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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基于恐怖主义治理效果的去极端化矫治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 倪春乐【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去极端化矫治;极端化行动逻辑;需求驱动原理
【文章编码】 2095-7939(2019)03-0005-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60/j.issn.2095-7939.2019.03.001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5
【摘要】

当前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相互交织,恐怖主义治理要着眼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必须重视刑事制裁后的去极端化矫治。恐怖分子个体极端化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和演进轨迹,这是一个符合需求驱动原理的过程。去极端化矫治要科学分析影响个体极端化及其程度的变量关系,准确把握基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性去极端化规律。分析总结也门的宗教对话委员会和沙特的疏导计划中去极端化的正反经验,在立足中国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现实基础上,构建反恐背景下去极端化矫治的科学机制,对提升恐怖主义治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意义重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352    
  1?引言
  恐怖主义是当今影响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之一,也是世界各国重点治理的社会难题。通过法治的途径,运用犯罪化的处理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暴行已成为国际共识。恐怖主义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因而恐怖主义治理也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战略思想,在预警防范、打击惩治和矫治恢复环节层面需要科学施策。
  当前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既有地方性特色,又有共同性趋势。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政权分裂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的共有本质。其中宗教极端是其意识形态的根源,暴力恐怖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政权分裂是其终极的政治目的[1]。对于治理恐怖主义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宗教极端不仅是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其动力来源。极端化是极端宗教思想的外化,当前主要指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下的暴力、恐怖极端思想的外化。只有通过“去极端化”才能根本否定极端主义世界观,否定暴力实现社会变革的正当性。
  去极端化在预防和矫治两个层面都有重要意义。预防层面的去极端化,就是要通过对极端化过程的社会动力学规律的认识,祛除宗教极端思想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纽带,使广大穆斯林民众免受一小撮怀有政权分裂野心的恐怖分子的蛊惑。矫治层面的去极端化要在正确评估的基础上,对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人进行科学区别对待,通过宗教意识形态的矫治使其回归社会。因此,通过刑事法治的途径进行反恐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制裁和惩罚,而是要通过脱离、再教育和去极端化等环节使其回归社会,以此逐步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滋生的土壤。
  当前世界范围内,关于反恐中的“去极端化”工作逐渐受到重视[2],但相比而言,我国国内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其中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去极端化”工作需要相对较长的过程去检验和总结;二是矫治层面的“去极端化”工作相对被忽视,并未形成有效的特色化矫治机制,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探索。
