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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论司法决策的社会期望模式
【副标题】 以“于欢案”为实证切入点【作者】 李奋飞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司法;规范期望;认知期望;人情法理;“于欢案”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8
【页码】 3
【摘要】

“于欢案”不仅是一起引发了社会极大关注的个案,而且更深层地折射出了时下司法决策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巨大嫌隙。如果借用“规范—认知”的二元式框架,就不难发现中国刑事司法目前正处于持续演进中的重要节点。针对人情与法理的相互博弈,可以深入到制度架构的细节层面,来挖掘其中的变量价值。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司法决策的精密趋向亦将有效支持其自身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遏制过度恣意和个性丧失的极端图式。当然,以科学的实证手段进行质量评估,无疑会更有助于前瞻性分析的逻辑展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269    
  
  

一、引言:新时期的“礼法之争”回顾部分近几年引发了社会广泛争论的轰动案件,或许不难发现一些新的规律性现象。以往,人们的聚焦点通常集中于那些恶性犯罪案件,从邱兴华杀人案,到杨佳袭警案,再到药家鑫杀人案,均概莫能外。然而,时至今日,能够触发民众情绪的已不再局限于此类案件,而是扩展到那些在过去几乎不太可能被人关注的案件中。从2015年的“大学生掏鸟获刑10年半案”,[1]到2016年的“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2]以及2017年的“于欢案”,[3]都曾经引发了民众的极大关注。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够牵动普罗大众的神经,主要是因为其未能在人情和法理之间形成妥当的平衡。一方面,司法权能基于逻辑自洽得出了自以为周延的裁断;而另一方面,民意却极力排斥前者的决策正当性,且认为其忽视了基本的人情秩序。双方在意识层面的龃龉不断,不免导致司法既判力的难以为继,亦动摇了社会期望的稳定态势。为此,中国最高级别的审判机关甚至做出了“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的纠偏表态。[4]在中国,个人被嵌置在社会网络体系中,[5]而伦理道德始终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以致司法权力都难免受其传导。某种程度上,上述司法个案所暴露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礼法之争”在新历史周期中的精神延续。其逻辑起点甚至可溯源至晚清时期,“礼教舆论与刑论相为更迭之际,不能不视其速率之迟速以为权衡。”[6]这反映了现代法治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过往即如此,如今亦然,只是蕴含其间的对弈形态更加微型罢了。考虑到“于欢案”是截至目前映射此类争端的高潮,本文拟将其作为实证切入点,来进一步衡量司法与民意的内在联系。二、个案舆论的环境重塑任何一项研究恐怕都无法跨越因果关系的框架,我们依然可以将其简码化为“X → Y”的逻辑进路。在这起个案中,民意对司法结论的某些环节会呈现较为集中的保留态度,其中的争议点便可视为“Y”因素;而刺激上述情绪衍生的则必然涉及到案件的个别细节,无疑提供了“X”的范畴选项。对于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厘定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旨,而适宜方法论的抉择就显得尤为关键。在这里,作者运用模拟实验方法,重新创设了“于欢案”营造出的社会舆论。[7]具体而言,通过筛选122名在读法学研究生作为样本来源,由其承担公众情绪的再造任务,并置于相对封闭、固定的环境场域,先藉由视频影像、文字材料等途径令案件事实形成心理刺激,再通过问卷方法提取关乎民意缘起及发展脉络的数据指标。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需要借助一种社会环境的重塑,可以被看作是具有实验室特质的创新探索。[8](一)Y因素:争议点的技术性特质毫无疑问,外界对“于欢案”的初审结果充斥着不满和非议的情绪。那么,民意对司法判决的否定究竟落脚于何处呢?通过模拟空间内的再核查,可以清晰呈现如下事实:民众不能接受司法机关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处断。换言之,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事实真相的厘定,而集中呈现在法律适用层面。具体来说,超过一半的受访群体主张该案的错误在于量刑过重。(见图一)与聂树斌案等反复拉锯多年的案例相比,本案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环节并未引发舆论关注。而真相辨识的乾坤颠倒,尤其是证明过程的扑朔迷离,往往构成了以往热点案件的“标配”,因而更容易惹人侧目。[9]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趋势。不仅是“于欢案”,在前文提及的其他近期引发较大争议的类似案件中,以量刑轻重为代表的法律技术事项,同样发挥着中心旨趣的作用。这说明,民意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朴素正义主导下的“实事求是”观念,而是将思维认知的触角延伸至纯粹意义的规范性批判。“规范无法展现于具体处境中时,也就是‘失序’时,规范仍然是抽象有效的,规范论者并不关心(或者,不必关心)那失序的状态如何解决。”[10]但是,当形成气候的集体主义氛围已无法接受这种司法的自我证成时,再缜密的内生演绎怕都难以避免非议。(图略)图一[11]由此,Y因素的技术特质就展露无遗了。大多数参与模拟实验的个体并不反对“于欢案”的有罪认定;而从主观认知层面看,“同情”与“惋惜”的态度占据了优势心理位阶,说明民意的态度表达亦未丧失理性。(见图二)换句话说,人们并未试图彻底颠覆该案的正当性基础,而只是难以苟同裁判生成的推演过程。“生命和人是如此难以由个别行为构成,就如同海洋并非由海浪构成一样。”[12]本案经由规范推导得出的刑罚结论,似乎忽视了相关人及存续情境的综合背景,进而衍生了民意的强劲反弹。值得注意的却是,量刑向来都归属于法官的专业性范畴,而不容外界染指。即便在英美法系的语境内,基于陪审团与职业法官的二元式组织样态,也不会动摇后者垄断刑罚事项的功能设定。[13]就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肇始于2009年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力图实现刑罚裁断的均衡与精密,所仰赖的基础正是办案主体的业务能力提升。[14]而时下以“于欢案”为代表的现实反馈,就难免有些令人唏嘘了。这间接证明了,公众对于司法的期望性评估,绝不会因后者的自我闭合特质而停滞。法律规范主义命题中的自洽性证成,倘若未能获得大众正义观的契合,司法权威不过是“水月镜花”而已。(图略)图二[15](二)X因素:伦理情节的刺激效应既然在此案例中民意导向与司法决策的分歧点是量刑问题,那么就需要甄别引发畸轻畸重之疑惑的牵涉情节。可以说,正是因为就若干事实的属性认知存在差异,才催生了X因素。对于最终的法律判断而言,这其实就是一种“情境压力”。[16]见诸于经验主义视角,我们可以为其设定相应的筛选指标。[17]其中,最具冲击效果的恐怕莫过于所谓的“辱母”情节了。至少在虚拟的舆论环境里,这一论点是可以得到佐证的。(见表1)表1

