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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反思
【副标题】 以“党内法规”话语为例【作者】 廖奕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学话语;党内法规;政法话语;法治意识形态;历史实践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
【摘要】 就法律话语理论发展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话语研究极为必要。法学话语具有形式多元、去权力导向和情感主义等特征,对其体系化的研究应遵循历史实践逻辑。此种逻辑,在以“党内法规”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的流变中可得到实证。党内法规体系话语的勃兴,反映了当下中国法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治理过程的全面深化。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忽略了法学话语的历史语境和限制条件,在学科体制的规训下难以发挥真正的理论引导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当在更广阔的历史条件论述中推进,形成新的分析框架,重视对理论策略问题的讨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6895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法理大国,中国的法学话语就像一处神秘的富矿,其价值举世公认,但开发颇为艰难。近代以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文化习惯乃至思维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一座年代久远、地形复杂、蕴藏丰富的“矿山”,当代中国法学话语研究如同地质勘探,只有全面考察了标本的时空演变、“地形结构”,精准探测“话语矿藏”的类型和分布,才能对其能否开掘以及如何开掘提出专业意见。
  出于不同的观察,法学话语的“考古学”意见并不一致。一派认为,中国传统律学与经学的有机交融,形塑了中国独特的法文化范式,虽受西方冲击,但未彻底坍塌,因而恢复重建不仅必要,亦属可行。而相反的一派则认为,即使曾经存在中华法系话语系统,但它在外来思潮的强力冲击下,已经支离破碎,很难复原,故而现今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重建不能罔顾“西化”的事实。这两派都不否认,学习借鉴西方的法学话语,是近代中国的时务所需。但对法律移植的必要程度认识,两派又有殊难调和的分歧,对中国法学格局存有不同的判断,出现“西学普世”和“国情特色”的长期对峙。在继往开来的时代关口,中国法学究竟是以本土留存的话语系统为主导,还是坦然接受“西化”现实,亦步亦趋惯行下去?抑或,在中西二元对立之外发现“第三条道路”,来一个路线图的方向调整或重新规划?沿此问题,本文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为反思对象,通过法学话语的概念分析,揭示内在的谜题和悖论,继以“党内法规”话语为例,探讨当前研究忽略的原初语境和限制条件,最后提出法学话语分析框架可能的更新思路及策略问题。
  一、法学话语:为何研究与如何研究
  “话语是一个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它们来自各种理论和学科的立场。”[1]法学领域的话语研究缘起于语言学、社会理论与法学理论的交叉,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它并不构成法理学、法哲学或法律理论的主流,但需要以主流学术话语为样本进行批判分析。一方面,法的故事讲述体现了打破学科界限的方法论需求,随着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叙事的流行,法律话语的文化及政治研究蓬勃发展;[2]另一方面,既成定式的法律话语研究议题,如法律语言、法律论证、法律修辞、法律民族志等,依然当阳称尊。在“法律东方主义”的影响下,法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循着西方中心的帝国想象,热衷于用主流理论解读非主流问题。虽有学者对法律话语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批判,但只是将之作为一种笼统的政治言辞加以批判,并未深及对法学预设立场的深度省察。[3]
  (一)从法律话语到法学话语
  批判的话语,终归取代不了话语的批判。在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对法律话语的抽象研究已表达出各种不满。由此而生的反叛运动所倡导的思想体系,被学者称为“语境论”。这个更为复杂的思想体系认为,法律话语应关注受其影响之人的具体生活。[4]立法者、法官、律师的“同情”,与法学家的“良知”一样,都需要主体对自身意识形态和其他限制条件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法学家自我批判意识的薄弱,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以及话语生产体制的异变僵化。没有对深层社会疾病的诊疗,法学家难以生产出真正有温度的法学话语。从法律话语研究中,一个新的关键词——“同情心”(Empathy)——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批判法学研究、女性主义法学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作品中。此种研究趋向表明:就法律话语理论的推进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话语”研究极为必要。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传统的法律话语研究与新近的法学话语研究?何为严格的“法学话语”?在当前话语研究的研究话语丛生芜杂的境况下,这些的确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前题”。