  打击和惩治恐怖主义是一项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的长效性工作。鉴于恐怖主义犯罪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性,如果我们未能从去极端化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有效治理,那么从效果上讲,即便有再多恐怖分子被定罪量刑,也仅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大量的事实已经表明,由于内在的“思想根源”并未祛除,那些刑满释放的恐怖分子继续参加“圣战”的可能性极大。所以,针对那些以恐怖主义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如何进行有效的去极端化矫治,以使其失去继续实施暴力恐怖行为的思想动力,是当前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讨论“去极端化”,首先必须了解“极端化”。本文将从恐怖分子个体极端化的基本轨迹入手,运用个体社会心理学中的需求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去极端化矫治的理论框架。在实践经验总结和梳理方面,选取也门和沙特两国开展的去极端化矫治项目为考察对象,重点对其去极端化矫治中的正反经验进行剖析,进而提炼去极端化矫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以期对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人的矫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2极端化的轨迹与去极端化矫治的理论框架
  2.1?恐怖分子个体极端化的轨迹
  从学界现有的观点看,任何性质的恐怖主义都并非单一动机而产生的,其根源具有多样性。贫穷、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缺乏民主和政治自由等,都可能在导致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说,极端化是从正常向恐怖主义转变的过程和表现形式。在研究恐怖主义和极端化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导致恐怖主义的整体根源和恐怖分子从正常走向极端的个体动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当讨论极端化时,我们更多地从个体心理和行为模式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其演变过程。
  从外在看,极端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从内在看,极端化受个体内在需求的驱动,是个体在某种状态下为满足其需求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过程,实际上它遵循着特定社会动力学规律。宗教极端势力正是迎合了潜在极端化个体的层次性需求,才使得个体逐步走向极端化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极端化倾向的人,甚至实施暴力恐怖犯罪的人,都是理性的人,其在个体需求上与一般人无异。社会可能会基于恐怖分子的残暴性而推断其是否有心理或精神疾病,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和政治心理学教授Jerrold Post在对恐怖分子的群体特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确认的结论:“恐怖分子心理‘正常’──即他们并非患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错乱症。他们既不是抑郁症也不属情感严重失常,也不是癫狂的人。事实上,恐怖团体和组织在招募人员时往往要进行筛选,剔除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因为这些人对组织自身也构成安全风险。”{1}5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为研究理性人需求驱动行为的过程提供了理想化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对于个体而言,其之所以会通过逐步极端化而最终成为恐怖分子,实际上存在有一个需求满足的诱因发生作用的过程。
  第一,满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是极端组织运用的最廉价却最有效的方法。经济方面的驱动为极端化打开了第一道大门。以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发展为例,一项针对在伊拉克反恐战争中被捕者的调查显示,有约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其参与极端组织的首要动因是金钱。而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量儿童参加极端势力开办的宗教学校,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获得学校提供的食物、住所和衣物。贫穷和经济层面的原因,对于恐怖主义的滋生有深层次的影响,基于此,通过满足潜在群体的生理需求,尤其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来诱使其加入成为恐怖组织招募人员的最基本手段。
  第二,恐怖组织通过确立并宣传穆斯林世界在全球及地区范围的受害者地位[3],将这种所谓的“安全威胁”引申到个体,从而树立具体的敌人,强化个体的易受伤害性。作为宣传策略,极端组织会通过暴恐音视频或宗教学校让人们感受到“处处危机”,而加入极端组织进行抗争是惟一安全的途径,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下,极端化又有了安全需求上的更深层动因。一旦加入恐怖组织,则个体难以全身而退。离开恐怖组织同样可能遭来杀身之祸。
