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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乃伪命题之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the False Statement: Standardization of Lawyers'Legal Services
【作者】 何尧德【作者单位】 {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
【分类】 律师【中文关键词】 法律服务;标准化;伪命题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第1辑)
【页码】 167
【摘要】

笔者从网络信息虚假宣传中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律师法律服务能否标准化”。从我国《标准化法》规定的定义及其立法本意出发,认为标准化主要适用于产品的加工或制造行业,而服务业(包括法律服务)并非产品,不属于其适用范畴,故律师法律服务产品化、标准化乃伪命题,违背了我国最新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将法律服务定位于“咨询或代理行为”的服务业的行业性质,违背了律师提供个性化法律技术方案的本质属性,认为律师法律服务必须规范化,必须尊重司法规律,只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规则为基本标准。未来即使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快速发展,律师和法官也并不会被替代,也不可能涉及法律服务标准化。最后,笔者论述了法律服务过程中如何做一名合格律师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执业境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842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这个网络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各种虚假、荒谬言论正在不受任何限制地向我们袭来[1],该是我们擦亮眼睛的时候了。
  很多人都曾见识过“陈安之《终极成功秘诀》”的培训邀请,钻石席2980元/位。初看信息,很让人心动,不到三千元的学费,只要一咬牙,谁都能挤出支付;不过细作寻思后,深让人疑惑:若真的存在终极成功秘诀,陈老师不早就成了亿万富豪,还需要去搞培训演讲那么辛苦吗?若人人经过培训之后能成为超级富翁,我们这个社会还会有餐厅宾馆等日常生活必需服务吗?这些富豪靠什么活着?这不正是当下挺盛行的借用“培训”之名达到个人圈钱之营销嘛!
  2014年10月12日下午,由所谓的“中国律师商学院、LTT总裁律师营主办,中顾法商集团承办的首届总裁律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宾馆举行。其中,顾法商集团董事长高X X宣称:总裁律师即“总裁身边的律师、总裁型的律师、专为总裁服务的律师”,并且以居、肖、刘X X三位律师为主的律师团队,发布了近50款标准化法律服务产品。[2]笔者在网络上既查不到“中国律师商学院”可以作为合法组织的任何登记或备案信息,也查不到高先生的任何律师执业背景,在国家级论文期刊上搜索不到其任何论文或专著,搜索不到其所承办过的任何经典或著名案例,只能查到“济南中顾法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X X)”,属于2016年初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性质)”,简称“中顾法商(835143)”,但并非专业的律师法律服务机构。高X X自称是“做律师生意的法律人”[3],真可谓“法律商人”。但不知道他们有何神通,早在2014年就能开发出50款标准化法律服务产品?该产品以什么为载体,如何定价,如何交易?除了高X X修成正果——类似总裁——之外,更不知道他们过去曾培训过的人或律师如今取得多大成功,即有多少已经成为总裁或总裁身边的律师?
  最近,仍有人在微信圈或公开的网络平台上继续鼓吹:推动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或产品化[4],恍如律师业界的大佬或“导师”,已引起了一定程度之争议。律师法律服务真的能够像生产或加工企业的产品一样建立统一标准吗?笔者试图对该命题成立与否进行探讨,供同仁诸君斧正。
  二、“标准化”的基市定义及其适用范围
  若要探讨法律服务标准化命题成立与否,首先需要弄清楚何为标准化?标准化有法可依吗?其基本适用范围何在?
