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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判决书公布少数意见之利弊及其规范
【英文标题】 On the Publication of Minority’s Opinions in Judicial Decision
【作者】 张泽涛【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少数意见 利弊 现实性 法官独立 规范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182
【摘要】 对于判决书中是否应该公布少数人意见,两大法系相异的作法以及相关的学术争论对我国有可资借鉴之处。在我国,公布少数人意见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可以克服合议庭评议过程中的“合而不议”和流于形式化,有助于强化法官的责任制,增强法院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在修改三大诉讼法时,应该明确规定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时所应该注意的问题。
【英文摘要】 we can draw lessons from the different ways with two major legal systems deal with the minority opinions in judicial judgements.In China,the publication of minority has bigger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it can strengthen judge’s 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ity of court’s judicial activity,heighten judicial and athority,etc. So it should be specified clearly in the modifying of three major procedural law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88    
  
  近年来,广州市海事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先后突破判决书的传统制作方式,尝试性地将合议庭中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载人判决书中。无疑,上述举措将会对我国现行庭审方式、合议庭评议规则以及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等一系列问题带来巨大冲击。对此,普通民众、学界、法官的态度褒贬不一。目前诉讼法学界对判决书公布少数法官意见的现实意义以及相关系列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拟首先介绍两大法系典型国家在判决书中对待少数意见的相异作法及其学理争论,然后系统评判在我国判决书中公布少数法官意见的现实性及其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制度上规范判决书公布少数法官意见的立法建议,以期能够为即将修订的三大诉讼法提供参考。
  一、两大法系相异的立法规定及其争论
  传统上,对于判决书中是否公布不同意见,普通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相异的规定。“在普通法系国家,反对意见多随多数意见一起公布。对于虽与多数意见的结论相同,但理由有异的意见(补充意见)也同样如此。”[1]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观念是把法院作为一个权威结构面向外界,它的判断是一致的判决,法官的文官心理也保证其不泄露合议庭的少数意见。与此相应,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是从立法上规定判决书必须以法院整体的名义和口吻作出,法官的署名只是象征性的,其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和结论是单一的,不能表述法官个人的具体意见。如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法国,虽然法国学界主张判决书的最后一项应当加上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但这种观点尚未得到立法和司法的认可。从目前的主流来看,大陆法系法官的判决书制作仍以简明扼要和内容缜密为主要特点,除多数法官的观点和理由之外,少数法官的意见一概不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中,不公布少数法官意见的传统作法已经有所改变,如阿根廷、芬兰、日本、瑞典,这些国家在判决书中改变了传统作法,尝试性地开始对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和理由予以充分阐述,坦率公布并解释判案法官之间的不同意见,它们的作法已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作法非常相似。[2]但是,从总体上看,对于判决书中是否公布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两大法系还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以下笔者以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和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为范例,介绍二者对待少数法官意见的相异作法以及学界对此的相关争论,以期为我国构建判决书公布少数法官意见的制度提供借鉴。
  (一)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无论是上诉法院还是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有将少数法官意见载入判决书的传统。从联邦最高法院来看,大约只有1/3左右的案件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其它则是依据多数意见或相对多数意见进行判决。在意见不一致时,就会出现“并存意见”和“反对意见”。“并存意见”是指赞同判决结论,但是对法律推理和逻辑有不同意见;“反对意见”是反对法院判决的意见。从实证的数据来看,美国自1801年出现第一份法官不同意见判决书至1971年问,大约有1/4的判决附有少数意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约有3/4的判决附有少数意见。[3]无论是学界还是法官,对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其理由是:
  1.有助于法院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和作出更为公正的判决
  判决书中的少数人意见反映了法院内部的分歧,正是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的交叉与碰撞,才是发现真理的最好途径,才能防止多数法官判断的局限性。[4]因为少数法官在提出不同意见时都必须附具理由并进行论证,这样,法庭在制作判决书时,就必须针对少数意见,有的放矢地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和反驳,从而令人信服地解决案件中可能存在的争议问题。真理产生于理性的争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人意见对于法院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和公正判决大有裨益。[5]同时,在司法程序中,人类认识案件事实真相的能力是有其自身的弱点的,因为每个人、甚至多数人的认识并不总是正确的。今天的少数法官的意见,明天就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从而成为多数的意见。[6]即使少数人的意见在将来并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可以为法院在今后处理类似的争议问题提供指导。
  2.法官独立心证的体现,审判独立的应有之义[7]
  审判独立是美国乃至西方法治国家所普遍确立的一项宪法原则,审判独立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时完全依靠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进行判断,排除来自任何外来的干涉。在判决书中公布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是审判独立原则的当然要求。因为,在法庭进行秘密评议时,每个法官个体都是独立地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来进行判断,如果每个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的理解与法庭中的多数法官意见不一致,但在判决书中却不能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且还不得不在违背自己良心和确信的判决书中署名,显然就违背了审判独立原则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将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在判决书中予以公布,正是切实有效地保障法官良心与确信自由的手段,因此,任何审级和任何管辖法院的法官,均应享有提出不同意见书的权利。[8]另外,从法官责任制的角度来看,公布少数人的意见也体现了判决是每个法官独立自主地作出的,而不是无条件地附和或者遵循上级领导的意见所作出的,从而可以避免给社会公众造成“铁板一块地团结一致”的假象。[9]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学者对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禁止判决书中披露少数人意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裁判变成了某一非人格化实体(一个法庭)的宣告,即使其实必须是意思单一的,以便不造成任何歧义,由数位官员作出的决策在宣布时将废弃先前的内部分歧: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现在只好压抑自己的感受。
