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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
【英文标题】 On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 曾令良【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公法【中文关键词】 中国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国际法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4
【页码】 110
【摘要】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重要的外部社会基础,而国际法是构建和谐世界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在国家间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里,一方面,国际法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和平与安全的外部环境、建构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和提供国际合作的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内和对外发展战略势必要受到国际法越来越多的约束。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发展必然对国际法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以及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普遍核心价值做出重要的贡献。

【英文摘要】

A peaceful and coordinated World is the important external social basis for the Chinese peaceful development.while international law lays the imperative down legal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in building such a peaceful and coordinated World.In the“village of globe”with co—existence of states and 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law provides the Chinese peaceful development with legal certainty in extemal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security,fair and equ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order,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one hand,and puts on increasing legal restraints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peacefu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At the same time.the Chinese peaceful rising deems 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which are the main subject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law,as well as human rights,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which are the universal core values pursued by internatio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11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和谐世界与国际法
  自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战略以来,国内外人士纷纷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涵进行阐释和界定,并形成了如下共识:中国和平发展,就是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发展。从这一基本共识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和平发展的两个重要命题:(1)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社会基础;(2)国际法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法律基础。
  中国和平发展之所以必须以和谐的世界作为社会基础,这是由当今和未来国际社会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国家间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各国同在一个“地球村”,而各国人民如同一个“地球村”的“居民”。在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村”中,国内的稳定与发展问题通常与全球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全球性问题往往又是各国及全人类面临的问题。
  因此,在当今和未来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务中,纯属一个国家主权管辖或单靠一个国家独立自主解决的事项越来越少,而受国际法律机制管辖和受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的事项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各国唯有“同舟共济”,将本国的发展与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发展。这就像我们经常把国家比做一个“大家”,把自己的家庭比做“小家”一样,在国际社会里,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各国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小家”。没有“大家”的和平与发展,就不可能有“小家”的富裕与福祉.更谈不上实现自身的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是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二者都离不开国际法的法律基石和保障作用。
  法律社会学者一般都认为,法律具有三项基本的社会功能:(1)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承载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2)法律将社会的共同利益注入到社会成员的行为之中;(3)法律根据社会的理论、价值和目的构建社会的未来。[1]法律的这三项基本社会功能无疑也适用于国际法。 。 首先,如果说国内法是—个国家的结构和制度的载体,国际法必定是国际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的体现。那么,当今和未来国际社会的结构和制度的基本特点如何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现如今,不仅国家行为和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有相应的国际组织存在,而且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建立了相应的国际组织。更引人注目的是,特定区域的国家凭借疆域相邻、政治经济制度相同和共同的宗教文化等纽带,建立了一体化程度颇高的经济货币联盟,甚至政治联盟(如欧洲联盟)。即使没有这些共同的纽带,一些国家基于共同的战略需要也建立了政治和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一方面,上述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组成国际社会的各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横向的关系,并没有形成如同国内社会成员之间的那种纵向关系。[2]
  维系国际社会秩序的国际法承载着这种横向的“平行式”关系结构,并且为这种关系结构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这种横向的国际社会结构导致国际法制的三个基本层面(立法、执法、司法)处于分散的状态。国际社会横向结构的另一个显著后果是: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国际法,其制定和实施均依赖于国家自身。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下,国家制定国际法、实施国际法和运用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并不是代表国际社会行事,也并不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而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尽管当代国际法体现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内容越来越多,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依然如此。
  其次,国际法逐步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注入到各国的行为之中。国际社会的每一成员在彼此的交往与合作中需要以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及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利益的维护必须借助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法治代表的是一种秩序文化。在国际事务中,虽然这种文化还没有牢固建立,国际的法治同样如此,但是正在稳固地向前发展……法治必须接受这样的理念:国际法不是任意选择的,它是作为整体适用的,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物质和政治权力足以使国际法边缘化的国家,如果它们如此选择。当法律和权力结为伙伴而非相互冲突时,国际社会才能繁荣昌盛。”[3]
