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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商事登记与市场准入关系的法经济学思辨
【英文标题】 The Relationship of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and Market Ent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作者】 王兰【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商事登记;市场准入;政府规制;一般准入机制
【英文关键词】 commercial registration;market entry;government regulation;general access mechanism
【文章编码】 10.3969/j.issn.1001-2397.2010.02.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2
【页码】 54
【摘要】 考量商事登记与市场准入的关系,可以借助法经济学识别商事准入效率与安全的均衡性。这需要首先区别一般准入与特殊准入、民商私法与经济法之间价值定位的差异,并具化商事登记一般准入机制设置的目的及其必要性、合理性。结合对传统政府规制理论的批驳,以及对现今我国工商登记管理体制中设置过高登记门槛的反思,商事登记的制度设计应在公益与私益客观辩证关系基础上,在宏观层面的保障私权以及在最低层级上维护公共利益,并由此凸显维护公私权益衡平的现代登记理念。
【英文摘要】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the relationship of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and mar-ket entry,especially the equilibrium of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market access can be well studied. Ofcourse,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l and special accesses and the disparity of the values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private law and economic law should be determined at first. Further, the purpose,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of the general access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hould also be detailed. Based on a criticism of thetraditional logic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unfair higher threshold of market access in China’s existing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it is concluded that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must betaken into account of while establishing the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Private interest should be protectedat the macro level while public interest should at least be preserved at the lowest level, as such the modern reg-istration logic may become protrusive that ensures balance of 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benefi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4001    
  一、引言
  商法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1}。因此,商事登记作为私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其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体现商主体意思自治的行商权{2}。然而,私权的自由并不能无限制地任意行使,否则将会造成市场的失灵,此时国家干预就有了必要性。因此,商法还必须解决代表私人自由意志的行商权(Right)与国家经济干预权(Power)之间的制衡关系,也即是制度层面代表国家管制的市场准入机制对行商权自由行使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商事登记制度就内涵了一定的市场准入功能,并在落实商主体平等享有经济自由权的前提下,安全地保障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有效地运行。
  从市场运行的视角上分析,设置市场准入制度包括制定市场准入的条件、程序、范围以及违反准入规则的后果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规制市场、公权干预私权的韵味,但这需要弄清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所谓的规制或干预都是需要在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基础上展开;由此才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3}。基于一般准入与特殊准入在经济学上的划分{4},民商私法视域下商事登记则主要是一般准入机制,即在最初层级上的政府规制。其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商事法律规范对市场创制的主体进行的确权式干预,从而区别于经济法规制下的直接干预。由此,就更有必要对政府与市场、规制与确认之间的界限进行明确的界定。此外,针对政府规制理论下高登记门槛的问题,亦需要回归至商事登记制度中一般准入机制的目的、必要性以及合理性设置等层面上,方能更深入地辨析商事登记的制度性功能之所在。
  二、市场准入的经济效应分析:对政府规制理论的批驳
  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准入规则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效应。西蒙·杰克(Simeon D. Jankov)等人曾对85个国家的公司准入规则进行了调查,涉及刚成立的公司在其正式运营之前所必须承受的多项程序、法定消耗的时间以及支付的费用等{5}。调查数据分析揭示了政府对市场准入的规制程度实质上与政治体制、法治环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的事实,即对准入有严格规范的国家往往伴随着高度腐败以及大量非法定的经济体系[1],而不是更高质量的公共物品或私人产品;但对于更为民主的有限政府的国家而言,则往往实行更宽松的准入制度。如非洲东南部国家莫桑比克就规定,一家刚成立的企业若要正式运营,须完成19道申请程序,前后经历至少149个工作日,花费256美元;相反,加拿大的公司则只需花费280美元,等待2个工作日,完成两道程序即可符合法定条件正常运营。又如,遵循法定准入程序而成立一家公司所花费的成本,在美国约占人均生产总值的0.5%,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却是人均生产总值的4.6倍,而世界平均数据是约占人均年收入的47% {5}1-4。
  诚然,市场准入机制最初定位为政府克服市场失灵而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其本质上应体现正外部效应,即意味着它的使用至少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利益受损的结果{6}。分析由政府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逻辑合理性在于传统的公共利益理论(Public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可认为一个关切社会公共和效率的政府应须关注自然垄断、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并通过一定的管制措施来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目标。因此,政府设置市场准入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市场准入者的规制以确保消费之大众能从值得信赖的(Desira-ble)销售者处买到好产品{5}2。概言之,这是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纠正市场失灵下所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和分配的不公正性,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目的。然而,上述实证调研的结果却不能不让人对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倘若市场准入的运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牵制和影响,甚至市场准入的设置更有利于政客和官僚主义者{7},那么,此时的政府是否有正当的理由代表所谓的公共利益来实施规制呢?