  我国早在1988年就已经出台了《标准化法》(1989年4月1日起实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同时发布了该法的《条文解释》,1990年4月6日国务院又正式发布了该法的《实施条例》。
  该《条文解释》第1条中对“标准化”进行了明确的权威解释,即“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过程。”显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标准化适用空间为“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其适用对象的基本属性必须具有可重复性。
  我国《标准化法》的基本立法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依据该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该《条文解释》第2条,标准化的基本适用对象和范围为:(1)工业、农业(含林、牧、渔业)产品本身的技术要求(如规格、等级、质量、安全、卫生要求或标准)以及该产品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的技术要求;(2)有关环境保护的安全、卫生指标和检验方法,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要求及其检验方法;(3)有关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4)有关信息、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5)有关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的管理技术要求(包括环境保护的技术术语、符号等),通用互换配合的技术要求。其立法宗旨在于通过对具有可重复性的产品或概念进行标准化的技术要求和规定,达到或保障产品质量、性能和安全使用的目的,更好地满足人们生产或生活的需要。
  该法第6、7、12条以及《实施条例》第18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组织由专家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5],负责标准的草拟,参加标准草案的审查工作;并规定了我国任何企业或生产单位必须遵循的八类国家强制标准。该《条文解释》第2条中规定:“‘标准’的含义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我国《标准化法》已经实施将近三十年了,早已成立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管理局),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并且已经同先进的国际标准逐步接轨。国家强制标准有的属于各生产或制造行业必须遵循的技术标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有的属于该行业的最低质量、安全、环保要求。能够提出或推动行业标准建立的制造商或厂家,通常在一定时期属于该行业某领域的“老大”或“领头羊”,如我国的格力空调、长虹电视或国际上的微软公司,不断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出并实施超越原行业的企业标准(如国际上的沃尔沃汽车安全标准),推动原行业标准适时进行复审、修订。
  显然,标准化主要适用于产品的加工或制造行业,而服务业(包括法律服务)并非产品,并不属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标准化范畴。虽然有律师在其《法律服务的标准化之道》[6]中提出“以业务流程标准化为轴,以人员标准化为辅弼,以成果标准化为检验和修正的参考”的三个“标准化”;《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产品标准化建设》中则将法律服务产品标准化定义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对于特定法律服务所要求的流程以及法律文件的标准化、范本化”。但笔者认为,如果将法律服务标准化仅仅定义为业务流程标准化以及法律文件的范本化——即形式意义上的标准化,仍属于律师行业中的规范执业范畴,或者不过是对律师承办特定案件的个人执业经验的归纳总结而已,如果仅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无可厚非;但若有人利用“法律服务标准化”之提法进行虚假宣传,足以让客户或当事人误解该概念内涵已扩展到律师法律服务的实质内容,涉及对律师执业的素质、能力及服务质量的评价——即超出了我国对“标准化”的正常法律定义范畴,则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其行为已违背了我国《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禁止性规定。
  三、“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乃伪命题
  笔者已从事律师执业二十佘年,目前接触并遵循的除《律师法》(2012年最新修订)外,还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开发布的三个主要行业规范:《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爱法律,有未来》(2001年11月26日修订)、《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2004年3月20日修订)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发通〔2011〕35号)。虽然“其中还有不少问题还是需要继续研究与不断打磨”,但律师执业仍然有规可循。不过,这些法律和规范中,我们只见到“律师依法规范执业”的基本要求,却并无“律师法律服务(技术或质量内容)标准化”的任何提法。是全国律师协会对此关注不够,还是根本无法建立“标准化”?笔者认为,如果从依法规范执业再推论到“标准化”,那就是谬论,因为真理与谬误往往只一步之遥。
  再看看历经几百年才法治成熟的西方国家,目前也没有查找到有关其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的任何提法、技术安排、介绍或论著。是西方国家的律师们缺乏足够的智慧,还是所谓的“标准化”违背了律师法律服务的本质规律?
  笔者不是要否定“法律服务标准化”这一提法中的诸多好处,但如果律师法律服务能够标准化,那么法官、检察官的工作不就同样可以标准化吗?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300名全国最优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精英包括法学专家教授,分别从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的角度,对各类案件或纠纷制定统一的标准化技术方案和规则,并进行电子信息技术编程,再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制造商合作设计、生产若干台智能律师、检察官、法官机器人,对所承接的每个案件进行操作裁判,或者将该标准化成果印刷若干份,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快速发往每个潜在的当事人,让当事人(即所有的公民个人、企业或公司、单位或组织)对照该标准,自行和解或履行,或者让作奸犯科之人自行走进监狱服刑,各种诉讼或纠纷不就消亡了吗?在全国召开两会时,哪还会听到法院或检察院因办案人手不足而存在数额巨大的积案?