  总之,在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不允许少数法官在判决书中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本质上违背了审判独立原则的基本要求。因为既然立法上明确赋予了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利,对判决持异议的少数法官却不能在判决书中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且还不得不违心地署名,这在逻辑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3.可以使社会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法院的判决,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与透明是司法权威赖以存在的根基,因为“正义不但要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近代刑事法学家的鼻祖贝卡利亚也曾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10]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作法使得司法权运作的公开与透明成为可能。[11]也许有学者会反驳,如果判决书中公布了不同意见,那么普通的社会民众就可能会认为,既然你法院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意见都是不一致的,如何让我们能够接受判决的结果呢?对此,美国有学者认为,诚然,如果每个法官都是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独立地作出判断,且判决结果是全体法官的一致意见,这样的判决是值得推崇的,也有利于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但是,如果全体一致作出判决书的只是一种假象,是以牺牲背后的冲突为代价,这样的判决将会对公众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最终维持法院公信力的是法官的独立和个性化。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判决案件,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地作出判决,或者不假思索地接受自己并不赞同的意见的话,这样的判决是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因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保障法官的独立性比通过牺牲法官的独立而获得社会公众的信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选择。[12]
  4.与遵循先例原则相一致
  美国是奉行判例法渊源的代表性国家之一,法院就某一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对今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指导作用或拘束力。遵循先例原则注重的不是判决结论本身,而是判决的理由。换言之,先例原则要求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要考虑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深入、详实的论证,并兼顾判决书对于未来司法的影响。对此,美国大法官弗兰克福称:“只是对那些对我们的联邦制度之运作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求裁决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才承担起予以复审的责任,仅仅是案件结果对于当事人很重要,这还不够。”[13]首席大法官文森甚至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并不主要关心,而且从来也不关心纠正下级法院决定的错误……。”[14]这样的制度设置要求每个法官在审理和发表判决意见的时候,必须独立地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并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当然,由于少数人的意见不能成为具有拘束力的判例,所以一般而言,法官不愿意站在多数法官的对立面撰写少数人的意见。[15]但是这些少数人意见最终同样会得到援引和尊重,因为今后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可能会援引这些少数人意见,以论证其判决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同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随着情势的变更,这些少数人意见今后也有可能成为多数人意见,从而具有拘束力。美国法学院的师生对经典判例中的少数人意见更是情有独钟,经常在课堂上展开长时间的辩论和探讨。事实上,少数人意见已成为美国培养高素质精英法官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总体来看,美国学者对于在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这一作法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作法有百利而无一弊,其弊端集中表现之一就是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因为“只要法院的判决中存在少数人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分歧的程度大小,对多数法官特别是负责起草多数人意见的法官来说,必须要对他们的判决结论和理由进行更加充分的说理和论证。这无疑会增加其工作难度。”[16]
  (二)德国的做法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国之一,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学界争论中,对于判决书是否公布少数人意见这一问题都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我国,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利弊权衡与德国学者对此的争论如出一辙。
  德国长期以来一直禁止在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才尝试性地在其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的意见。同时,从审判实践来看,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作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作法并未扩张到其他法院之中。另外,德国学者对联邦宪法法院上述作法的争论也是针锋相对的,其焦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违反了法官的独立性,背离了评议秘密原则