  不可以设想,在主权者林立又相互合作、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社会里,各国拒绝将国际法视为其行为准则。在国际社会中,拒绝国际法,就意味着拒绝国际法治,而拒绝国际法治就必然意味着国际事务的专横、无序,甚至动乱。可见,“国际法提供稳定的国际关系,这种稳定反过来是各国追求其国家利益的必要基础”,[4]同时更是构建和维系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保证。
  最后,国际法不仅体现着国际社会的过去(如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等)和组织国际社会的现在(如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等),而且肩负着构建国际社会的未来。
  二、国际法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促进与制约
  在经济与社会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的国际社会,中国和平发展不仅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法律秩序予以保障,而且还需要一个公正、公平的国际法律秩序予以支撑,后者与公正、公平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所以,一个稳定、公正和进步的国际法必然会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另一方面,虽然国际法有其特殊性,但是其法律本质毋庸置疑。国际法一经制定和生效,必然对其主体发生法律约束力。中国作为国际法的基本主体之一,其和平发展进程必然要受制于国际法。
  (一)国际法对中国和平发展的促进
  1.国际法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和平与安全的外部环境
  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自我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世人:运用战争和武力手段而发展起来的国家不仅自身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会给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带来长久难以弥合的灾难。同时,这种建立在战争或武力基础上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战争是国家的合法权利的时代,国际和平与安全既可以通过战争得以建立,也可以通过战争毁于一旦。
  现代国际法不仅禁止战争而且还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其实否定了国家发展的非和平方式。与此同时,现代国际法建立的集体安全体制为各国的发展营造了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虽然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暴行时有发生,但是和平与发展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这两大主流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同时也是现代国际法的根本任务。
  2.国际法为中国和平发展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
  21世纪的中国和平发展,需要一个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实质上就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而这种公正、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归根结底,要依靠国际法来建立、完善和保障。
  “利益竞争的存在是任何社会的一种正常现象,国际社会同样如此。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处于这种竞争的前沿:绝大多数国家只是需要秩序”。[5]实践证明,处于国际竞争前沿的主要是如下类型的国家:(1)政治军事强国,它们的竞争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利益上;(2)发达国家,它们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贸易领域;(3)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印度等),它们的竞争涉及广泛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国际社会的利益竞争既可以在上述同一类型的国家之间产生,也可以在上述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生成。冷战时期的美国与前苏联是政治军事强国之间竞争的典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集团)则是同类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经贸利益竞争的代表;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国家(集团)则是不同类型国家(正在崛起的国家与传统强国或发达国家)之间的综合利益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竞争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这种利益竞争的改变可以是国家的变化,如强国的消亡或衰落、新兴大国和强国的崛起;也可以是利益重心的改变,而这种利益重心的改变又可能是因时、因事或因新的技术而引起。例如,海湾战争引起的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竞争;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而引起的有关国家的政治利益竞争;围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而引起的利益竞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与扩散和恐怖主义猖獗而引起世界各国利益竞争重心的转移,等等,都是说明国家利益竞争的机动性的活生生实例。
  如何使国际社会的各种利益竞争成为一种公平和公正的平衡,同时又促进这种平衡不断适应国际社会利益竞争的新变化,这就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使命。现行国际法上的大量条约,如有关禁止核试验和核不扩散条约;禁止研制、生产、使用和销售生化武器条约;有关贸易、投资、金融、货币、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各种双边、区域和多边条约,都是为相关领域建立国际竞争秩序而确立的国际法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各种政府间组织,不论是全球的还是区域的,也不论是一般性的还是专门性的,更不论是纯政府间的还是所谓“超国家”的,都是为维系公正、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而建立的机制。
  当然,国际法所建立和维持的现行国际竞争秩序,在很多领域离公正、公平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甚至在有些领域所建立的国际法律秩序无公正、公平可言。如核武器拥有国与无核国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国际政治秩序中的单边主义行径;国际人权和环境保护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的漠视,等等。可见,国际法要在国际社会建立与时俱进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可谓任重道远。
  3.国际法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国际合作的法律保障
  20世纪以前的国际合作基本上属于双边的,区域合作寥寥无几,几乎没有出现全球性的合作。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家是否进行国际合作,完全是自主决定的事项,没有进行国际合作的义务,除非有条约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会员国必须“增进国际合作并保证其和平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更加强调各国主权平等的国际合作。《联合国宪章》明确地将“促成国际合作”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继《联合国宪章》之后,国家之间通过合作,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环境、卫生、人权及其他社会领域缔结了大量的国际条约,制定了,相应的国际合作原则、规则和制度,并在这些广泛的领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机制。
  国际合作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际合作是否已经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仍然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6]我认为,将国际合作认定为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作为当今效力最高、影响最大、适用范围最广的《联合国宪章》在多处明确了国际合作的法律地位和重要性。例如,宪章序言指出,为确保联合国各项宗旨的实现,各会员国“务当同心协力”;宪章规定“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宪章第2条第(5)款明确要求