  通过上述追问和思考,笔者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何会有这一伪命题的提出呢?要么是为了标新立异,凸显该标题党或提出者乃律师行业“老大”或“权威专家”之身份与地位,正如所谓“首席律师服务联盟”[7]一样,自我加封,自吹自擂;要么以此取信“忽悠”或者欺骗作为外行的客户或当事人而已。否则,很难再找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四、“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违背了法律服务的行业性质
  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属于伪命题,其根源在于倡议者的另一重大伪命题:即律师法律服务产品化。其错误的三段论逻辑在于:既然产品可以标准化,而法律服务产品化,则法律服务就可以标准化。但他们故意混淆了“服务”与“产品”两个独立的法律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2009年第二次修正)第2条之规定,该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而“制造”是指“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后成为新的产品”[8]。显然,服务或法律服务并非产品,并不具有产品“经过加工、制作”或“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这一特定内涵。这就有必要探究律师法律服务的行业性质。
  律师,作为我国当今社会特定的法律人职业阶层,具有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是基于我国1982年起施行的《律师暂行条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其最初定位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1996年《律师法》首次将其定位“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2012年第三次修订后的《律师法》第2条将其最新定位“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故我国律师行业本质已由当初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转化成目前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真正体现了律师法律服务的行业性质,其定位更加科学、准确。
  而律师法律服务的基本属性何在?法律服务,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属于商务服务。依据最新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法律服务已被定位归属于L门类中的代码72商务服务业之722[9],即“法律服务指律师、公证、仲裁、调解等活动”。具体而言,“代码7221律师及相关法律服务”指“在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中,为原被告双方提供法律代理服务,以及为一般民事行为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故律师法律服务存在两大基本内容:咨询服务与代理服务,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提供产品,而实属于法律服务中的咨询或代理行为的过程。
  行业(或产业industry),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行业不同,因其经济活动的性质存在差异所致,而我国划分国民经济行业采用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即每一个行业类别按照同一种经济活动的性质划分,而不是依据编制、会计制度或部门管理等划分。对于一个具体单位或实体组织而言,当其从事一种经济活动时,则按照该经济活动确定其行业;当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则按照其主要经济活动性质确定其行业性质。[10]
  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经济活动无非是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而满足人们需要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或提供商品,既包括传统的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A即养殖业)中的牛羊鱼或玉米等农副产品,又包括通常的第二产业即工业(B \ C \ D)和建筑业(E)中加工、制造而来的各种产品,还包括反映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如名人字画、小说、政论文章等属于知识产权中著作权的范畴);另一类即需要或提供各种服务,属于广义的第三产业(即除去第一、二产业以外的所有行业)服务业。[11]产品或商品和服务的共同属性是:均具有有偿性和可交易性。但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分属于两个不同概念范畴。
  笔者认为,产品的独特性在于其实物形态或定型化,无论是汽车、电子产品,还是杀毒软件,在交易之前已经存在,具有一定的物理形态(有形化);与产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可以直接分离,只能属于法律客体,具有可直接使用性,但不具有法律主体的任何意识或情感;它所直接体现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服务是指除了产品或商品以外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行为,在交易之前并没有固定的形态,但已经潜藏或附载于人身上的一种技能或思想,即无形化;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的人身不可分离,确定交易后,属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的一种履行过程,需要服务者对自身技能或潜能的正常或超正常发挥才得以实现;而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均具有独立人格,均属于法律主体,均需要相互之间的尊重、信任以及必要的配合;它所直接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履行行为。
