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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关于减轻处罚的实证研究
【副标题】 以敲诈勒索罪为基础展开的分析【作者】 梁文彩
【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减轻处罚;实证研究;主刑;罚金刑【文章编码】 1673-1565(2019)03-0039-08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3【页码】 39
【摘要】

以2014年全国范围内的敲诈勒索罪判决书为样本对减轻处罚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减轻处罚主要集中于适用第二个和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的样本中。减轻处罚的大量适用对实现敲诈勒索罪量刑的轻缓化起着重要作用,但第三个法定刑幅度样本的主刑减轻幅度过大,应严格予以控制。虽然从整体上看减轻处罚样本的罚金均值明显低于未减轻处罚样本,但两类样本的罚金数额存在明显的重叠现象,这与罚金数额没有轻重幅度区分有关,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修改罚金数额的规定方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329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幅度以下判处刑罚,减轻处罚分为法定减轻处罚和酌定减轻处罚,法定减轻限于量刑情节中明确具有减轻处罚功能的情况,而酌定减轻则指的是《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1]在量刑实践中,减轻处罚情节的出现会导致法定刑面临重新“选址”的情况,因而具有肇始意义。{1}因此,减轻处罚的裁量属于量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有学者提出引进德日刑法中处断刑的建议,以重新构建我国的量刑方法。所谓处断刑,就是法官根据法定情节或者酌定情节对法定刑进行加重或减轻的修正后所形成的刑罚。{2}是否引进处断刑的概念暂且不论,但减轻处罚在量刑中确实具有特殊性,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减轻处罚的运用究竟是何状况,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关注。因此,笔者以2014年全国范围内的敲诈勒索罪判决书为样本,对减轻处罚展开实证研究。最终经过筛选处理,纳入数据库的判决书总量为3147份,被告人总量为5360人,敲诈勒索罪的全样本数量即是基于被告人数量所做的统计。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统计的减轻处罚样本包括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部分明确选择减轻处罚功能以及量刑实际结果在应适用法定刑幅度以下裁量刑罚的情况。[2]依据上述标准,数据库中共有791例样本适用减轻处罚,占全样本的14.8%,且这些样本均属于法定减轻处罚的情形,因而本研究主要围绕法定减轻处罚展开。
  一、敲诈勒索罪减轻处罚的基本情况
  敲诈勒索罪共有3个法定刑幅度,[3]笔者将不同法定刑幅度与是否适用减轻处罚进行交叉制表,以发现不同法定刑幅度内的减轻处罚适用情况。交叉列表数据显示,全样本中有4068例样本适用第一个法定刑幅度,而这一幅度中减轻处罚的样本仅有24例,占全样本的0.6%,显然在适用第一个法定刑幅度的情况下法官更倾向于不再适用减轻处罚。适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的1114例样本中就有620例样本适用减轻处罚,占本幅度样本的55.7%,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样本被适用减轻处罚。而第三个法定刑幅度中适用减轻处罚的比例更高,在178例样本中有147例样本适用减轻处罚,减轻比例高达82.6%。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法定刑幅度内适用减轻处罚的比例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P=0.000,P<0.001)。由此可知,减轻处罚在敲诈勒索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法定刑幅度内得到大量适用,且法定刑幅度越高,适用减轻处罚的比例就越大。虽然《刑法修正案(八)》为敲诈勒索罪增加了一个法定刑幅度(即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最终真正在这一幅度内量刑的样本比例仅为0.6%,减轻处罚的大量适用使敲诈勒索罪的刑罚整体趋轻,借此也可以保证严厉的刑罚适用于罪行确属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三个法定刑幅度样本的减轻处罚适用率高达82.6%,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部分减轻处罚样本中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进行梳理。根据统计,自首、立功与减轻处罚不具有相关性(卡方检验与相关性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从犯、未完成形态(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总和)与减轻处罚具有相关性(卡方检验与相关性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而就这两项情节而言,未完成形态的影响更大一些,其相关性系数r为0.6,高于从犯。具体数据参见表1。
  表1 第三个法定刑幅度法定减轻处罚情节适用统计表