  须知,话语本身带有多元性,由此产生难以克服的类型化困境。法学与法律、法治等概念的天然亲缘,也决定了将它们严格进行分离的做法几近幻想。所幸的是,区分不等于分离,理论上的界限分析与实践中的功能耦合并不矛盾。与法律话语类似,法学话语也是多元主体博弈的社会实践产物,并非法界精英的专利。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精彩的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在为主流法学所忽略的“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中,法律话语的微观动员过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证研究。[6]此种进路的重要启示在于:法学话语的形成并非源于人与文本的机械作用,而是人们现实的社会互动。除了审判法庭、大学教室空间的话语交谈,法学话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场域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法学话语,大部分内容会被海量信息流冲淡淹没,成为无关紧要的历史踪迹或反光碎片;留存在主流学术系谱、政治国家记忆和公众话语图像中的,只是少数。法学话语的原材料生产和前期加工,多由法政精英提供并完成。有明确作者的法学话语生产活动,我们可称之为“法学家的文本生产”,其前提是对历史资源的优势占有和初次消费。法学话语的再生产和二次消费,则以实务法律人、社会大众和非资深学者等作为主体。在特定的社会连带关系中,不同主体位置的法学话语生产和消费活动无形中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对此隐蔽的秩序加以整体分析,探明理论话语背后的资源动员或政治过程,开辟了法学话语研究的新视角。它与马克思强调的理论具有强大物质力量的观点颇具契合之处。作为精英话语的法学话语要想掌握群众,必须对自身固有的精英立场进行颠覆性的翻转,产生内部革命性的质变。只有如此,新理论才能在大众社会的新时代真正说服群众,产生现实的强大力量。循此理路,“法学话语”的概念边界可以得到初步界定。
  (二)法学话语的独特意涵
  与法律话语的规范表达不同,法学话语在形式上更为多元。法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法律现象”。“法”包含着万事万物的联系,通过语言表达有关权利和正义的知识与智慧,形成了“法学”的原初本相,也框构了法学话语的核心内涵。在人类文明的原初语境中,人们对法意的表达,可以不同的理性方式完成。基于不同的法理立场和取向,纷纭多样的法学话语得以涌现。代表真理的“大写”法学,承载着意识形态传输、国民心性塑造的重任,通过宏大叙事构建治理规则的认知图式。信奉公理的“中观”法学,通过价值中立的策略谋求科学知识话语权,以中型叙事、中层理论等策略建构专业术语系统,有意拉开与政治、道德话语和大众、情感话语的距离。看重情理的“小微”法学,通常散布在日常生活空间,以社会公共空间为场域,以碎片化的话语群为载体,以民间习惯规范为资源,以五花八门的“话语术”为武器,通过戏谑、反讽、质疑、揭发等方式展开权利抗争。此种沉积在社会底部的法学话语,或可被视为沉默大多数的另类书写。
  与法治话语的权力导向不同,法学话语在效果上并不追求规范的治理。法学话语内蕴自生自发的秩序,但不论外在规则如何,自由的表达、丛生的歧义、无止的纠葛,始终是维系其生机的奥义。相比而言,法治话语更多属于大写的法学话语得到治理主体认可后的产物。它不仅需要由法学话语到法律话语的加工淬炼,而且还离不开对法律话语治理效能的实践评估。法治话语并不需要遵照理论逻辑,更不能掺杂过多的情感因素,它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战略层面的理论工程,与法律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而法学话语需要以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规则认知、正义同情与交互理解为原初素材,虽然客观上也会产生所谓的话语权问题,但知识与权力的界限并不会就此消泯,尤其是承载生活智慧的法学话语,如法律格言、警句等,随时可被召唤出来,因应当下需要,衍生新的意涵。
  与法理话语的理性本位不同,法学话语具有或深或浅的情感主义特征。法学话语不排斥法情感的自然渗入和公然输出,甚至,越是在现代化的理性文明发达之际,情感主义的要求越是在法学话语中高烈度地凸显。正是基于天然的欲望、需求、正义感、同情心,抽象、高远的法理才能得到具体入微的生动阐释,形成仪态万千的学说总汇。正是通过法学话语的情感介质,法理话语与法律话语、法治话语才产生一体亲缘,抽象法与实证法、纸面法与行动法的罅隙方得弥合。
  总之,法的多元性或曰法内在的矛盾、紧张、分裂,使得出自不同主体的法学话语在各自的限制条件下难以呈现体系化的外观,但社会自身的整合性、关联性需求,让最低限度的共识总是可以语境化地达成。追求规范共识的法律需要主流法学话语的智识支撑,而关注治理主权的法治也必须以国家法律话语为文化载体,它们都将问题指向了作为原初介质的法学话语。
