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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与展望
【作者】 赵志彬【作者单位】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
【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文化;文化培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英文关键词】 IP culture; cultural cultivation; culture self-awareness; culture confidence; culture self-renewal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8
【页码】 28
【摘要】

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进行自省,重塑知识产权文化的概念,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文化的作用机制和价值所在,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英文摘要】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IP country rel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P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 self-reflection on China’s IP culture should be put on the agenda. The paper suggests reshaping the concept of IP culture, further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and value of IP culture, and raising the culture self-awareness, strengthening culture confidence, and realizing culture self-renewa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290    
  
  

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产权规范存在的形式和基本构成的总和[1],包括可辨识的正式制度(如法律规范、政策规章),也包括非正式制度(道德、习俗、观念等文化)。文化是制度之母,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却未能同步。文以化人,德润人心。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是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基础工程,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构成,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正是根植于知识产权文化的沃土。随着知识产权作用日益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探讨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拥有深厚的知识产权文化积淀,才能具备长久屹立的创新精神支撑,才能拥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魂。

一、知识产权文化研究的现状

要深刻理解和揭示知识产权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离不开对现有研究的总结,离不开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从而服务于对未来的把握和确信。为此,本文首先对现有知识产权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

(一)关于“知识产权文化”内涵的认识存在分歧

为促使各国都能发展出适合自身国情的知识产权文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简称WIPO)提出建立“知识产权文化”,但并未对其内涵进行明确[2]。我国对知识产权文化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关于知识产权文化的概念,即什么是知识产权文化,学说观点纷纭,理解认识不一。本文梳理现有研究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大致从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维度对“知识产权文化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阐述。

在广义维度上,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人类社会实践和知识产权活动中不断产生、发展和丰富起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3],其包含制度文化、理念文化和环境文化[4],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5]。绝大多数学者在分析知识产权文化的概念时采用广义维度(以下简称知识产权文化广义说),广义说涵盖了“文化”在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的内容,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

在中义维度上,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应包括观念和制度两个层次的内容,即观念层次上的知识产权文化(包含知识产权学说、意识和习惯等)和制度形态上的知识产权文化(包含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和基础设施等)[6]。简言之,知识产权文化中义说内容涵盖“文化”在制度和观念两个层次的内容,较广义说知识产权文化概念的外延有所缩小。

在狭义维度上,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知识产权活动中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务的精神现象的总和,涉及人们对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其内涵有三:第一,它来源于知识产权实践,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第二,它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知识财产权)的精神现象;第三,其是影响知识产权及有关事务的发生、发展的全部精神世界[7]。狭义说对于知识产权文化概念的定义最为狭小,仅局限于观念层面[8]。

综上不难发现,对于知识产权文化的内涵究竟采广义说、中义说还是狭义说,国内学界对此争议较大,分歧明显,目前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分歧的焦点在于对“文化”内涵的认识差异。

(二)对知识产权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作出了基本阐述

对于知识产权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国内学者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相关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观念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研究。有学者论证了知识产权文化对促进创新文化繁荣的价值[9],认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要的丰富和补充[10],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1]。有学者从知识产权文化与知识产权制度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知识产权制度贯彻实施的重要基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障[12]。有学者从知识产权文化价值本身出发,认为它包含创新、法治、跨文化、私权与利益的属性,具有引领、激励、教育和社会等多种价值[13]。还有学者分析了它对于培养技术型创新人才的价值[14]。

(三)认识到了我国在知识产权文化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

在肯定了知识产权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现有研究也明确地指出了我国在知识产权文化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两个角度剖析了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缺失的原因。从历史传统上讲,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传统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的惰性因素)导致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昙花一现[15];从现实实践上讲,有学者认为实践中,由于知识产品特点、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受教育程度、执法现状等因素对人们知识产权法律心理的消极影响,造成知识产权文化价值观的缺失[16];还有学者认为民众对知识产权认知不足,抵触情绪弥散和自利侵权心理等是知识产权文化缺失的重要原因[17]。

(四)提出了知识产权文化培育的策略关于知识产权文化的培育和构建,现有文献分别从国家、省市地区、高校院所和企业集团等层面开展研究。在国家层面上,学者多主张应从法律政策、行业环境、宣传教育等方面制定措施[18];在省市地区层面上,有文章结合各自省市的具体情况,分析自身培育和建设知识产权文化的有益经验[19];在高校院所方面上,学者们多从学校知识产权教育[20]、高校科技创新[21]、高校知识产权文化体系[22]等角度开展研究;在企业集团方面上,学者们针对企业知识产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模式选择[23]、企业战略[24]、企业文化需要[25]等角度进行研究。

谁敢欺负我的人

(五)现有研究无法满足我国未来发展的迫切需求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文化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基础和指引。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纵深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引发的相关行业的探索实践,现有的知识产权文化研究成果在为我国未来的持续发展而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源泉方面捉襟见肘。主要体现在:第一,受制于对“文化”的内涵难以准确界定,“知识产权文化”的内涵尚缺乏广泛的共识,导致“知识产权文化”的研究缺乏相对统一的语境。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抽象和概括。当“知识产权文化”研究需要由早期粗犷式的整体性描述阶段转入对知识产权文化作用机制等问题的细致性分析阶段时,基本内涵的模糊导致相关研究无法进一步深入。第二,对知识产权文化内涵认识的模糊,使得既往的研究未能抓住知识产权文化的核心本质,导致在阐述知识产权文化的作用和价值时,未能反映出知识产权文化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随着知识财富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在如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文化的作用以推进社会繁荣进步方面,现有研究难以作出更深刻的回应。第三,关于如何发挥知识产权文化在促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的作用,仍有进一步挖掘和探索的广阔空间。