  第三,宗教极端主义以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为核心,利用清真寺、学校、社区、工作地及互联网为纽带,构筑起相对隔离的社交网络。他们在强化排他意识的同时,通过灌输宗教纯洁、否定多样化人为构筑无形的社交围墙,一旦初涉极端化的边缘,宗教极端势力就会采取隔离策略:一方面使极端化对象与其之前的生活和社交圈子相隔离,使之完全浸没在现有的极端化氛围中;另一方面,通过使其接受更多的极端宗教意识和暴恐音视频来实现自我强化。在初始阶段,即使个体完全接受宗教极端意识形态,他们也会出现一定的迷茫。此时,极端势力会通过进一步的训练和宗教教育使他们获得新的技能,并对组织中的“兄弟”及其信仰给予充分信任。这样,极端化的个体就基本完成了“行动”前的准备。在这个被人为圈定的社交网络中,个体既能感受到自我的身份认同,又能通过社会交往获得技能和自信,满足人的社交需求。
  第四,通过对个体实施和完成极端行为给予仪式性和物质性的回馈,树立极端分子的宗教和社会地位,使其满足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伊斯兰教义和学说中有许多英雄人物和传说,他们是穆斯林精神崇拜的对象。宗教极端势力通过宣传和教育使这些人物和传说对人的精神追求产生影响,使之成为众人心中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他们将极端主义行为视作是“神魔之争”,为其贴上“终极正义”的标签;同时利用多种形式和媒体渠道,发挥极端行为的宣传效应,强化歪曲的英雄观念,甚至对通缉令做另类解读,将其视作扬名立万的体现。诚如反恐学者Ariel Merari在对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观察后所言:“青少年们心中所仰慕的是殉教者,他们希望长大后有一天会成为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那样的殉教烈士。这是多么让人心寒的状态!”{1}5-8
  深入分析发现,极端分子在这个意义上的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有两个方面的现实载体:一是物质性的,即得到现实世界的物质回报;二是精神性的,即被升华为英雄,获得虚幻的宗教上的地位。两者共同组成了个体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内容,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大的驱动力。而从实现条件看,在满足自我精神实现的需求上,媒介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如果没有媒介的作用,极端行为的影响力只能局限于直接作用和受害者的狭小范围内,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需求满足将大打折扣。因此,延伸而言,在恐怖主义与互联网的关系上,恐怖分子对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受益多于对互联网的袭击[4]。
  2.2?去极端化矫治的理论框架
  本文所指的去极端化矫治是指对被依法判处刑罚的恐怖主义犯罪人在其服刑期间除了一般性的改造和再教育外,还需要创造主客观条件,专门针对其内在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根源进行矫治,使其能真正祛除实施暴力恐怖犯罪的内心驱动,回归正常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并非都适合采取去极端化的矫治措施,因而,首要的前提性工作是进行有效评估。将那些适合进行去极端化矫治的人与无法矫治的人进行区分,重点是筛选出恐怖组织中极端主义倾向顽固而强烈的核心成员,使其与温和的一般参与者相区别。在此基础上,矫治机关要主动营造安全有效的环境,即根据需求理论的逆向抗制机制对其进行区别对待,从而进行再教育,使其回归社会。
  根据前文所述,个体加入极端组织(极端化)是受到其内在的生理、安全、社会交往、自尊和自我实现等需求驱动的,这也正是极端组织通过满足个体需求而进行成员招募的核心策略。去极端化矫治需要采用极端化过程的逆向抗制机制,即从极端化路径的需求动力阻隔来设计矫治方案。综合极端化过程中个体社会心理的演变过程和内外条件,我们认为,去极端化矫治应确立如下变量,并以变量的关系具体评估和设计矫治措施。
  第一,极端分子参与暴力恐怖组织及其犯罪行为的程度。在这里,我们根据个体在恐怖组织中的角色将参与程度等级分为低层次参与者、重要的组织策划者、组织的首要分子或头目。人丑就要多读书
  第二,接受极端宗教思想和教育的程度。宗教极端主义以歪曲的宗教教义蛊惑普通信教群众,个体接受这些非法、非正统的宗教教育越深,则对极端主义的歪理邪说越是深信不疑,其去极端化改造的难度越大。反之,如果个体仅是出于其他层面需求的考量参加极端组织,其接受极端宗教思想和教育的程度较浅,则其对于正统宗教学说的替代性解释也越有接受的可能,其矫治难度就小。为此,我们将宗教教育程度也分为三个层次:未受正统教育、完全靠他人间接传输宗教知识者;良好的宗教教育学者;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第三,改造释放后可能的经济生活状况。从需求—动机基本关系看,绝大部分需求的满足都与经济状况相关。对于可能接受去极端化矫治的犯罪人而言,释放后是否会因为生活的窘迫再次重抄旧业,还是在满足基本经济需求的前提下洗心革面,这是去极端化矫治需要进行评估的重要内容;先前组织的存在及活跃程度,即特定的极端组织在个体生活环境中是否仍然存在还是已经覆灭,其开展各种招募等活动的活跃程度如何。这些情况都可能影响其回归社会的效果,因而必须作为变量予以准确评估。
  上述变量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决定了个体在去极端化过程中和去极端化之后的需求满足程度,进而能够影响去极端化矫治的有效性。
  正如去极端化矫治效果评估框架图所示,要对特定对象开展去极端化矫治,首先要评估其参与极端组织的程度和接受极端宗教教育的程度。评估中,这两项变量关系形成如表1所示。鉴于对原有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改造的难度巨大,对于接受极端宗教教育程度高的矫治对象,其去极端化难度就偏高。
  图?去极端化矫治效果评估框架
  表1?矫治对象参与极端组织程度和接受极端宗教教育程度的变量关系

