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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中国式举证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
【副标题】 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为中心的分析【作者】 胡学军
【作者单位】 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证明责任;中国式举证责任;真伪不明;举证责任转换;证明责任裁判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91
【摘要】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尤其流行在证据短缺导致事实难以判断的情况下“转换举证责任”。我国语境中的“真伪不明”及其裁判方法与大陆法系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名同实异。此种中国式举证责任制度与学界长期倡导的大陆法系经典证明责任理论及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之间均存在矛盾冲突,却高度契合中国文化观念基础,具有其自身内在逻辑与实践合理性。为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一方面,宜在事实认定领域承认并尝试建构此种中国式举证责任理论与制度,另一方面,对现代证明责任制度移植的重心宜从过去注重将“证明责任裁判”作为真伪不明时败诉负担的结果正当化功能,转向将“证明责任分配”作为调整民事审判过程的裁判方法论功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6894    
  引言
  现代证明责任理论与制度被引入我国迄今已有三十多年,[1]此前其一直被认为是理论继受和贯彻施行得较好的一项制度。[2]然而,近年学界对于此项制度反而逐渐出现激烈争议。不断有学者质疑作为现代证明责任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这一命题,[3]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裁判实际上极少出现,继而质疑证明责任制度的现实意义。[4]相反,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司法解释的相关明文规定,“真伪不明的存在以及证明责任的可适用性已经基本没有再行质疑的空间”[5]。笔者认为,对国外经典理论命题的怀疑可能正是中国法学开始理论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表现,也为揭示证明责任制度在我国运行的实际面貌提供契机。
  法律制度适用的实际状况如何,不能仅仅考察成文的规范条文。很多时候,“真相藏身于浩如烟海的司法判决之中,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发现法律究竟如何被解释、被歪曲甚至被置之不顾的。”[6]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7批指导性案例更提供了极佳的样本。[7]其中指导案例第91、92号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出台之后首次以“举证责任”为关键词发布的案例。从中能管窥我国司法实践对于证明责任理解与适用的内在逻辑,并清楚界定其对法院适用举证证明责任的指导与示范意义。
  一、证明责任理论与实践背离的两个实践样本
  (一)指导案例91号基本案情与裁判理由
  2011年12月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马鞍山市花山区霍里街道范围内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城市建设。随后,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作出《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将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批复内容予以公告,并载明征地方案由花山区人民政府实施。苏月华名下的花山区霍里镇丰收村丰收村民组B11-3房屋在本次征收范围内。在实施征迁过程中,征地单位分别制作了《马鞍山市国家建设用地征迁费用补偿表》《马鞍山市征迁住房货币化安置(产权调换)备案表》,对苏月华户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予以登记补偿,原告古宏英的丈夫领取了安置补偿款。2012年年初,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将苏月华户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拆除。原告沙明保等四人认为被告非法将上述房屋拆除,侵犯了其合法财产权,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房屋损失、装潢损失、房租损失共计282.7680万元;房屋内物品损失共计10万元,主要包括衣物、家具、家电、手机等5万元;实木雕花床5万元。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沙明保等四人的赔偿请求。原告不服,上诉称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对上诉人的房屋进行拆除的行为违法,事前未达成协议,未告知何时拆迁,屋内财产未搬离、未清点,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5)皖行赔终字第00011号行政赔偿判决:撤销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改判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赔偿上诉人沙明保等四人房屋内物品损失8万元。
