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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苏联政治法律制度评述
【英文标题】 Comments of the Reform of Soviet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作者】 陈宝音【分类】 外国法律思想史
【期刊年份】 1989年【期号】 6
【页码】 4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9    
  
  按照苏联学者的观点,建国七十多年来,苏联民主法制经历了初创时期、横遭践踏时期、停滞发展时期,而现在正处于复兴时期。复兴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使人民真正参加国家管理,改善国家生活领域内各项制度,增强其吸引力。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这种改革主要表现为对传统的国家观念的更新。首先,完善社会主义时期的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这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国家本身应着从人民利益、社会利益,因为人民在创造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过程中为了自己利益利用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所利用,苏维埃国家应成为苏维埃社会忠实公仆。其次,苏维埃国家在目前阶段已具备全民国家组织的若干特点。远在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后,为人们展示了向全民国家过渡的未来发展趋势,在当时就已经具备了作为全民组织的某些特点,主要是:反映人民(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利益;广大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国家的宪法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然而,苏维埃国家发展到现阶段还没有充分反映出社会不同阶层中不同职业集团的利益,并且在许多行政法律文件中不是从全民出发而往往带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主观主义、行政集团利己主义痕迹,所以正确地讲,苏维埃国家至今仍未发展到完全的全民阶段,不宦过分强调其超前的社会政治历史特点。第三,国家隶属于法律,法律应支配国家。改变人们对待国家与法律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传统观念,法律应视为国家与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基础,使法律支配国家,国家应受法律的约束,苏维埃国家应建立起在“法律上没有禁止的都不是违法行为”的法律秩序,这就是苏联在目前远未实现然而是今后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思想,也是苏联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
  法治国家的思想最早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哲学家提出的,它在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开始,就认为建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巩固新政权、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国有化、劳动者监督生产、在反革命势力进攻面前维护工人和农民利益、确保苏维埃政权发挥正常职能、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这一切都需要法律依据和依法治国。十月革命初期颁布的《十月法令》,1918年7月通过的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是年11月第六次非常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认真守法的决定》[1]中,千百万劳动者参与国家管理并教会劳动者个结论在当时尚无实现条件情况下虽说是仓促、超前了些,但多数人没有反对。1978年加里宁说消除资本主义关系以后苏维埃国家将成为具有崭新涵义和内容(共产主义目的)的全民国家。到20年代末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行政命令体制已确立。1929年11月卡同诺维奇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的苏维埃建设和法的研究所做报告,激烈抨击法治国家思想,他说,我们摈弃资产阶级法治国家观念,把它运用到苏维埃国家意味着“受资产阶级法学家支配”。[2]在苏联,法治与人治体制不间断地对立和斗争达数十年之后的1977年公布实施苏联新宪法,在法学著作中第一次明确指出“苏维埃全民国家是真正的法治国家”的结论。[3]尽管离实现法治国家目标还很远,但建设法治国家的目前阶段的关键是要改变公民和国家之间存在的那种“家长制”的相互关系性质,减少公民对国家及其公职人员的依从性,增强国家及其公职人员对公民的依附性。
  具体地讲,苏联法学界认为,完善社会主义时期法治国家的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法律至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不能由政府的中央主管部门、政府决议、各级执行机关、党组织决定废除、修改和中止,党组织须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宪法范围内活动。破除禁止性影响个人社会行为模式,使法律更多地维护公民社会积极性,法律的通过应革除虚有其表的“意见一致”,全国和地方性法律均应采用全民讨论、全民公决程序。其次,国家及其机关、公职人员应受法律约束。苏联于1949年曾废除死刑。可是,1949年8月因所谓“列宁格勒案件”逮捕某些人,在他们被捕半年之后的1950年1月随即恢复对“叛国者、间谍、爆炸和破坏分子”的死刑并于同年9月处以死刑(于1956年之后恢复名誉)。再如,赫鲁晓夫当权时期,以外币兑换罪将普通刑事犯处以死刑,这是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又一例证。法律约束国家的法治思想与人治的专断毫无相容之处。再次之,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益、名誊和尊严不受侵犯。法律是体现公民个人自由的准则,“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仅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项广泛权利和自由,缺乏行使权利自由的应有机制,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自由尚无明确的规范依据,公民自由不受侵犯权仍无实际保障。即使有,通常也是防范性规范多,保护性规范少。就连这类规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也不是很明显。苏俄刑法典关于对批评进行迫害的条文规定已有三年多了,至今只有13起案件被起诉,况且其中的每宗也仅有一名公职人员被惩处。第四,国家和个人之间保持相互负责关系。国家向公民负责,公民向国家负责。消除公民与政权、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国务的疏远,增强双方各自的责任心。第五,建立对法律、法规的实施有效监督形式。苏联现有法院、检察院、仲裁法庭、人民监察等监督形式。现在看来,苏共第19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建议成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将会起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学界还建议,应赋予苏联最高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有权认定与宪法或与其他法律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无效。