  二、法学话语研究的中国谜题
  对中国而言,法学话语成为公众关心的时务课题,源起于清末变法改制引发的文化危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中国“殖民地法学”的繁荣,反射出西学主导的时代景观,也造成了中西方在法治话语权上的激烈冲突。在早期左翼法学家们看来,殖民地法学的风景并不美好。他们主张中西融合,希望赓续传统,再造法理辉煌。[7]新文化运动后,西学和中学的对立逐渐打破,诸如真理、民主、科学、社会主义、权利等西方话语经过选择性吸收和学习,逐步为国人转化与重构。[8]中国文化强大的内生修复功能,让外来的法学话语在移植过程中产生了奇特的化学变化。
  倘若仅是知识话语移植,与制度规范无关,那么法学家们不会那般纠结。当法学话语的革命与法律、政治乃至社会革命同步,旧世界的打碎,意味着新体系的发轫,这又是一个何其繁杂而动魄惊心的再生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学对新法制有奠基之功,但政治运动的扩大化,让法学多元话语遭遇寒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学学术话语日渐专门化、多样化,形成了以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为主干的学科话语系统。曾经的“幼稚”标签,在很多法学家眼里,已变成了一种前行的动力。[9]法学的政治敏感、自我哀伤、故步自封,已是明日黄花。但中国法学话语原初的内生矛盾并未根本解决,取代“阶级话语”的“权利话语”正面临各方质疑。如何在一种包容性的法治战略框架下,结合大众的法律需求,提炼新的法学中心主题词,成为主流法学理论关注的前沿课题。[10]在此情形下,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研究,不仅具有张扬主流的政法意蕴,同时也蕴含了“融通三统”的学术企求。如何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框架下,从不同进路以各自的资源、贡献完成学术地图的升级重构,成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反思喷薄而出的海量研究成果,关键也在于:其是否摆脱了法学话语的内在矛盾,形成了自洽融贯的表达体系?
  (一)法学与话语的交遇及其悖论
  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整体转型,推动着法学话语主体和功能的变迁,法学家的角色逐步变成公民权利的代言人。20世纪80年代,诸多西方法律理论被重新打包引进,一时间思潮混杂。用“文化主义研究”包装的理论,受到与政治意识形态交织一体的“话语型构”(discource formation)之塑造。[11]既要吸纳多样化的西方学理,又要对之保持批判和警醒,没有一种合适的中介理论,殊难实现。于是,打着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旗号的理论话语,受到一些学者的欢迎。20世纪90年代后,“话语研究”在法学界成为时髦新词,成为一种将人物思想考察和文献研究方法“摩登化”的标签,同时也方便夹杂些许个人情感,让法律研究刻板的面孔得以缓和。于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成为法学界经常引证的哲学天才,其话语分析理论成为符号标签,随处可见。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法学界对西方法学话语霸权的忧虑日重。1999年,一位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发表了题为《法学领域中的话语霸权》的随笔短文。这篇短文鲜明地表达了当时中国法学界对于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思想迷惘,折射出中国法学研究者夹身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情绪,看似一种对旧霸权的抵抗,也像一种对新霸权的畅想。[12]出于批判西方法制的话语需要,主流法学家对“后现代法学”发出邀请,希望借此对教条化的法律意识形态有所纠偏,甚至全面更新法学研究范式,为法治探索未来。[13]
  用西方的话语概念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这无疑是一种相当矛盾的思想状态。直至今日,此种吊诡的话语圈套依然深嵌于中国法学界当中。越是想摆脱,越是嵌得紧。当法学知识生产有了一定的积累,法学自主性的要求必会出现,但抵制西方法学话语霸权的口号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反而有可能加剧思想迷惘。例如,邓正来在2005年连载发表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从学术层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法学话语的主体性问题。他的观念富有创见,提出中国法律哲学的“历史性条件”问题,倡议将“世界结构”引入反思和前瞻,在更为复杂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视角下描画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但如何真正解决,他也没有给出完美的方案,最后只是将之作为“本质主义”的建构论谜题予以搁置。邓正来用一句格言式的话语结束了讨论:“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14]被他重点批评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等现代化范式,在转型中国的法学话语系统中并非都具有典范意义;被他批评的那些法学家们,或延续着原初的学术话语风格,或转入更具实践性的法律研究领域,关注世界结构的中国法学话语远未形成规模生产,遑论大众传播。在方法论上,法哲学的理想建构与严格的法学话语研究不在一个系谱,用西方社科自主性理论很难精准回应中国法学的话语矛盾问题。