  在裁判理由方面,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45条的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出土地,被征收人拒不交出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自愿交出了被征土地上的房屋,其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未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也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对沙明保等四人的房屋组织实施拆除,行为违法。关于被拆房屋内物品损失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38条第2款的规定,[8]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花山区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上诉人的房屋时,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上诉人签字确认,致使上诉人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应由花山区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的屋内物品5万元包括衣物、家具、家电、手机等,均系日常生活必需品,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且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物品不存在,故对上诉人主张的屋内物品种类、数量及价值应予认定。上诉人主张实木雕花床价值为5万元,已超出市场正常价格范围,其又不能确定该床的材质、形成时间、与普通实木雕花床有何不同等,法院不予支持。但出于最大限度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考虑,结合目前普通实木雕花床的市场价格,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酌定该实木雕花床价值为3万元。
  (二)指导案例92号基本案情与裁判理由
  2003年1月1日,经农业部核准,“金海5号”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品种号为:CNA20010074.2,品种权人为莱州市金海农作物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种业公司)。2010年1月8日,品种权人授权金海种业公司独家生产经营玉米杂交种“金海5号”,并授权其对擅自生产销售该品种的侵权行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提起诉讼。2011年,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凯公司)在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古城村进行玉米制种。金海种业公司以富凯公司的制种行为侵害其“金海5号”玉米植物新品种权为由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掖中院)提起诉讼。张掖中院受理后,根据金海种业公司的申请,于2011年9月13日对沙井镇古城村种植的被控侵权玉米以活体玉米植株上随机提取玉米果穗并现场封存的方式进行证据保全,并委托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对被提取的样品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保存的“金海5号”标准样品之间进行对比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为“无明显差异”。张掖中院以构成侵权为由,判令富凯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富凯公司不服,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肃高院)提出上诉,甘肃高院审理后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张掖中院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张掖中院复函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要求对“JA2011-098-006”号结论为“无明显差异”的检测报告给予补充鉴定或说明。该中心答复:“待测样品与农业部品种保护的对照样品金海5号比较,在40个点位上,仅有1个差异位点,依据行业标准判定为近似,结论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无明显差异。这一结论应解读为:依据DNA指纹检测标准,将差异至少两个位点作为判定两个样品不同的充分条件,而对差异位点在两个以下的,表明依据该标准判定两个样品不同的条件不充分,因此不能得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不同的结论。”经质证,金海种业公司对该检测报告不持异议。富凯公司认为检验报告载明差异位点数为“1”,说明被告并未侵权,故该检测报告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张掖中院以(2012)张中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金海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金海种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甘肃高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3)甘民三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第一,撤销张掖中院(2012)张中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第二,富凯公司立即停止侵犯金海种业公司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并赔偿金海种业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