  认为判决书中不宜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学者指出,这种作法违反了秘密评议原则,侵犯了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因为在德国,评议秘密原则被视为“法官独立的守护神”,如果判决书中公布了少数人意见,那么法官的内在独立性就难以得到保障,因为合议庭中有些法官虽然对案件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与大多数法官存在不同认识,但是考虑到判决书公布其少数意见后所带来的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压力,他就可能选择迎合大多数法官的意见,从而违背自己的内心确信;主张判决书中应该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这种作法并没有背离评议秘密原则,不会侵犯法官的独立性。因为评议秘密原则应该指的是评议过程保密,以保障法官在评议案件时不受外界的干扰,毫无顾虑地交换意见,从而达到公正的裁决结果。但是评议结束以后,评议结果仅仅是法官对具体案件的法律见解,没有必要剥夺法官发表独立见解的权利。同时,法官作为国家专司审判权的公职人员,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一样,在行使审判权的时候,应该有足够的面临社会公众批评和指责的心理准备。况且,在独任法官审理案件时,他对案件事实认识和适用法律的见解都必须在判决书中予以公开,如果按照上述学者所主张的——少数人的评议结果不得公布的话,那么,就是要求独任审判中法官的意见也不得在判决书中公布,显然这一必然的逻辑结论也是上述学者所不能接受的。主张判决书应该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作法是保障法官独立审判的有效手段之一,因为如果法官完全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进行判断,与大多数法官的意见存在不同认识时,就应该赋予其公布自己见解的权利,否则,如果迫使他不得不在自己并不赞同甚至是反对的判决结果上签字,这种作法才是真正地侵犯了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2.是否影响了法院的威信与声望
  认为判决书中不宜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作法影响了法院的威信与声望。其理由是:判决书如果以全体一致的名义作出,那么社会公众就不会质疑法院判决的权威性。相反,如果判决书中有不同甚至是反对意见,那么这种判决就会让社会公众的信服度大打折扣,法院的威信和声望就难以确立;赞成者则认为,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不但不会影响法院的威信与声望,反而会提高判决的说服力。如果判决书只是根据多数人意见作出,为了增强其公信力,故意掩饰合议庭中的争议,以全体一致的名字作出,这样的判决结果似乎更难让社会公众信服。事实上,法院的威信是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判决书上,而并非是合议庭全体成员意见一致使之具有威信。如果在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无疑使得判决书的论理更具说服力,同时也能够让社会公众知悉合议庭中的每一个法官是在尽职尽责地审理案件。
  3.是否破坏合议庭的和谐与整体性
  反对者认为,判决书中如果公布少数人意见,就会破坏合议庭的和谐与完整性。因为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强调的是整体意志而非法官的个人意见,如果公布少数人意见,容易使合议庭的法官过早地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双方为了表明立场,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从而使得双方更难以通过沟通达成一致的判决结论。主张判决书中应该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学者则认为,上述学者认为合议庭审理案件不应该强调法官个人意见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德国基本法》第92条规定,审判权是赋予法官个人的,只是在具体行使过程中要通过法院这一组织而已。换言之,《德国基本法》首先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该忠于内心确信,独立地形成自己的内心判断,法官应该依自己的个人特质来审理案件。从司法实践来看,没有任何实证的例子能够证明公布少数人意见会使合议庭法官之间过早地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相反倒有证据证明因为不同意见书的提出,可以使合议庭法官在评议时更加深思熟虑,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以期能够达成一致的判决结果。
  另外,在德国赞成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学者还认为,这种作法可以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丰富判决的理由,加强合议庭之间的沟通,符合民主精神,能够让人民了解法律的相对性与时空性。
  从总体上看,德国学者对于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利弊之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是否违反了法官的独立性,背离了评议秘密原则;是否影响了法院的威信与声望;是否破坏了合议庭的和谐与完整性。二、我国公布少数人意见的现实性
  对于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利弊,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两大法系的作法及其争论。众所周知,传统上我国庭审制度沿袭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作法,近年来又大量地移植了英美对抗制诉讼中的合理因素,因此,判决书中是否公布少数人意见之利弊争议与两大法系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基于我国现行审判制度以及司法体制中的固有特点,与两大法系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以下笔者联系我国的司法现状,结合两大法系的研究成果,针对我国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利弊现实意义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一)可以克服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合而不议”和流于形式化
  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很多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中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名义上是合议庭审理案件,实际上从庭前准备、证据调查到案件裁决的基本意见都是承办人一人独自完成,合议庭的其他成员只是在开庭时象征性地坐在法庭上,最后评议案件时凭阅卷和承办人的汇报意见简单表态而已。[17]这样,就使得合议庭的评议流于形式,即使合议庭的其他成员对具体承办人的意见存在不同认识,也往往只是点到为止,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锋。造成我国审判实践中上述弊端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现行的办案体制下,合议庭作出的判决书如果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确实存在错误,承担责任的往往只是具体的承办法官,这也就使得合议庭其他成员不愿过多地对承办人的意见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如果在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那么,合议庭全体成员在评议时就必须吃透案情,切实地参与到案件的审理中去,通过自己的内心确信,形成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判断,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克服目前合议庭评议“合而不议”和流于形式的弊端。同时,在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因为如果判决书中公布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实质上就是将合议庭每个法官的心证过程展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这样,就会强化合议庭全体法官的责任意识,使得他们在评议案件时不得不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以及专业技能来分析案情,作出逻辑严谨、令人信服的判决结论,以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肯定性评价。即使是一些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的法官,如果在判决书中公布其意见,制度压力也会促使其刻苦钻研,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审判技能。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判决书中公布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可以增强法官的个人魅力,造就出中国之名法官。[18]
  (二)可以强化法官审判责任制,有利于实现法院整体独立向法官个体独立的转变
  反对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立法中所规定的审判独立仍然只是法院的整体独立,如果在判决书中公布了少数法官的意见,实质上就是变相否定了法院的整体独立,主张法官的个体独立了,因而违背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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