化的国际趋势下,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颇具特色的制度创举,如果无法形成独立的诉讼程序,必然成为该制度的重要缺漏。
  (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体系的多元层次性趋势
  目前,在理论上与试点过程中,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一定的宽泛化认识倾向,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1)包含性的认罪司法制度。刑事诉讼程序中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涵或性质的,包括简易程序、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刑事速裁程序。单独设立特别的认罪程序,势必存在交叉、重复,不能涵盖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不能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越性。[12](2)融合性诉讼制度或非特别性程序。认罪认罚制度是建立在认罪基础上的制度延伸,适用于任何案件性质与诉讼程序类型,广泛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是脱离刑事实体法、程序法规范而独立存在的一项诉讼制度。[13](3)广狭义之分与现有认罪诉讼程序的上位制度。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程序。[14]广义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并非一种独立、单一的程序,而是一个类型多元而成体系的程序。认罪认罚从宽诉讼制度是一种上位制度,包括酌定不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15](4)配套制度。从程序法的角度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认罚案件分流,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将来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案件性质,分别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简易程序以及正在试点中的刑事速裁程序。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简易程序、刑事速裁程序的配套制度。[16]
  这些看法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限缩,使其被迫纳入到广义的认罪程序,并具体地依附于我国的简易程序、和解程序与速裁程序,或者作为现有认罪诉讼程序的配套措施。这些做法尚不能充分体现和彰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体内容及其诉讼程序的独立属性。二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扩大,使其包摄现有的认罪程序,或者超越简易程序、和解程序与速裁程序。尽管此举肯定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却消损我国诉讼体系的多元层次性。纵观这些泛化的主张,既混同了不同诉讼程序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功能配置,也在不同程度上消损我国刑事诉讼体系应有的多元层次性特征。更重要的是,由于对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地位及其独立性认识模糊不清,严重制约试点工作的开展,也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我国诉讼体系的多元化趋势形成负面作用。
  三、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逻辑定位与未来展望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逻辑定位,应当分为二个层次:一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认罚案件中,属于前者;同时,在认罪认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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