  在裁判理由方面,甘肃高院认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而确定行为人生产、销售的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是否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核心在于应用该繁殖材料培育的植物新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本案中,经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表明待测样品与授权样品“无明显差异”,但在DNA指纹图谱检测对比的40个位点上,有1个位点的差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玉米品种鉴定DNA指纹方法NY/T1432-2007检测及判定标准》的规定:品种间差异位点数等于1,判定为近似品种;品种间差异位点数大于等于2,判定为不同品种。依据DNA指纹检测标准,将差异至少两个位点作为标准,来判定两个品种是否不同。品种间差异位点数等于1,不足以认定不是同一品种。DNA检测与DUS(田间观察检测)没有位点的直接对应性。对差异位点数在两个以下的,应当综合其他因素进行判定,如可采取扩大检测位点进行加测以及提交审定样品进行测定等。此时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侵权的一方承担。由于植物新品种授权所依据的方式是DUS检测,而不是实验室的DNA指纹鉴定,因此,富凯公司如果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通过DUS检测,被诉侵权繁殖材料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不相同,则可以推翻前述结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富凯公司经释明后仍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也不具备DUS检测的条件。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1款“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规定,应认定富凯公司的行为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三)案例揭示的证明责任理论与实践的抵牾
  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明责任作为民事诉讼的脊梁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诉讼开始之初进行证明责任分配,而在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时,则作出“证明责任裁判”。具体而言,首先,根据“请求权基础”的民事裁判方法,当事人在诉求中提出案件的实体法依据,并根据实体法规范分类或要件分级明确双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分担。《民诉法解释》第91条被认为是“规范说”分配方法在我国的落实。而证明责任产生的内在压力会转化为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证明的基本动力。负证明责任方应首先对要件事实提供证据,包括在举证确有困难时提供表面证据或初步证据。接下来,法官应对一方举证进行证据评价,在证据短缺时考虑具体情境,必要时转换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并根据具体举证情境作出证明评价。在所有举证责任机制用尽与法官自由心证用尽仍不能对事实进行判断时,作出“证明责任裁判”。《民诉法解释》第108条被认为是对“真伪不明”的肯定及对证明责任裁判方法的正式确立。
  就上述两个指导案件而言,首先,并不清楚法官是否真正有意识运用了及根据何种方法进行了“证明责任分配”。我们不禁要问:《民诉法解释》出台后第91条体现“规范说”主旨的证明责任“依法分配”规则是否在实践中被遵照适用?其次,法官似乎认为事实疑难判断的原因是当事人未能穷尽举证,并要求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这是否等同于经典理论中的“事实真伪不明”?最后,以上两案例均是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二审改判支持原告诉讼请求。[9]改判的原因均为一审法官对案件举证负担的误认及相应的对案件事实认定结果出现分歧。在两指导案例的“裁判理由”中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即:一方提供初步证据之后,另一方提出反驳或异议,法院转而认为应“举证责任转换”,由反驳方负担“举证责任”。要追问的是,为何在理论上早已达成“证明责任不可转换”共识下,司法实践中仍频频出现“举证责任转换”?[10]两个指导案例中出现的“实践反对理论”现象,充分凸显了我国司法中对举证责任的认识与实践运用在与移植理论对接时存在着圆凿方枘的问题。
  二、证明责任适用的基本顺位
  按照大陆法系经典理论,证明责任制度适用的基本顺位是:依法分配证明责任—据情减轻证明责任—审慎作出证明责任裁判。其中,证明责任分配作为一般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方法,处于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地位。而证明责任减轻是实践中为矫正证明责任“一边倒”固定分配可能的副作用而产生的配套制度。证明责任裁判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通常结果,恰恰相反,“真伪不明”是证明责任分配机制未能发挥调整证明行为效果的非理想状态,需要证明责任设置的败诉风险承担作为案件裁决的最终手段。下面试结合上述案例进行分析。
  (一)证明责任分配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出发型”诉讼模式中,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以及确定证明责任负担的依据是实体法律规范。一旦案件性质确定了,案件的请求权基础明确了,证明责任分配也就确定了。证明责任的此种“依法分配”有利于当事人围绕法条要件事实展开攻击与防御,集中于案件中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争议,避免纠缠于案情涉及的生活事实细节,从而将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当然,在诉讼中,法官基于释明权,可提示当事人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帮助当事人明确案件的要件事实。但一般不存在由法官裁量决定某个要件事实由谁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证明责任的“分配”其实是指由实体法目的决定的特定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后果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的风险归属状态,而不是在出现疑难问题时由法官来释明甚至据情斟酌裁量的行为。