┌───────┬───────┬─────┬─────┬──────┬─────┐

│本案引起广泛关│警察袖手旁观 │辱母情节 │高利贷  │致人死亡的结│其他   │

│注的因素选项 │       │     │     │果     │     │

├───────┼───────┼─────┼─────┼──────┼─────┤

│选择人数(N=122│62      │101    │22    │16     │6     │

│)       │       │     │     │      │     │

├───────┼───────┼─────┼─────┼──────┼─────┤

│所占比例   │50.82%    │82.79%  │18.03%  │13.11%   │4.92%   │

└───────┴───────┴─────┴─────┴──────┴─────┘

82.79%的超高比例,充分佐证了“辱母”情节在舆论生成期间充当的角色,更是不遑多让地将本案推向社会聚焦处。表面上看,“辱母”投射到法理领域的节点似乎是正当防卫问题,即,对于欢的奋起反击,究竟应当如何明确其责任属性。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正当防卫却是一个较为专业和模糊的概念,并不易被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即便身处实验环境中的122名法学研究生,也并不能得心应手地在正当防卫(抑或防卫过当)与“辱母情节”之间建立无懈可击的学理联系。某种程度上,在这一具体事实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反而是最普通的伦理因素。进一步说,亲子关系激发的道德向心力,或许才是阻遏X与Y因素之间相互协调的渊源。为此,作者在模拟实验环节针对案情事实做了一定的技术处理,将“辱母”情节进行了虚化重述,但并未予以彻底删除。随之,再对所有参与人进行问卷调查,看受访人员是否保持对司法裁判的拒斥态度。令人略感诧异的是,此项调查得出了与先前大相径庭的结论,主张判决准确无误的人数居然大幅攀升。(见图三)对于这两组对照展示的案件事实而言,不同之处体现为如何表达“辱母”情节。也可以说,“辱母”过程是否以挑动受众感情的方式被提及,构成了前后时间序列比对的介入变量。[18]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脉络继续分析,常态伦理价值所影响的人情观念实际主导了X因素。在其强烈刺激之下,民意倾向逐步偏重于道德层面,并将法律规范的社会期望予以内嵌。“为了让道德内化机制能顺利运作,法律必须被视为公正的”。[19]反之,当法律逻辑的推衍结果超出了民众推崇的道德界限时,前者的非正当性就会被舆论固化。因此,“X → Y”的思维进路本质上映射了从人情到法理的延伸历程。当二者能够维系相得益彰的关系模式时,民意就会成为司法权运行的支持力量;相反,当法理与人情处于相互对峙的紧张情势时,舆论针对公权力体系的怀疑与掣肘,就会透过某些个案渐次迸发。特别是在后一种局面下,法理与人情之间的顺位选择,不免令司法从业者陷入两难境地。(图略)图三[20](三)法理与人情的关系假定厘清法理与人情的应然定位,需要以稳定的分析框架作为理论依托。[21]这里不妨借助德国当代杰出社会学家卢曼的期望属性理论来阐明主题。在卢曼看来,规范期望与认知期望的二分法代表了一种可求证的定理体系。所谓认知期望,指其一旦遭遇失望就必须适应现实;而规范期望则是当某人并没有遵循期望行事时,并不必以自我放弃为代价。[22]而在本文语境下,法理与人情之间的强弱对比可以代入上述概念,并在反事实期望衍生的状况下衡量规范妥当性。概言之,站在公众的视角,当司法决策悖反于民意建构在人情伦理基础上的标准时,其结果无非囊括了如下两种情形:倘若前者应当顺从后者而作出自我纠正,那么就是一种规范期望;而后者一旦对前者表示尊重,并接纳了相关的自洽性论断,认知期望的构成条件便完全耦合了。究竟哪一种样态具有先导性,且更加顺应中国社会的本土资源特质,恐怕就是见仁见智的命题了。故而,我们不妨沿着两种迥异的思维路径加以剖析。同时,藉由“于欢案”可以在更加鲜活的场域内勾勒社会期望类型的对照式图景。立足于上述事实假设,人情与法理之关系无论是定位在规范期望还是认知期望,都能暴露制度建构深层次的矛盾点及相应的突破路径。