┌────────────┬─────┬─────┬─────┬─────┬─────┐
│法定情节样本分类    │样本总数 │减轻处罚样│减轻处罚适│卡方检验结│相关性检验│
│            │     │本数   │用率   │果    │结果   │
├────┬───────┼─────┼─────┼─────┼─────┼─────┤
│自首  │自首样本   │15    │15    │100%   │P =0.077 │r=0.139 P>│
│    │       │     │     │     │     │0.05   │
│    ├───────┼─────┼─────┼─────┤     │     │
│    │非自首样本  │163    │132    │81%    │     │     │
├────┼───────┼─────┼─────┼─────┼─────┼─────┤
│立功  │立功样本   │6     │6     │100%   │P =0.592 │r=0.086 P>│
│    │       │     │     │     │     │0.05   │
│    ├───────┼─────┼─────┼─────┤     │     │
│    │非立功样本  │172    │141    │82%    │     │     │
├────┼───────┼─────┼─────┼─────┼─────┼─────┤
│从犯  │从犯样本   │23    │23    │100%   │P =0.019 │r=0.235 P<│
│    │       │     │     │     │     │0.05   │
│    ├───────┼─────┼─────┼─────┤     │     │
│    │主犯样本   │72    │58    │80.6%   │     │     │
├────┼───────┼─────┼─────┼─────┼─────┼─────┤
│未完成形│未完成形态样本│149    │138    │92.6%   │P =0.000 │r =0.6 P <│
│态   │       │     │     │     │     │0.01   │
│    ├───────┼─────┼─────┼─────┤     │     │
│    │既遂样本   │29    │9     │31%    │     │     │
└────┴───────┴─────┴─────┴─────┴─────┴─────┘

  笔者认为,第三个法定刑幅度之所以出现如此高的减轻处罚适用率,与这一幅度有大量样本处于犯罪未完成形态有密切关系。先来看一下具体数据:适用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的178例样本中,有5例样本为犯罪预备,全部适用减轻处罚;有1例样本为犯罪中止,适用减轻处罚;有117例样本属于犯罪未遂,其中就有114例样本适用减轻处罚;还有26例样本是部分既遂部分未遂,其中有18例样本适用减轻处罚,减轻处罚适用率为69.2%;仅有29例样本是犯罪既遂,其中仅有9例样本适用减轻处罚,减轻处罚适用率为31%。从这一数据情况看,指向数额特别巨大的敲诈勒索犯罪成功率(即既遂率)非常低。为进行对比,笔者又统计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法定刑幅度样本的犯罪停止形态情况。适用第一个法定刑幅度的样本有4068例,其中犯罪既遂样本有2968例,占本幅度样本的73%;适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的样本有1114例,其中犯罪既遂样本有461例,占本幅度样本的41%;而适用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的178例样本中仅有29例样本属于犯罪既遂,占本幅度样本的16%。由此看来,犯罪数额越高,被告人实际上完全获取这些非法财物的难度也就越大,因而犯罪成功(犯罪既遂)的比例也就越低。敲诈勒索罪是典型的侵财犯罪,财产权是本罪的主要客体,当犯罪处于未完成形态时,行为对被害人财产权益的侵害一般情况下都要比既遂小,而对于适用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的样本来说,如果仅仅是从轻处罚,其最低刑也得是10年有期徒刑,仍显过重,因而法官更多选择对被告人减轻处罚。根据前述数据情况,由于适用第三个法定刑幅度样本中有大量样本处于未完成形态,外加之有从犯情节等,由此导致这一幅度减轻处罚适用率非常高。
  二、敲诈勒索罪主刑的减轻处罚情况
  全样本中有24例样本属于敲诈勒索数额较大因而适用第一个量刑幅度,这24例样本都存在法定减轻情节,[4]而且裁量结果各异,具体包括11例单处罚金、2例管制和11例有期徒刑。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司法实践对于第一个法定刑幅度是否可以适用减轻处罚以及适用减轻处罚后具体如何裁判的认识不统一,导致量刑上的差异。由于第一个法定刑幅度适用减轻处罚的样本数量过少,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而笔者仅探讨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法定刑幅度中适用减轻处罚样本的有期徒刑刑期情况。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中适用减轻处罚的样本共620例,其中单处罚金样本1例、管制样本2例、拘役缓刑样本3例、拘役实刑样本11例、有期徒刑缓刑样本272例、有期徒刑实刑样本331例,上述样本分别占这一幅度减轻处罚样本的0.2%、0.3%、0.5%、1.8%、43.9%和53.4%。在第三个法定刑幅度中适用减轻处罚的样本共147例,其中有期徒刑缓刑样本37例、有期徒刑实刑样本110例,上述样本分别占这一幅度减轻处罚样本的25.2%和74.8%。
  (一)第二个法定刑幅度减轻处罚样本主刑量刑情况
  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减轻处罚的样本中,有97.2%的样本判处有期徒刑(包括有期徒刑实刑和有期徒刑缓刑)。刑法在减轻处罚幅度的问题上没有做出明确限制,只要是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幅度内裁量即可,这也就是说,刑种的减轻和刑期的减轻都是可以的。就样本的实际情况来看,涉及刑种减轻的样本仅有17例(其中判处拘役的样本14例、判处管制的样本2例、单处罚金的样本仅有1例),而且刑种越轻适用的样本数越少,应该说第二个法定刑幅度样本减轻处罚时对刑种减轻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由于刑种减轻的样本数量过少,不具有统计意义,下面笔者主要分析减轻处罚后有期徒刑刑期的均值以及分布状况。
  根据统计,本幅度中减轻处罚样本所判有期徒刑刑期的均值为20.357个月,众数为24个月,中值为22个月,最小值为6个月,最大值为36个月。[5]为显示减轻处罚的幅度大小,笔者将减轻处罚样本的具体刑期划入到不同的刑格之中,再统计不同刑格的适用数量。在理论研究中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格一般分为1年、2年和3年,{3}笔者以此为单位进行划分,形成不同刑格频数表。
  表2 第二个幅度减轻处罚样本不同刑格频数表