  概括地讲,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观,应当是:苏维埃国家是苏联人民手中掌握的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和社会公仆,国家制度各个环节经过改革之后使之完全符合全民国家概念,成为权力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逐步建立起受法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朝着建立一个真正作为社会公仆、决定权事实上永远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前迈出了第一步。
  苏联学者认为,苏共是国内唯一的执政党,建议改革的大政方针最先是由它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由上而下发动的。苏联是幅员辽阔、国中有国的联邦制国家。为了在改革期间保持国家和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并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国家根本法的认可,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点是从修改1977年现行苏联宪法开始的,可以说,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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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10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关于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和补充的法律(草案),草案经全民讨论提意见后,由第11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12次非常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88年12月1日正式公布关于修改和补充1977年苏联宪法的法律,其中系统地修改和补充了第12章(人民代表苏维埃体制和活动原则)、第13章(选举制度)、第15章(苏联最高苏维埃改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和第14章、第16章至第21章的某些条文共18条。1988年10月23日公布关于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法律(草案),经全民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后于1988年]2月1日正式公布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法律。1988年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国家建设领域内实施政治改革的今后步骤》的决定中规定的改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构成结构、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务现正实施之中。关于苏联与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职权划分问题于全苏民族工作会议上统一解决。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法律(草案),司法改革法律草案也在拟议之中。地方政权机构的改革将在1989年秋季完成。随着上述各项改革任务的进展将相应地修改宪法的有关部分。苏联学术界普遍认为,1977年苏联宪法序言关于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记载荒谬至极。对这部分内容的修正工作准备放在修改宪法的最后阶段去完成。大体上说,对1977年苏联宪法的修改工程,两年左右时间内可望全部完成。可见,苏联宪法的修改工作是分阶段进行的。
  自1988年12月初开始贯彻实施修改、补充宪法的法律和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法律以来,至今已有半年多时间,此间,恢复建立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工作进展顺利,引人注目,初见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职能。执政党只能发挥政治先锋队作用,不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务进行直接领导。“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职权”,[5]严厉批评把解决“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6]的做法。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政治领导机关面貌出现,不允许取代最高政权机关和最高管理机关,让最高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充分行使法定职权,苏共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工作的党员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方针。党组织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委会通过的决定不能含有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必须执行的直接指示。其次,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事业日益复杂,党组织插手解决管理任务机构逐渐增多,苏共中央机关和下级机关应放弃按管理部门划分原则,改组党的机关结构并减少其数量。区、市党的机关的设立以完成其直接的政治、组织和教育职能为原则。最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集体制、委员会制和公开性原则以提高党的自我监督能力外,还要建立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检查机构,负责监察党员遵守党纪党章和党组织财政经济活动。总之,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由党来制定方针政策,党解决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不能超越苏维埃,苏共制定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都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贯彻执行
  摆正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关系。苏维埃国家是苏联社会公仆,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执行机关的组织者,各级执行机关必须在苏联、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人大和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立法职能、管理职能、监督职能约束下开展执行活动。因此,全国性问题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加盟共和国问题由加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解决,自治共和国问题由自治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地方的问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解决。提高各级权力机关地位,使苏维埃拥有可观收入来源,增加企业利润上缴苏维埃预算提成。不管企业属于哪个部门所有,务使苏维埃有必要物质潜力和资金解决本市、本地区、本镇居民各项需要,使苏维埃的财政收支支配权不受执行机关左右,扩大只有在苏维埃会议上解决一切问题的范围以确立苏维埃的全权地位。为了加强各级苏维埃对执行机关(政府)的监督和领导,在各级苏维埃设立主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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