┌──────────────────────────────────────┐
│矫治评估预测                                │
├──────────┬──────┬────────────────────┤
│变量关系      │      │接受极端宗教教育程度          │
│          │      ├──────────┬─────────┤
│          │      │低         │高        │
├──────────┼──────┼──────────┼─────────┤
│参与极端组织程度  │低     │难度低       │难度中等/高    │
│          ├──────┼──────────┼─────────┤
│          │高     │难度低/中等     │难度高      │
└──────────┴──────┴──────────┴─────────┘

  同时,对于第二组变量释放后矫治对象可能面临的经济生活状况及极端组织的环境,两者也会形成如表2所示的变量关系。由于极端组织是个体极端化的载体,因而相比于经济生活状况而言,极端组织在个体生活环境中的活跃度对矫治有效性的影响更大。
  表2?矫治对象经济生活状况与极端组织活跃程度变量关系

┌──────────────────────────────────────┐
│矫治评估预测                                │
├───────┬───────────┬──────────────────┤
│变量关系   │           │经济生活状况            │
│       │           ├────────┬─────────┤
│       │           │低       │高        │
├───────┼───────────┼────────┼─────────┤
│极端组织活跃程│活跃         │难度高     │难度中等/高    │
│度      │           │        │         │
│       ├───────────┼────────┼─────────┤
│       │不活跃        │难度低/中等   │难度低      │
└───────┴───────────┴────────┴─────────┘

  此外,从需求驱动的对应关系层次看,对于极端分子的矫治工作,我们能否准确评估矫治对象的需求预期,以及其需求预期的满足度将共同决定矫治有效性的程度,如表3所示。
  表3?矫治对象需求预期评估与需求预期满足度的变量关系

┌──────────────────────────────────────┐
│矫治评估预测                                │
├────────────┬─────┬───────────────────┤
│有效性         │     │需求预期的满足度           │
│            │     ├──────────┬────────┤
│            │     │满足        │未满足     │
├────────────┼─────┼──────────┼────────┤
│需求预期的准确评估   │有    │有效性高      │有效性中等   │
│            ├─────┼──────────┼────────┤
│            │无    │有效性低/中等    │有效性低    │
└────────────┴─────┴──────────┴────────┘

  基于上述三组变量关系的理论假设能在一定程度预测或决定去极端化矫治的整体效果,同时也可以检视去极端化实践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将以上述变量关系为分析工具对具体的去极端化矫治实践进行剖析,以提炼有益经验。
  3去极端化矫治的域外实践
  随着世界范围内反恐怖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综合治理才是根本途径。在具体的反恐举措中,各国也不断强调从宗教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思想根源层面的反恐。一些国家在对定罪量刑的恐怖分子进行矫治时,也开始实施去极端化的矫治项目,探索专门性的矫治方法。这些尝试对于国际社会有效治理恐怖主义都是有益的借镜。从目前的资料看,较为典型的以国家推动的专门性去极端化矫治项目主要有也门的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和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的疏导计划。本文将以此为考察样本,对其具体内容予以介绍,并运用前述变量关系的理论对其进行剖析。
  3.1也门的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
  3.1.1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的实施情况
  也门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国内恐怖主义最为猖獗和严重的国家之一。基地组织长期盘踞在也门,并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美国等西方目标展开恐怖袭击。当前,大量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仍以也门为据点。也门的社会经济状况极差,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国内腐败问题严重,种种因素共同形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
  2001年停驻也门的美国“科尔”号军舰遭到也门恐怖组织袭击,迫于内外因素的压力,也门政府于2002年开始实施了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该项目小组由也门前最高法院法官Hamoud al-Hitar负责,另外有3名阿訇及其他一些辅助人员构成。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也门国内权威的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学者并未参与其中。
  在内容上,所谓的“宗教对话”就是同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就涉及伊斯兰教的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交流和说服。委员会选择18~40岁,没有犯人命案的被关押者开展工作。对话双方在确认“安拉”和“圣训”作为对话基础的前提下,主要就也门政府的合法性、世俗法律和伊斯兰教法的关系、杀害非穆斯林民众是否正当等问题展开具体讨论。根据Hamoud al-Hitar的描述,在对话中,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无法对其参与实施的恐怖暴行说明正当理由,并且认可委员会的宗教解释。一旦核心的宗教解释问题得到解决,被关押者同意签署放弃暴力的宣誓书,则委员会可以考虑对其特赦。对于犯杀人罪的人员,可以参与对话,但不实行特赦。
  基于种种因素,该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共持续了3年时间,据统计期间共有364名人犯参与了该项目。据Hamoud al-Hitar称:“98%的参与者都没有再走上暴力的道路。”事实上,他的这一结论受到很多质疑。因为据有关情报显示,2005年就有两名曾经的对话参与者被发现仍在伊拉克参与“圣战”;2009年有3名曾经的参与者在也门实施了自杀式袭击{2}。
  在其持续的3年中,该项目也受到较多来自外界的批评。除了对通过宗教对话进行去极端化的效果存在质疑外,人们还指出该项目实际存在着很多人权问题。例如,根据大赦国际的调查,参与宗教对话项目的关押者实际上有很多是在未受到任何指控和审判定罪的情况下被非法拘禁的。他们没有得到法律程序的权利保障。更有甚者,这些人在关押期间受到殴打、虐待和酷刑,他们的家属还受到威胁。因此,很多参与者认为,他们本身受到了非法的逮捕,因而借助参与宗教对话获得释放也就理所当然了。
  有论者指出,这项所谓的“宗教对话”实际上是并非真正平等的就极端宗教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的争辩、解释和说服,而是国家垄断话语的平台,参与者不过是被迫接受,进而“承认和改变其错误观点”。另外,也门的宗教对话委员会仅由Hamoud alHitar等人组成的小组人员来完成,缺乏完善的组织机构,实施过程也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尤其是在程序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方面留下诸多隐患。加之该项目本身投入有限,在去极端化矫治和释放后政府并未给予持续的物质性支持,因而没有完全能阻断被释放人重新回到恐怖组织的可能。
  3.1.2去极端化矫治效果评析
  也门的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尽管意识到从宗教意识形态入手进行去极端化矫治的重要性,也试图从引导犯罪人正确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法教义与世俗世界关系的角度祛除暴力恐怖的思想根源。但总体上,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性,未能形成去极端化的需求抗制动力机制,项目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我们用前文所述的变量关系对也门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的矫治有效性是极低的。
  第一,从参与宗教对话的人员看,因为该项目的开展事先进行了筛选工作,排除了有命案在身的犯罪人,所以他们参与恐怖组织的程度较浅。同时也意味着其受到极端主义宗教教育和教唆的程度不深,这是去极端化矫治的有利条件,其变量关系如表4所示。
  表4?也门宗教对话委员会项目矫治效果(一)

