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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试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英文标题】 The System of Indoctrination through Labor:Reform and Consummation
【作者】 皮纯协王毅【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劳动教养 保安处分制度【期刊年份】 2000年
【期号】 3【页码】 11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劳动教养这一法律制度亟待改革与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118    
  一、劳动教养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构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是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国务院转发的由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据笔者统计,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共有43部法有涉及劳动教养规定的条款,但从立法角度看,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完整、规范的总法律。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法律”层次上的立法。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62条第3款作了列举式规定,有关“刑事的、民事的和国家机构的”法律都是基本法律。基于此,涉及到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人身自由权的劳动教养制度问题,也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才符合宪法。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一项直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这里的法律是作狭义的理解,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再反观上面的劳动教养立法,前两个法虽然经过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批准至多起到“立法审查”的作用,不能上升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的高度。按照我国立法体制对法律位阶的划分,前两个法处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层次上。以行政法规来总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不够妥当的。如果说过去40年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上述两个法规都既有违宪性,又有与目前的《行政处罚法卧槽不见了》相抵触的问题。《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由公安部制定,则属于部门规章性质了。这个规章所规定的内容超出了公安部门的权限,有越权立法嫌疑,比如第一章第五条关于财政预算的规定及第三章有关收容审批的规定等等,都不是公安机关所能够所应当规定的事项。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涉及到公民基本人身自由权利,其立法不是部门层次立法所能完成的,甚至不是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层次立法所能解决的。在立法主体上,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这部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合宪性,才能避免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相抵触。
  二、实践中劳动教养在范围、审批、救济程序等方面都需要完善
  1.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和原则。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即要把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变成国家的法律,即使党组织也要遵守国家和人民共同的意志——法律,这才是“依法治国”的真谛。有关劳动教养的性质,1957年《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1982年《试行办法》则规定:劳动教养性质上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试行办法》规定: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方针”是党务工作中要坚持的原则,不适合直接套搬到词义精确的法律术语中。固然,立法中应体现出党的意志,但也应该从党的方针中提炼出某种法律原则来,不能把“党的方针”与“法律原则”混为一谈。1957年《决定》并没有说劳动教养是“行政措施”,而《试行办法》却以部门规章的层次将劳动教养定性为“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这种以下级法律来发挥解释上级法律是不符合宪法原则的,此外,《试行办法》还使用了一个极不确定的概念——“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非法律用语。
  2.有关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的规定已经不科学。1957年《决定》规定,劳动教养对象有四种人。1982年《试行办法》增加了犯有刑事犯罪,又不够刑事处罚的诸多行为,如: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犯罪团伙中的从犯、胁从犯;流氓、卖淫、盗窃、诈骗行为屡犯者;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分子、教唆犯和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又规定对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对卖淫、嫖娼屡犯的都可以实施劳动教养。以上几个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关于劳动教养的有些内容已失去了现实意义:第一,关于对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实施劳教规定,我国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已取消了反革命罪,1957年《决定》和1982年《试行办法》的相应规定与新刑法矛盾。第二,1957年《决定》中对有劳动能力,长期拒绝劳动或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安置的人实施劳教的规定也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国家不可能包办所有人的工作,1957年所谓的“游手好闲”者如今在性质上都变化了,有关对这些人实施劳教的规定也必须改革。第三,当今劳动教养的对象主要是具有连续性、重复性违法特征的行为,主要有流氓、诈骗、盗窃行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行为、吸毒行为、卖淫行为、嫖娼行为、传播淫秽物品行为等,还有一部分对象是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从犯、胁从犯,按刑法规定又不需要刑事处分的人。总之,劳教教养对象行为违法之严重性介于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第四,有关劳动教养范围的规定,1957年《决定》中没有明确。1979年《补充规定》正式明确了劳动教养的地域范围主要是大中城市。公安部在1980年7月31日的一个批复中,把家居县、镇、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的人划入劳动教养范围。在实践中,县、镇、乡、村中尚有许多地痞、流氓、恶霸势力,尤其是在封建宗族势力强大而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地方,这些不法分子带有黑社会性质,对这部分人如何处置,在法律上却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劳教范围应当扩大到县、镇、乡、村的范围,才有利于基层人民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3.有关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不科学。1979年《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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