  当事人要想胜诉,就需要法院在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支持己方主张。而证明责任正是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联系起来的一根红线。基于当事人双方胜诉的动机,证明责任分配使案件事实的证明具有了内在动力。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自始至终都背负阐明案件事实的压力,并且需要使其举证证明达到法定证明标准。而对方当事人则处于防御状态,对证明责任方的证明设置障碍,力图使法官心证回归真伪不明状态。
  有的学者认为案件事实查明根本无须借助于证明责任机制,而是当事人对阐明案件事实的自然“逐利”动机。[1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分高估了当事人阐明事实的动力,或者低估了事实阐明的困难。当事人一般倾向于提供有利于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但问题在于,证据的收集与提供是需要成本的。在诉讼伊始即根据案件性质“分配”证明责任,是我国实践中证明责任适用相对薄弱的一环。其实这种分配严格来说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并非制度性的,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也没有具体的程序操作要求,而更多是一种基于理论共识而自然形成的习惯做法。某种意义上,这需要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念共识。上述指导性案例是否明确了证明责任分配,是否按《民诉法解释》第91条的规定进行了分配,似乎并不清楚。我国民事案件裁判在这一环节上的缺失可以说是证明责任作为裁判方法论的缺位。所幸这一问题近年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12]
  (二)证明责任减轻
  在现代诉讼中,负证明责任者应将案件事实举证证明到证明标准的程度,此即主观证明责任。此种不针对具体情境而言的抽象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主观证明责任其实不过是客观证明责任通过辩论主义的投影而已,本身缺乏独立性。[13]无论诉讼进行到任何阶段,如果案件事实不清楚,即所谓真伪不明风险出现时,主观证明责任都由特定一方当事人承担,而不可能发生倒置或转换。
  但此种主观证明责任概念不等于也不包括动态的“具体举证责任”。正如在实际案件中可观察到的,具体举证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是可反复转换的。诉讼证明就是由对立当事人双方互动的举证推动前进的。一般情况下,证明责任承担人在案件事实的证明上总是首先处于攻击地位,而对方则处于防御地位。所谓“本证—反证—再本证—再反证……”就是具体举证责任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证方即证明责任负担方,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要达到法律设定的证明标准,而反证方只需将案件事实回复到真伪不明即可。在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意义上,则不存在责任的转换问题。
  不过,由于当事人双方信息不对称,负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可能难以将案件事实证明到法官内心确信程度。大陆法系国家在实践中发展出“证明责任减轻”做法,并逐渐制度化。证明责任减轻是在证明责任分配的框架内,通过程序内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减轻负证明责任方的败诉风险。主要表现为通过赋予对方当事人一定的配合义务或不得阻挠举证义务,来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披露。此种定型化的制度包括文书提出义务、摸索证明、表见证明、间接反证、事案阐明义务、举证妨碍的排除等等。[14]
  从比较法上看,在日本,证明责任减轻属于高桥宏志教授所称的“避免通过证明责任来裁判的制度与技术”[15]。而在德国,在具体诉讼中如果经过一切可能的证据调查仍然存在对案件事实认知上的漏洞,判例创造了“通过简化证明克服知识漏洞”理论。这种简化证明不仅可以采用相对简易的提出证明方式,也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具体来说,分为两大类:一是表见证明和损失估算的方法;[16]二是证明责任倒置。这包括对举证妨碍、重大违反职业义务行为及产品责任案件中的证明困难,判例的立场是采取简化证明直到证明责任倒置。[17]
  对照上述指导性案例,可以发现中外司法制度技术竟是如此相通,以至于德国20世纪司法实践中为避免证明责任形式化分配可能产生的弊端而开出的“药方”,简直就是为我国当前指导性案例91号量身定做!这里明确提及的“表见证明”“损失估算”与“对重大违反职业义务行为的证明责任倒置”可作为本案裁判理由的最佳解释。
  作为应对证明困境的一种简化证明方式,表见证明是法官根据常识或事物表面现象即能基本推断事情真相的情形下对该事实予以初步认定,对方如否认则需提出反证,否则,可直接认定该事实成立。在指导案例91号中,原告主张屋内有价值约5万元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符合一般经验常识,且对方未能提供这些物品不存在的反证,故法院对屋内物品种类、数量及价值予以认定。这既符合我国法律上关于免证事实效力的规定,也与德国“表见证明”原理完全相通。
  而“损失估算”作为损害额认定的一种方式,也早被我国学界认同与实践采纳。在91号案例中,针对原告提出的价值为5万元实木雕花床问题,法院认为负证明责任人不能举证证明该床的材质、形成时间以及与普通实木雕花床区别等,且超出市场正常价格范围,故不予认定。但出于最大限度保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考虑,结合目前普通实木雕花床的市场价格,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酌定该实木雕花床价值为3万元。对此事实,在双方均未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官也并未贸然作出事实“真伪不明”的判断,而是根据裁判者依职权能够了解的社会基本信息(“目前普通实木雕花床的市场价格”),并结合案件裁判的价值权衡(“最大限度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来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综合酌定该实木雕花床价值”),从而避免了证明责任裁判。