  “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本宪章而采取的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其次,《联合国宪章》之后的联合国重要法律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例如,1970年联大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重申,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进行合作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的“义务”,此等合作“构成国际法之基本原则”;1974年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和《各国权利义务宪章》进一步强调“国际合作以谋发展”的主题,其中《各国权利义务宪章》更加明确地将“国际合作以谋发展”列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最后,国际合作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各项基本要件,即国际公认和接受的广泛性、法律效力的普遍性、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共有性和构成整个国际法律秩序基础的一般性。
  国际合作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是维护各国共同安全的需要,是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是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的需要。[7]当代国际合作呈现出如下主要发展势头:一是国际合作的法律形式多种多样,双边的、诸边的、区域的、多边的合作交织发展;二是合作的层次除了传统的政府间合作外,出现了’超政府间的合作层次,即所谓的“超国家”层次;三是国际合作的领域迅速拓展,世间事务,几乎无所不包;四是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和重要性,因为国际组织给国际合作奠定了稳定的、持久的和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因此,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必然要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环境卫生、人权等广泛的领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各种各样的国际合作建构可持续的法律框架、搭建协商与谈判的平台、确定行为规范、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提供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和程序。可见,国际法的不断完善,将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越来越稳定、安全、具有可确定性和预见性的国际法制保证。
  (二)国际法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约束
  长期以来,国际法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弱法”。尤其是在传统国际法律秩序中,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享有极为广泛的行动自由,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很少受到约束。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给人类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灾难,便是国家权力与行为缺乏国际法律机制制约的极端例证。
  于是,国际社会的成员痛定思痛,决心加速国际法的编纂与发展,强化国际法的执行机制,增强国际司法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在现代国际法的这种发展趋势下,国家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法律的约束,国家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根据前南法庭首任庭长的分析,恐怕是如下的三个因素导致国家愈来愈受国际法律的制约:[8]
  首先是日益膨胀的国际条约。国际条约的膨胀最直接的表现是其数量的急剧增多。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了大量的多边条约,至于彼此之间缔结的双边条约,更是无计其数。国际条约膨胀的另一种表现是其规范的内容不断扩展。如今的国家生活领域,从政治、军事、外交到经济、贸易、金融、投 资、税收、科学技术、行政管理,等等,都有相应的国际条约。如今的人类活动,上到宇宙空间,下至海底洋床,同样存在大量的国际条约。更有甚者,不仅人类的公务活动(如谈判条约、缔结合同、出席会议、投资建厂、货物贸易、跨境服务,等等)离不开国际条约的制约,而且人类的私人行为(如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结婚生育、财产继承,等等)也要接受国际条约的规制。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制都要受到这些与日俱增和涵盖极广的国际条约的调整。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国际法对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力施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在传统国际法上,国家享有诉诸战争的绝对权利,虽然那时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战争法规,但是其目的和作用只不过是使战争变得更有“秩序”和比较“人道”。现代国际法,经过《国际联盟盟约》、《巴黎非战公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造法条约的发展,从限制战争直到废弃战争进而到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而使和平解决争端必然成为现代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从而为审判战犯制度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国际社会关于侵略定义的制定,从而有助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集体安全制度的发展……”,从而“使国家及国家公务员的国际责任发生了重大变化”。[9]
  冷战后时代,国际法上有关国家及国家公务员的国际责任制度呈现出更加严格的趋势。从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法庭的设立到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最终成立,当代国际法向世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国家公务员不仅对发动国家间的战争要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且很有可能对发生在一国境内的战争和武装冲突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法的强制力在不断地得到增强。虽然国际法的强制力恐怕永远都不可与国内法同日而语,但是现代国际法的强制力度的确在逐步加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法的规范体系中形成了“强行法”概念。这就意味着:在国际法中,一些原则和规则的法律效力高于其他原则和规则。其结果是,各国不得缔结与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悖的国际条约,否则相关的国际条约无效。
  国际法的这些纵向和横向发展趋势必然会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构成愈来愈多的约束。国际法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约束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方面。例如,扩大对外投资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要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环境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因素的限制。仅就国际法律而言,中国投资不得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具有强制执行性质的法律规范,且必须在中国参加的多边投资公约和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各种外部制约因素并不是孤立的,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国际法律的制约往往是其他制约因素的最终表现或最终结果。例如,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有关特殊保障措施、纺织品特殊限制措施和倾销与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又如2005年上半年中欧关于纺织品特殊限制的协议和最近中美经过多次谈判达成的关于纺织品特殊限制协议,都是用法律形式体现政治与经济因素对中国扩大出口战略的制约。
  国际法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内发展战略及其实施同样产生影响。例如,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环境问题,不得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来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因为,仅就国际法律而言,中国势必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格地要受到中国参加的各种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机制的制约。同样,中国在大力发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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