如果本案针对于欢的无期徒刑判决被理解为需要让位给外界强烈的道德诉求,那么规范期望就可以被视为主旋律式的司法决策逻辑。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传统价值观的张力投射。[23]假设司法权的走向终究没有理会以人情为基础的民意,则证明认知期望保证了法律体系的专业闭合性,从而巩固了法理价值的独立品质。事实上,不管哪种可能性成为最终选项,都难以掩盖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所面临的瓶颈。同时,这也为改革逻辑的“进行”时态撰写了背书。[24]三、规范期望的逻辑悖论在规范期望的适用场域内,人情伦常的影响力限制了法理的伸缩空间。于是乎,司法裁判往往要屈从于民意催生的舆论导向。处在这样的情境,极端化的体验经历似乎足以令人堕入古雅典式人民法庭的错觉中,[25]抑或产生重温法国大革命公安委员会营造的群众氛围。[26]但毋庸置疑的是,过于弱势的司法权威不免会导致秩序紊乱,进而破坏国家机器内部的必要均衡。这就构成了一种逻辑悖论。我们固然可以认定规范期望保证了司法运行的公意属性,却断难忽视由此衍生的权力格局错位。对此,“于欢案”的发酵过程多少具备了“教科书”式的范本价值。(一)司法纠偏的损益值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欢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宣判,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5年。实际上,在二审结果公布之前,种种迹象都已表明,被告人于欢的最终量刑将朝着舆论期盼的方向发展。[27]而类似的剧情反转,早已在前文提及的其他案件中屡屡上演。尤其是“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更是在短短一个月内,由“三年六个月”的刑期迅即变更为“判三缓三”的从宽处置,而且非常人性化地于农历新年前夕对其予以释放。[28]作为法律人,我们有时不免慨叹,汹汹民意居然能对司法衍生出如此强大的干预力度,甚至具备扭转个案乾坤的巨大功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权在外力影响下的客观际遇。正如有学者所言,此类近乎民意直接评判案件的现象,背后蕴藏的其实是司法权威的信任危机。[29]这里不妨对规范期望框架内的司法纠偏进行初步的“成本—收益”分析。假如站在以实质正义作为价值追求的立场上,法律的规范逻辑将被所谓的“天理”辖制。[30]故而,即便是司法决策完全满足了形式合理性的范式要求,亦必须审核其是否契合自然正义的质效标准。对于欢的量刑进行从宽化的再处理,或许能满足舆论的情感慰藉,使个案结论符合民意的社会心理预期。然而,其对司法公信力的伤害却也是不言而喻的,从结果上看未免有得不偿失之虞。沿着上述逻辑脉络,司法决策的权威性则荡然无存。甚至,给人的感觉是,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似犹在专业人士之上。这样,职业法官同其他行业的职业界限将呈现出模糊态势。由此,程式化的个案决断似乎完全没有存续价值。进一步论,将案件完全交付作为外行的公民群体,或许反倒能取得更佳的效果。这种命题塑造仿佛重现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与大法官爱德华·柯克之间的历史性争论,只不过“王在法下”的关系探讨,被“人情—法理”的外在优劣比较所代替:既然民意可以被视为公众道德观的结晶,扮演纠纷仲裁者的角色又有何不可?因而,这种疑问同样也可借用柯克的论述得到否定性回应:“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案件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31]乍看起来,司法决策基于民意导向的自我纠偏,体现了虚怀若谷的虔诚姿态。而如果案件背后的是非观的确由此实现了可欲目标,对于涉案当事人来说亦大有裨益,且助长了民众介入公共领域的热情。[32]此结果固然可以归纳为规范期望体系内的社会效益,但是,当司法权威的陨落不可逆转地凸现出来,损失大于收益的论断将无可争论。(二)民意挥发的过度化人情作用下的事态逆转是否能以“获利”作比?