  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损失往往难以证明,由法官估算损害额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如在92号案例中,由于侵权行为发生已久,双方当事人均未能就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润予以充分举证,法院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时间、性质、情节等因素,酌定赔偿50万元。在此类案件中,侵权损害额的判断由裁判者综合各种因素酌定,不严格适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具有妥当性。
  而对“重大违反职业义务行为”采取最严厉的“证明责任倒置”。91号指导案例中被告人民政府组织拆房时,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当事人签字确认,也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致使原告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转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此种处理就体现了这一原理。将证明责任的后果即事实不明时的败诉风险负担倒置,就是将此种不利风险负担从本应承担的一方完全转向另一方。这里的“证明责任倒置”,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降低,实则是在仅有当事人一方陈述的情形下,认定损失的存在。这种证明标准的降低,其实应解释为在已有证据证明力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形下,法官考虑一方举证可能性,及对方在证据保存问题上的错误,给据此已形成的较低程度的心证“加分”,从而达到证明标准。因此具有个案情境性,不同于某类案件要件事实举证上的结构性紧张而普遍降低证明标准的做法(如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
  (三)证明责任裁判
  司法裁判的基本前提是对案件事实作出真伪分明的认定。依证明标准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再直接适用实体法是司法诉讼的常态。但证明标准的客观化、固定化也是一个典型的理论难题,因为现代司法均认为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明标准是裁判者的“自由心证”,但现代自由心证又越来越注重经验法则或社会公共认知对裁判者的约束。如果裁判者难以对案件事实作出真伪分明认定时,应当如何裁判?正是为回答这一问题而产生了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并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作为传统的依证明标准裁判的补充。
  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及其解释上,德国证明责任理论上有过重要的学说交替更新过程。罗森贝克的理论最初认为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可以仅仅根据形式逻辑来处理,即案件因不符合实体法规定的适用条件而不予适用。但德国后来众多学者对此种“法律不适用”的解释方法予以批判。普维庭主张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实际上是依据某种辅助性的“操作规则”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拟制,并依据“证明责任规范”适用实体法作出裁判。[18] “操作规则说”取代“法律不适用说”,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结果在形式逻辑理由之外获得了实质解释。
  依证明标准裁判与依证明责任裁判是逻辑上互斥、实务上互补的关系。因此,在疑难案件中采用一定的方法压缩真伪不明的空间,实际上是压缩了证明责任适用的范围。这就是前述“证明责任减轻”或“证明责任缓和”的实质。但对此类对疑难事实进行认定的制度手段不应过于乐观。知识产权案件中常常会依靠高科技的检测方法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但准确认定事实在特定案件中往往是“不可欲”的。如在指导案例92号中,即使根据DNA指纹图谱检测对比这种“科学证据”也难以对涉案玉米品种同一性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在所有证明手段用尽之后,仍存在难以判断的剩余空间,在这一“真伪不明”区间内,证明责任裁判的方法论意义不可动摇。
  可见,作出“证明责任裁判”的前提必须是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证明责任制度的适用则不以真伪不明为前提条件。证明责任裁判只能是“最后的手段”,而证明责任分配则是民事诉讼普遍适用的一般裁判方法。不能因为证明责任裁判的极少出现而忽视其在证明责任制度中的重要意义。一旦出现这种裁判,则都有资格成为典型案件,并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证明责任裁判个案之于法律适用的特别意义在于:每次法律规定的必要条件(要件)真伪不明时对利益对立双方的偏向性选择,都是对实体法既定价值取向在特定类型案件中的司法确认,也是对实体法目的与宗旨的具体落实。
  三、举证责任制度的中国逻辑
  证明责任在我国理论中越来越被广泛接受,2015年《民诉法解释》相关条文也明确将该理论上升为有效法律规范。[19]至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否也被真正严格遵循,则不得而知。上文分析已显示,证明责任“依法分配”(《民诉法解释》第91条)与“证明责任裁判方法”(《民诉法解释》第108条)其实难以妥当解释我国实际裁判。而作为证明责任理论补丁的“证明责任减轻”制度适用于我国实践并得到实际践行。我国法学通常流行的“以中国素材去验证西方理论”难免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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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3}肖建国、包建华:《证明责任:事实判断的辅助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曹志勋:“真伪不明在我国民事证明制度中确实存在么?”,《法学家》2013年第2期。
  {5}李浩:“证明责任的概念——实务与理论的背离”,《当代法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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