  虽然产品与服务均具有商业属性,均可有偿交易,但服务不,能完全等同于产品或商品,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均需要法律提供适当、合理保护,不能违背社会公德或者公序良俗。也就是说,服务可以产业化,但并不能产品化。产品或商品可以标准化,但服务这种特定行为并不能标准化,只能规范化,即按照一定或通用的规则、准则或规范要求行使或提供。故此,律师法律服务根本不同于产品的加工或制造,在行业性质上属于“商务服务”,具有如下三大属性。
  (一)有偿性
  即接受服务一方(当事人)应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向服务提供者(即律师)支付合理报酬,[12]不支付报酬的法律援助属于法定例外情形。这既是由法律服务作为一种重要商务服务的行业性质所决定,又与同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法官、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司法职责的行业性质相区别。因为后者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能直接收取任何报酬,具有廉洁性要求,而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统一归国家财政,并由国家财政为法官、检察官提供包括工资、住房、退休养老等一切经济保障。
  (二)具有非产品化(非实物化)属性,是一种无形的“智慧行为”
  这是法律服务作为服务行业与工农业等生产、加工制造业或建筑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产品化是指,作为加工制造业的工作成果已经直接物化或附属于其他载体之上,已经成为一种实物即产品或商品,其质量标准已经能够通过产品的规格(如尺寸、大小)、使用性能、寿命长短等物理因素来体现。例如5斤牛肉或10斤大米,或者一台汽车或一套商品房,均能够满足人们的直接需要,具有可直接使用属性和可交易性,该产品本身特定的性能或质量要求及其风险仍由该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承担。
  然而,律师无论是非诉业务——如帮客户起草一份合同还是诉讼业务——如代理打一场官司,他的工作成果主要体现在其所完成的合同或提交的诉状、答辩状(包括证据目录)、参与开庭审理的诉讼过程以及所发表或提交的代理词、辩护词中,但他的工作质量及其价值与评价效果不能用合同或诉状、代理词的字数多少这一物理因素来衡量[13],只能根据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间长短以及工作的难易程度和委托人的目标是否达成——如律师提供的合同方案是否为该特定的当事人所采纳,是否通过商务谈判或者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博弈后达成一致,是否体现了委托人的真实意思、是否合法并避免了纠纷或损失——来体现;律师若代理诉讼,其法律意见(如辩护或代理意见)的质量标准及其评价效果最终取决于,在每个个案的特定诉讼程序中,是否得到法院裁判的最终认可或支持,但其中的商业风险或诉讼风险最终仍由委托人承担。
  虽然法律服务可以类型化,合同文本可以格式化或律师法律文件可以范本化,并且可以为律师的法律服务提供参考或指引——例如我国证监会曾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或者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建设工程合同范本或买卖合同范本——但这些《指引》或行业合同范本仍属于公共资源,并不具有有偿性这一商务属性,对任何一个委托人(当事人)而言,既不能直接使用,也不能直接交易,更不能因此说律师的法律服务已经产品化或标准化。即使如任自力曾公开出版的《证券律师常用法律文书范本》[14],可据此为其他律师办理同类法律实务提供参考或指引,但其他律师并不属于任自力律师法律服务的法定对象“当事人”,该《范本》仍然不过是属于著作权范畴而已。
  简言之,律师的法律服务是一种无形的“智慧劳务”,是一种特定行为过程,其工作成果体现的是对法律事务的一种专业判断、分析或建议,或者说是一种思想,简称法律专业技术方案或意见,并不同于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不具有可直接复制性,因为就法律服务过程或程序意义而言,其具有特定的时限性和不可逆性。
  (三)个性化是律师法律服务的本质属性
  由于律师行业性质已准确定位于“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服务对象即“当事人”,可直接体现为公民、企业或公司、社会组织或国家机关,但每个当事人均是直接的权利主体,均以权利个体而单独存在,均有特定的需求,其可能产生的争议均属于个案,需要维护的权益具有个性化特征。而律师每次提供代理服务均需向法院单独提交诉讼权利主体的授权委托书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就决定了需要律师解决的问题以及提供的法律服务(或专业意见)具有显著的个性化特征,而律师的法律服务本身具有亲历性、无形化和人身不可替代性,即提供具体法律服务的每个律师的学习背景、素质、能力、经验、责任心、工作时间付出的长短等因素所形成的差异性,决定了该律师所提供的个性化法律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法律服务质量的差异,此乃律师法律服务的本质规律。
  例如,当事人B很精明,曾找A律师咨询到一套很好的法律技术方案,为了达到降低支付报酬的目的,B常用的技巧是,并不委托A律师具体承办,而是怀揣着A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技术方案去委托C律师说:“这个法律服务很简单,连我这个外行都明白,少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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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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