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疑问,恰巧基于其信息渠道的特殊性。单就“于欢案”进行观察,外界的关注基本上来源于媒体报道。而新闻的特质中毕竟具有博人眼球的功利主义成分,难免会失之偏颇。[33]当然,这并非指斥相关的媒介报道失真。某种程度上,若不是新闻行业的参与,该案处置的欠妥之处怕也难以暴露。作者欲阐明的是,舆论对事件的评价出自多元传递后的信息基础,而不同于司法审判需依赖的证据材料。法律与事实之间建立联系的正当途径就是证据。证据裁判原则之所以能发挥程序法制的“帝王条款”功能,莫不盖因于此。[34]反之,倘若司法裁判依据的材料不过是一些街谈巷议,结论的公正属性就无从保障了。即便是在刑事审判的真实情境中,传闻证据的资质和效力都会受到法理价值的严格约束,遑论那些可能经历加工筛选的“半成品”。[35]这恰恰道出了舆论对个案施加影响不免遭遇的困境。在域外,对大众媒体的适度限制,构成了法院维系独立裁决能力的重要一环。“司法体系,这一古老而受人尊重的机制与新闻媒体,这一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机制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阶段那样得到重视,或激发这么多的关切。……但也有偶发的民事或刑事事务带来媒体和法庭的紧张状态”。[36]透过这一现象,公众舆论主导司法决策的弊病随之暴露。民众了解案情的方式决定了其把握事实的琐碎化和片面性,进而得出的论断就不免夹杂偏见。与职业司法人员相较,普通人既无法亲身审阅案卷,又难以身临其境地在法庭上对相关当事人察言观色,而只能接受人云亦云的所谓“真相”。以此为凭借手段,司法决策的恣意化在所难免。换言之,民意渗入司法运行阶段并非不可行,但务必要有所节制。作为这方面的成例,无论陪审团还是参审制,都需要对介入人数加以局限,且将其置于特定的司法环境中,方能实现有机糅合。即便是如今已日益式微的大陪审团制,虽然人数众多且主导真相核实,也不得超越法定框架而诉诸泛化的素材来源。[37]故而,必要信息的缺失总会制约规范期望内的关系构造。于是,“民意审判”就带来了潜在风险,特别是在事实呈现杂乱无章的非规则模型时,集体无意识制造的歇斯底里可能促成“沉默的螺旋”。[38]在作者营造的虚拟环境中,参与群体的专业素养确保了一定的批判性反思。(见图四)尽管这种审慎的态度表达超越了预期的角色定位,却不经意折射了规范期望的本质性缺陷。(图略)图四[39](三)裁判模式的闭合性事实上随着本案的持续发酵,初审判决也经由媒介公之于众。然而,我们从中很难针对是否真正存在X因素——辱母情节——做出准确辨识,故而以更专业的视角分析作为Y因素的量刑问题就有些勉为其难了。[40]这反映的其实是司法决策模式的痼疾,即裁判文书的外部僵化。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往往是裁判说理的单薄问题,[41]而对裁判文书难以完整地反映案件事实的问题,却鲜有人提及。通过“于欢案”的成例,我们不难发现,判决书或许可以大致描绘出事态演变的轮廓,却无法让人触摸其中的细节。伴随着系统化的裁判公开机制,当人们阅读相关裁判文书时,总会觉得其不及媒体报道精致,似乎前者有意隐瞒了某些关键内容。[42]这种怀疑其实是心理错觉诱发的结果,真正的症结在于判决生成的闭合进程。在中国,司法判决的塑造源头并非法庭审判,而是案卷材料的不断整理。某种意义上,法庭审判不过是审阅卷宗的补充活动罢了。广为诉讼法学界诟病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乃是导致事实真相无法为外界知晓的“罪魁”。[43]甚至可以说,法理与人情之间的隔阂甚至断裂,也可或多或少地归咎于此。长期以来,司法权的运转轨迹遵循着“案卷审阅——法庭审理——文书生成”的线索展开,而制作及完善案卷则构成了关键性基础。作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重视案卷本无可厚非。“证据充分、指控准确的关键与其说在于庭审本身,不如说在于卷宗。”[44]不仅此后的法庭审理是围绕卷宗内容的修正与商榷,最终的裁判文书亦扮演了简明扼要的角色。考虑到这种素材来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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