┌────────────────────────┬───────┬──────┐
│                        │频数     │百分比   │
├─────┬──────────────────┼───────┼──────┤
│有效   │2年以上有期徒刑           │292      │48.4    │
│     ├──────────────────┼───────┼──────┤
│     │1年以上不满2年有期徒刑       │244      │40.5    │
│     ├──────────────────┼───────┼──────┤
│     │不满1年有期徒刑           │67      │11.1    │
│     ├──────────────────┼───────┼──────┤
│     │合计                │603      │100.0    │
└─────┴──────────────────┴───────┴──────┘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根据表2可知,样本落入2年以上刑格的频数最高,为292例样本;其次为1年以上不满2年刑格,样本数量为244例;适用最少的为6个月以上不满1年这一刑格的样本,频数为67。由此可知,司法实践中法官虽然并不会将第二个法定刑幅度减轻处罚一律严格限定在法定刑幅度以下一格以内,也有很多样本在下两格、三格甚至更低的刑格内适用(如单处罚金、管制和拘役),但从整体情况看,这种减轻处罚幅度过大的判决数量较少,在下一格和下两格内量刑的样本占这一幅度减轻处罚样本总量(620例样本)的86.5%。
  (二)第三个法定刑幅度减轻处罚样本主刑量刑情况
  适用第三个法定刑幅度而减轻处罚样本的有期徒刑刑期均值为51.201个月,中值为48个月,最小值为24个月,最大值为108个月。[6]为直观反映其减轻处罚的幅度情况,笔者仍然采用划分刑格的统计方式,将第二个法定刑幅度划分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5年以上不满7年有期徒刑和不满5年有期徒刑三个刑格,具体频数分布情况如下:
  表3 第三个幅度减轻处罚样本不同刑格频数表

┌────────────────────────┬───────┬──────┐
│                        │频数     │百分比   │
├─────┬──────────────────┼───────┼──────┤
│有效   │1年以上有期徒刑           │12      │8.2     │
│     ├──────────────────┼───────┼──────┤
│     │5年以上不满7年有期徒刑       │31      │25.2    │
│     ├──────────────────┼───────┼──────┤
│     │不满5年有期徒刑           │98      │66.1    │
│     ├──────────────────┼───────┼──────┤
│     │合计                │141      │100.0    │
└─────┴──────────────────┴───────┴──────┘