综上,下文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现状进行自省,重塑知识产权文化概念,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文化的作用机制和价值所在,揭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在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发展的历史演进

知识产权作为“枪口下的法律” [26],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移植成长史[27]。这是一个从“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的法律变迁史,也是一个从“被动调整”到“主动创制”的政策发展史,更是一个从“外力强加”到“精神内化”的文化再造的过程[28]。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瞭。[29]知识产权虽非我中华固有之制,但亦在中华土地上断断续续演进百余年。为此,下文将从历史的视野,追根溯源重新审视知识产权文化。

(一)清朝末年以前

因一般认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肇始于清朝末年,故谈及清朝末年之前的知识产权文化便让人生疑:“古代中国有知识产权吗?”美国学者安守廉说,“从中国至今,人们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的事实,可推知中国自古就未曾有过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古代有过的,仅仅是‘帝国控制观念传播的努力’。”[30]不容否认,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曾是“舶来的”“引进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回忆我国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东西。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纵观中华文化发展史,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形态的知识产权,但仍闪耀着观念形态知识产权文化的光芒。在版权方面,我国古人高度崇尚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提倡原创,憎恶抄袭,对知识持严肃严谨的态度,传统的“文德”文化蕴含着知识产权的基因,宋代就出现了隐含现代版权制度因素的出版审查制度[31]。在商标方面,我国使用商业标志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秦朝时期就出现了“物勒工名”制度[32],宋代出现了用于“功夫针”上的“白兔标识”[33]。在专利方面,虽没有类似英国的“专利特权”,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技无不彰显着中国人民“创造创新”的文化品质。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就有知识产权文化的萌芽。

(二)从清朝末年至改革开放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对科技创新产生了强烈的内在需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利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34])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得以颁布,其是中国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开端,也意味着近代知识产权文化开始引入中国。后来《商标注册试办章程》[35]《大清著作权律》[36]的相继颁布,虽是西方逼迫法律移植的产物,但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尽管当时“皇权至上”的封建思想极力压制着“私权文化”,但这一历程仍然启迪了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

进入民国时期后,中国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随着辛亥革命结束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科学、民主、法治等西方启蒙思想深入人心。后来伴随着肩抗“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一大批“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读物问世,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创新[37],而其中凝结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催生着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中华民国商标法》《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和《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规则。这些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正是知识产权文化逐渐发生的体现。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将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目标,发明创造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大力宣传计划经济体制“大公无私”奉献主义精神的氛围中,强调“私权属性”的知识产权文化备受冲击。然而,该时期我国仍然颁布了若干知识产权规则,如著作权领域的1950年《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1953年《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商标领域的1950年《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及《商标注册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963年《商标管理条例》,专利领域的1950年《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等等。这些规则延续了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火种,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和建设留存了基础。

(三)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为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1986年《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相继出台并历经数次修改,相关配套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同时,知识产权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知识产权价值亦获得了普遍认可。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现代知识产权文化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蜕变。

在这期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当时,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贸易争端的出现,“知识产权”首次成为引发全社会瞩目的热词,社会各界对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规则体系乃至正当性等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而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而作出的一系列制度修改,不仅“催熟”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更“进口”了规则背后承载的一系列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对域外知识产权文化的移植。

当然,在这一移植过程中,知识产权曾遭受严重质疑。原因在于,一方面,知识产权所渗透出的“私”的属性与我国传统文化土壤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效应;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对知识产权异化严重、引入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我国的阶段性发展等担忧。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至此阶段,知识产权文化在我国已生根发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培育知识产权文化”即是明证。

(四)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

如果说我国在前一阶段保护知识产权是某种权宜之计,而非内生的自发的需求,那么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随着我国创新能力的增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主动要求政府提供强知识产权保护以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一阶段,决策者和民众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和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抛弃了权宜之计的思维,转为坚定地支持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同时,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理论的提出,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迸发出新的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文化多样性及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刻阐述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通向现代化的途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文化的理论,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石,但并非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原理的模板;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为来源基础,但并非我国历史文化母版的简单延续;要以西方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为“他山之石”,但并非西方优秀文化资源的翻版。[38]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进入新时代和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迎来蓬勃的发展,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将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为知识产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契机;另一方面,立足新时代,如何向世界传递蕴含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文化成为新课题。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发展应抓住时代机遇,与时俱进,树立文化自信,探索打造代表先进文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文化,为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促进人类共同体的进步。

三、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知识产权文化的几个基本判断

任何文化都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新时代知识产权文化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但是,我们可以对新时代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作出如下几个基本判断。

(一)知识产权文化的内涵

如前文所述,对“文化”内涵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关于“知识产权文化”概念的分歧。溯本追源,西汉刘歆曾在其散文《说苑·指武》中作“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语。[39]此处的“文化”意指以非武力的方式来教化转变人。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则是西方文化概念中国化的产物。我国古典语言中的“文化”一词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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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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