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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一部艰辛而有创造性的杰作
【副标题】 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诞生【英文标题】 A Hard and Creative Masterpiece
【英文副标题】 A Review on the Birth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作者】 肖蔚云【分类】 法律信息
【期刊年份】 1990年【期号】 3
【页码】 1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33    
  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经过四年多艰辛而又紧张的起草历程,1990年4月4日终于在庄严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宣告胜利诞生。
  回顾过去,那的确是不平凡的四年。圆满地完成起草工作
  起草这样一部基本法是很不容易的:第一,体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的法律,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参考,它是一部完全创新的法律。它的结构应该是甚么样子,开始都不清楚。它不是宪法,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一个国家,但它又必须有类似宪法的比较全面的内容,必须体现“一国两制”。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增加了起草的难度。第二,内地的社会制度和香港不同,特别是法律制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概念和处理方法,两种法律制度又有不同。如关于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如何理解其含义和归属,两种法律制度差异较大,在起草基本法这一条文时就遇到了困难。第三,内地与香港委员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看问题的角度、观点、方法有很大不同,也增加了起草的一些难度。第四,香港各界人士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虽经协调,有些也难以短期解决。在起草基本法有关条文时,困难就更大一些。
  但是基本法的完成应该说是比较圆满的,从两次起草委员会的投票可以看到这一点。1989年1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基本法草案的159条条文及几个附件,进行了无记名的逐条逐件的投票表决,有144条得票在48票以上,即占出席全体会议53人中的90%以上,有10条为47票赞成,即得87%以上的赞成票,只有3条未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后来又举行第二次投票,有两条得占全体会议总人数的85%的赞成票,只有第19条未获通过。可见,起草委员们对于当时通过的基本法草案是比较满意的,绝大多数是赞同的。
  今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在去年经过八个月征询意见的基础上,讨论了五个专题小组提出的包括未曾通过的第19条在内的24个修正提案,投票结果,其中有23个提案获得98—100%的赞成票,有1个提案获得82%的赞成票(全体与会委员共50人,投票是无记名的和秘密的)。由此可见,经过修改后更加完善的基本法草案是委员们所满意的。
  香港的一些报刊和人士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明报》在今年2月18日的社论中说:“总体说来,草案内容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努力企图建立一国两制的构想,对港人的自由法治以及维持原有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都有详尽的规定,应当是可以满意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也说:新的政制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二、正确的方针、共同的努力与民主的程序 基本法的圆满完成不是偶然的。第一,基本法的起草虽然没有一部现成法律可供参考和借鉴,但是它有我国宪法作为依据,有“一国两制”方针为指导,特别是中英联合声明中我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对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为起草基本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方针政策依据。基本法结构的形成就是根据这些基本方针和对这些方针政策的说明产生的,基本法的许多条文也是以这些说明为依据,对基本法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和争论也以这些具体说明为准则。这样,就为圆满完成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起草基本法,还要紧密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把我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和香港的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才能使基本法符合实际并为香港大多数人所接受,才能使涉及两种不同法律制度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的共同努力、和衷共济,是圆满完成基本法起草的关键。许多委员过去素不相识,或者虽然相识而甚少往来。为了起草好基本法,不少起草委员日夜操劳,搜集资料,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内地与香港的许多委员,交换看法,协调分歧,求“一国”之同,存“两制”之异,求香港稳定、繁荣之同,存兼顾香港各阶层利益之异,使许多分歧问题能得到解决。
  第三,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基本法的起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它收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及时送交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它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及草案,派咨委交流团到内地进行交流,使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能及时了解香港各界人士对起草基本法的意见。它还多次邀请内地起草委员到香港进行咨询,直接听取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有力地支持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第四,全国人民特别是香港各界人士关心基本法的起草,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使基本法能够起草得更完善。例如,1986年l至2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在香港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召开了大小座谈会数十次,参加座谈会的先后达1000余人,调查小组收集了大量意见,起草了《基本法结构》(草案),后来经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修改,《结构》(草案)得到全体一致通过。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根据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了一百多处修改。当然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也作了一些修改。
  第五,基本法的起草能获得圆满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起草的程序非常民主和开放。在起草委员会中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事情都是由全体会议决定的,在专题小组会议中各种意见都可可发表,少数服从多数,但一般不表决,而是采取多交换意见和协调分歧的方法,对少数人的意见,也充分尊重,并记录公布。起草委员会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通过了工作规则和划分专题小组的决定,全体会议和专题小组会都按规则和决定进行工作。在五个专题小组中都有内地和香港两地委员,共同起草、讨论和修改条文,为全体会议的讨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曾经两次集中地在香港及内地咨询,即采取“两上两下”的办法,把香港及内地各界人士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将此稿公布征询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征求意见稿又进行修改;再公布《基本法草案》,第二次征询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再作一次修改后,呈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起草办法是非常民主的,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起草工作完全是公开的,每一次全体会议、主任委员会议、专题小组会,都要向新闻记者发布新闻,每次座谈会、交流会也要向记者作介绍,加起来这种新闻发布和介绍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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