┌────────────┬─────┬──────────────────┐
│变量关系        │     │接受极端宗教教育的程度       │
│            │     ├──────────────────┤
│            │     │低                 │
├────────────┼─────┼──────────────────┤
│参与极端组织程度    │低    │矫治难度:低            │
└────────────┴─────┴──────────────────┘

  第二,由于也门国内安全局势不稳定,各种性质的恐怖组织活动频繁,对于潜在极端分子的重新招募的诱惑力较大。加之由于该项目缺乏政府持续的经济支持,犯罪人释放后难以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进而增强了恐怖组织招募条件的吸引力。这两者的变量关系造成了去极端化矫治的难

  ······

你怀了我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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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 Jeremy F. Curtin, Janet E. Garvey, Jonathan Margolis.et al, terrorism and children[J/OL]. Diplomatic Policy, 2007, (5):5-8.[2019-01-18].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ejournal.html.

{2} Byman, Daniel L. Al-Qaeda as an Adversary do We Understand Our Enemy?[J]. World Politics, 2003(1):139-163.

{3}国务院新闻办.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R/OL].(2019-03-18)[2019-03-21].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18/content_5374643.htm.

{4}苏泽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5年2月2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R/OL].(2019-03-19)[2019-03-21].http://www.sohu.com/a/302321236_120043699.

{5}舒洪水.我国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法规制研究[J].刑事法评论,2015(1):442-468.

{6}Jon Henley. France battles to prevent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in jails[EB/OL].(2016-02-12)[2018-07-01].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2/france-battles-to- prevent-islamist-radicalisation-in-jails.

{7}翟中东.国际视域下的重新犯罪防治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6.

{8}孔一.再犯风险评估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6(2):27-32.

{9}黄彬.恐怖活动罪犯与极端主义罪犯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基于再犯预防的视野[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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