  应该承认的是,政府规制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想假设之上,即“政治体制是理性地建立起来并被理性地使用的,也就是说,它是实现社会成员愿望的合适工具”,也即是边沁在《政府片论》中所言的,国家“允诺始终以一种特定的,即有助于人民幸福的方式来治理人民”{8}。如此福利国家、理性政体的愿景,自然促使了人们“放心地”把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交由政府部门来处置。然而,随着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统一配置和宏观调适的运行模式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其运行结局的无效率性,亦促使规制经济学者们开始反思政府管制的动机、本质所在。于是,对传统公共利益理论的实证研究促成了新规制理论—部门利益论(Sectional 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的形成。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新规制学者们认为,政府规制实质上是产业争取来的,其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使该产业获得最大利益{9}。这主要是由于现实中以利益为驱动的特殊集团无孔不入,他们对诸如特定产业的税收优惠或直接补贴、职业准入特许、控制替代品和互补品的生产,以及固定价格等关乎集团利益的政府规制手段十分关注,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寻租” (Rent Seeking);并且,政府在制定、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亦难免为利益集团所“被俘虏”( Cap-tured),而成为这些特殊集团的“隐名同盟”{10}。于是,政府往往运用自身特有的强制力和各种政治手段,通过例如颁发营业执照的方式来改善某一集团的经济环境,并为某种职业带来政治权力{11},由此出台的各种管制政策、法律法规,其表面上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准则,实质上却是对支持其选票的一方利益集团的照顾。[2]因此,这种以“公共利益”为托词的政府规制,实质上已变成了利益部门与政治家寻求私欲有关的、以权力兑换利益的政治游戏。[3]落脚到准入机制的设置上,就体现为人为地将各种政治因素掺入市场准入机制,并通过立法漏洞下审批权限“冠冕堂皇”地扩张,以无限制地兜攘部门利益。如此“规制俘虏”下的灰色地带触及社会各个角落,必然成为阻却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进而导致了经济学上所言的“政府失灵”局面的爆发。
  三、商事登记是否需要设置市场准入机制
  多国公司监管实践明确揭示出,一国新公司的准入率(Entry Rate)不代表现有已准入公司的发展程度(Growth),而是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而存在{5}11,由此,更凸显市场准入机制对现代市场经济能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学者关注准入成本( Entry Cost)对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以及公司规模的影响{12}。他们调查的数据印证了这一事实,即高准入成本的政府规制有碍于新公司的设立,尤其是在天然具有高准入门槛的产业领域而言,更是如此;并且这也促使申请准入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因为小公司的进入通常会被劝阻,或者只有成长到能够担负得起准入成本而登记成为法人时,才能通过登记而获得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之所以要求申请登记的合伙人须通过一套详尽(且高成本)并带有官僚政治色彩的登记程序才能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其动机之一就是为了筛选出潜在的虚假公司和欺诈者(Crooks) {12}592。另一方面,对于申请准入者而言,其考虑并愿意接受这种规制安排的潜在动力就在于,该机制能够保护其所有权、便捷地与其他公司的交易以及获得更好的企业信誉{13}。上述实践调研结果证实,高准入门槛设置难免同商事登记下设置一般准入的必要性发生龃龆——实践运行中这种高标准规制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即这种高成本的登记程序是否能够达到阻遏欺诈者进入市场,并确保制度设置初衷的实现呢?
  (一)一般准入机制的目的论
  尽管政府规制理论在实证研究的冲击下出现了分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准入机制设置的初衷仍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这也符合卢梭提出的社会公约下最初构建国家(政府)的目的,是作为“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并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14}之事实在具体制度上的印证。尽管现代很多国家机构在运行中出现了偏离“公共利益”轨道的现象,但有限政府下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之间界限的改革尝试,亦在不少国家取得卓越的现实成效。这些表象均表明,代表公共利益来制定公共政策、设置公共机构一直是政府规制经济的正统、主流所趋的理论基础[4],只是因应于政府规制层次的不同,市场准入在不同层级的设置以及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别。
  依据政府规制理论对政府规制层次的划分标准,并结合法律各学科的价值取向来定位商事登记准入机制,不难得出,在私权自治为最高旨意的商事登记制度下设置市场准入,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维护私人之行商自由,而这也契合了民商私法以个体利益至上的学科定位。从政府规制的视角分析,商事登记是政府对商主体进入市场设置的最低级别的“门槛”,通过注册资本、人员机构配备、非货币资本比例等标准进行限定,发挥了阻遏欠缺资质、信誉不良的商主体进入特定市场的功效,直接减少并内化了市场的负外部性;并且通过信息披露机制亦辅助政府的规制政策如征税政策、缴纳污染费等的推行,从而力助达致瓦解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的规制目的。可以说,这是市场准入机制在最低层级上对公共利益的最基本所进行的维护,是市场一般性的准入机制。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就止步于此,也并非意味着商事登记的终极功效就仅限局于此。从现代民主国家构建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层级上分析,现代法治国家对涉及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市场秩序的公共利益,总是尤为关切的。它会尝试通过一套复杂而有序的政策工具来对其施行多层次、多维度的保护。因此,反映在准入机制上,亦针对引发外部性的不同因素(经济的、社会的抑或垄断性的)而认真地实施不同程度的规制,如针对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性规制,应对安全、卫生等不经济行为的社会性规制,以及维护竞争的垄断性规制等{15}。正是仰赖于这些涉及经济效益、社会安全和市场秩序的特殊准入机制,才可能真正地言及公共利益之目的。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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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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