  从上表可知,在本幅度下一格量刑的样本仅有12例,下两格量刑的样本有37例,下三格量刑的样本有98例,减轻幅度越大样本数量越多。由此可见,本幅度减轻处罚样本的减轻幅度呈现出与第二个法定刑幅度减轻处罚样本的减轻幅度完全相反的态势,前者减轻处罚幅度明显大于后者,前者相对得到了更大的宽宥。
  (三)对减轻处罚幅度的评析
  根据前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仅第三个法定刑幅度减轻处罚的比例大大高于第二个法定刑幅度,而且就减轻处罚的幅度而言也是前者大于后者。由此一来,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减轻处罚的被告人相对于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减轻处罚的被告人而言获得了更大的宽宥。对于这种现象究竟该作何解释,这样的减轻处罚结果是否具有合理性不无疑问。
  关于减轻处罚的幅度是否应该有所限制,刑法学界早有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依据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最低刑可以进一步将不同法定刑幅度细化为若干刑格,而减轻处罚就应该是法定最低刑的下一个刑格以内处刑。{4}另一种观点认为,减轻处罚不能毫无节制但也不能限制过死,一般情况下应在法定最低刑以下一格内量刑,而特殊情况下则可降两格甚至三格。{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减轻处罚的幅度应该受到基准刑的限制,某一罪行的基准刑越高则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就应该越高,某一罪行的基准刑越低则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就应该越低。{6}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无论犯罪的具体情况如何,一律严格限制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格内量刑无疑可以极大地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弊端也非常明显,即在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牺牲了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处理的灵活性,虽然该种观点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出现罪刑失衡,但与此同时亦会导致另外一种罪刑失衡。因为犯罪的严重程度存在差异,即便适用同一个法定刑幅度,但有的犯罪情节较轻,有的犯罪情节较重,最终不考虑这种犯罪程度的差异,统一严格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格内裁量刑罚,出现的结果自然是轻罪、重罪刑罚趋同。以敲诈勒索罪为例,同属于适用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的两个犯罪,一个犯罪数额接近特别巨大标准,一个犯罪数额仅仅刚达到巨大标准,在对二者进行减轻处罚的情况下均在2年以上3年以下(不包括3年)有期徒刑这一刑格内裁量刑罚,二者之间减轻处罚幅度最大相差仅为1年,这很难说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轻罪重罪同等处罚显然也是一种罪刑失衡的表现。况且,立法也并未禁止在下一法定刑幅度内跨格判处刑罚,显然立法者也是预见到减轻处罚情况的复杂性。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并未将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限定于法定刑幅度的下一格内,而是允许在下两格甚至下三格内具体裁量,但这种情况存在特殊性,言下之意,在下两格或下三格内具体裁量应该受到更大的限制,不能随意扩大适用。当然,该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没有言明何为特殊情况,因而实践中掌握起来具有难度。而对于第三种观点,其显然在减轻处罚幅度的选择问题上注意到罪行轻重的差异。该学者以基准刑为依托实际上即是根据罪行本身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减轻处罚幅度的大小,因为根据《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后文简称《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基准刑是在以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为基础确定量刑起点的情况下再依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予以确定,而这些犯罪事实均反映出犯罪本身的轻重程度。当然根据该种观点,其对减轻处罚的幅度也是有所限制的,一般应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格和下两格内具体裁量,但据笔者理解其也并未一律不允许在下三格内量刑,只是这种情况属于少数,不能扩大适用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一点上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具有共通性。笔者认为这种限定是恰当的,也是有必要的,如此才更有利于保证罪刑均衡的实现。
  就敲诈勒索罪量刑实际情况而言,不论是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的减轻处罚还是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的减轻处罚均没有将减轻处罚一律限定于法定刑幅度以下一格内具体裁量,亦有大量样本在下两格以及下三格内量刑,显然司法实践并不认可上述第一种观点。而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的减轻处罚实际更符合后两种观点的理论预期,即一般情况下将减轻处罚限定于下一格或下两格,下三格减轻处罚的样本属于少数情况。司法实践对减轻处罚的上述幅度限定具有合理性,既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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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石经海,骆多.量刑过程视角下量刑方法分段构建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1):45.

{2}冯军.量刑概说[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3):27-28.

{3}{4}周振想.刑罚适用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279.279.

{5}冯卫国,王志远.刑法总则定罪量刑情节通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8.

{6}敦宁.量刑情节适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66-67.

{7}赵秉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司法[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2-3.

{8}邵维国.论罚金刑数额立法的原则[J].当代法学,2002,(11):151.

{9}黄华生.论刑罚轻缓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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