  (二)破解谜题的思路探寻
  上述中国法学研究中的“话语”悖论,本身就是值得追问的话语事件。站在精英立场,比较一致的诊断结果认为,当前中国法学话语明显而严峻的问题在于,西化过度,中国化不足,有“失根”的危险。对西方法学话语霸权的警醒非常必要,它提示我们必须矫正脱离国情的胡乱比较、生搬硬套的机械移植以及脱离本土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名词制造,从而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但如何才能增进法学家的话语自主表达、特色塑造和有机转化能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盖因法学家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其话语受众较一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更广泛且不确定,像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那样的集政治家和思想家、法学家和法律家、辩护人和演讲家于一体的法政精英,在分工日趋精细的当今社会大有绝迹之势。[15]
  更现实的缘由在于,当前法学学科体制下,话语悖论的产生几乎难以避免。比如,画地为牢的学科疆界对法学话语的博弈沟通形成掣肘,致使法学研究贵族化、议题偏狭化、争鸣肤泛化。法律理论话语与法律部门研究、法律实践话语的脱节愈发严重,甚至有人发出“法理学死亡”的盛世危言;[16]而作为拯救方案的法学理论实证转向,一方面显示出“大写法学”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新方法”在解构与建构、个案与整体上的虚妄对立——单纯的规范研究或经验研究,不仅严重制约了大众社会的法律认知,亦使精英内部的法理沟通更加困难。中国本土的法学话语长期被封闭在法律史研究的狭小魔盒,虽有少数学者辛勤开掘、勠力耕耘,但整体成效并不可观。注释法学的表达方式日渐科学化的同时,仍沿袭着对政治话语和道德话语的套用路数,比较研究视野局限于西方法系,至为宝贵的学术批判精神未得发扬。
  上述种种迫使我们追问:法学科学化的学科规训与法学大众化的社会要求,此二者如何才能达成均衡?在当代中国法学的迷乱格局下,如何克服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本土话语与外来话语、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等二元对立,在一个涵摄多元的超级框架下描画出新的法学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分析法学话语的限制条件,破解二元对立的思维谜题。[17]对法学话语的生产而言,其原初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目的、话语风格甚至细微的表达策略。
  围绕限制条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当前中国的法学话语研究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超级框架,法律话语、法治话语、法理话语与法学话语的混淆属于“体制性模糊”。法学家既是政治法律实践的谋划者,也是学术系谱的传承人,更是大众法意识的培育师。与此相关,当前中国法学话语研究的风格/类型包括:第一,以政治话语为导向的法学系统构建。有意且有能力以此进路为其使命承担的学者,多属中国法学界的资深人物,拥有学科、学术的强大话语权,其对法学、法律和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张,多从国家法治战略和法学学科体制发展布局着眼,代表了中国政法一体的制度传统和话语优势。第二,以格局描绘、流派区分为主旨的法学类型化研究。例如苏力将当代中国法学的研究范式分为政法法学、诠释法学(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三种形态。当初苏力给予厚望但边缘化的“社科法学”,近年大有走进主流之势,而被他委婉批评的政法法学则开出了新气象。[18]此类研究较为接近严格的法学话语界定,但与所有精英法学话语相似,它有意遮蔽了大众法文化的全景,用一种片段解释的方式剪裁出法学的“整体”格局,真正属于大众的“小微”法学话语仍沉没海底,有待打捞。第三,以部门法学学科发展为出发点的话语建构。此类研究话语秉持政法法学的基本立场,同时着眼法教义的文本疑难,关注法律适用中的技术问题,有意消融固化的学科内部界限,为广大民众生产标准化的法律概念、规则和原则话语。但由于移植知识很难转化为符合大众口味的话语,法律专家的意见总是时不时地与普通人代表的公众舆论发生激烈冲突。第四,以话语分析为方法的现实问题研究。从事此类研究的多为中青年法学研究者,较之前辈,其研究受西方范式影响更深,与国际接轨的意愿更为强烈。他们从不同的问题出发,运用各自的学科训练,努力建构界域分明、务实管用且富有个性的法学话语系统。
  不难发现,在当前中国法学话语研究的图景中,本土与外来、大众与精英、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的鸿沟壁垒依然固执强大,“向何处去”的谜题仍旧幽暗不明。出于文化沟通的需要、知识传播的便利,不少学人将某种中国之外的“西方法学”视为先进之模板、启蒙之良师。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法治话语权需求不断提升——原有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传统法学话语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界“领着讲”的理论雄心。于是,一股寻找本土资源的复归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扩散,后虽一度陷入孤独,而今又再放光彩。归根结底,此种话语的螺旋运动与转型中国的“话语国情”密切相关。既然在总体话语实力上我们尚处于“失语”或“语无力”的状态,盲目自大的膨胀后果可想而知。因而,面对西方法学话语的理性态度,不应是所谓启蒙完成后的抛弃式批判,而应是一种更成熟的同类对视,从单向度仰视转变为互文式沟通。当前中国法学话语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中西二元对立渐趋消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让“中学/西学”这样的对立范畴难以辨明知识的归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进程,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就此意涵而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法学话语体系的超级框架,诚属创新法学话语研究、走出法学话语悖论的重大课题。能否将法学学术话语从法律教条话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一种平实准确的情理语言阐释法的原理,将精英的法理解读与大众的法理叙事有机结合,不仅关系到法学学科的长久发展,更是对法学话语生产者资质的检测和考核。在此情形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反思此种法学研究话语,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得出可行的话语实践策略,为新的法理话语范式和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三、作为政法话语的“党内法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需要更多的原创性概念,“党内法规”可以说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政法话语。“政法”是什么?这是一个比“法律是什么”更难回答的问题。[19]我们本可以将对此问题的解释责任落在自家人身上,但很可惜,中国本土法学在理论话语生产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直接导致“政法法学”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如果说当今中国存在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法法学”,那么很显然,其话语表达方式与之前已有霄壤之别。用苏力的话来说,近十余年来政法法学的浴火重生,大大拓展了法学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格局。他以冯象的“政法”研究和强世功的政治宪法学研究为例,试图表明:在中国,学术化的政法法学不仅可能,而且可欲,是一种正常的公共选择。[20]
  我们不妨对当今中国政法法学的范围再加扩展。事实上,当代中国法律学术起始于“政法不分家”的对策式研究,政治和法律不仅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切割,在话语生产上也逻辑相通。在中国学术研究高度建制化的背景下,官方主导的政法话语具有相对于私人学术话语的天然优势,即使某些学者特立独行,发展出标新立异且富有影响的话语范式,也很快会在支配性政法话语的选择性传播中异化流变,或者实质上就是一种主流话语的非常态诠释。[21]在日趋开放的信息社会,旧式政法话语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新话语势必吸纳新的智识资源,从表达方式上更注重科学的外观、文学的修辞以及政治和法律的多重正确。进而言之,“党内法规”话语的表达与实践,究竟是契合关系,还是背离状态?或是冲突后的融合走向?它能否体现出黄宗智所说的“中国法的独特思维方式”,即“结合高度道德化的表达以及比较实用性的实践,形成一个表达和实践既背离又抱合的统一体”?[22]在此意义上,对“党内法规”的话语分析,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研究反思的典型例证。
  (一)从党规党法到党内法规:中国特色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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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11年第3期。
  {3}王振民:“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4}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5}[美]黄宗智:“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法学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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