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英文标题】 A Critic on Judge—Made Law of IP【作者】 崔国斌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 法官造法 自然法 功利主义【期刊年份】 2006年
【期号】 1【页码】 144
【摘要】 中国部分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利用民法或其它法律的原则条款扩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破坏了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本文对此类司法活动进行批评,希望重新确立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在中国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放弃个人本位的自然权学说,坚持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思想,坚持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保证立法政策得到贯彻。
【英文摘要】 Some courts in China have drastically extended the scop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under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or Unfair Competition Law.These judicial efforts have broken the subtl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owners.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abuse of judicial discretion and reiterates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In individual cases.China courts should adhere to the social utilitarianism instead of individualistic natural law theory.emphasize the preemption of statuto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and make sure the legislation policy be carried out thorough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4    
  一、引言
  在财产法领域,法官利用成文法法的原则条款或者普通法的宽泛学说创设新的财产权的造法活动通常都受到限制: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将物权法定(Numerus Clausus)作为法律原则加以明确宣示;[1]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则事实上奉行这一原则。[2]究其原因,“物权法定”原则具有保证成文法的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的功能,[3]在各国具有普遍的价值。当然,在传统物权法领域,这一原则并没有被绝对化,存在一些例外。[4]只有这样,法律才可能保持一定的弹性,满足现实社会的特殊需要。
  知识产权法上权利法定和法律弹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样存在,而且比传统财产法上的冲突更为激烈。一方面,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客体智力产品大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不因使用而耗竭,能够为社会公众所广泛共享。法院对于个人创造成果保护范围或者某些客体的范围的认定,对整体社会成本和福利有着重要影响。[5]在智力产品上创设财产权,影响所及远远超过在有形物上创设物权。因此,知识产权法似乎更需要维护知识产权法法定原则,对法官的造法活动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需要直面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商业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立法也因此被认为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无法对这些新问题做出及时回应。[6]于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官造法在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地存在。比如,美国法院可能依据普通法判例中确定的“非法盗用学说”(Misappropriation Doetrine)对联邦立法保护范围之外的一些知识产权客体提供保护,比如实时新闻、名人形象、未出版的作品等。[7]大陆法系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造法活动与英美法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官常常对民法典或者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的原则条款进行扩充解释,将知识产权法的实际保护范围向外拓展。[8]比如,德国司法判例就广泛适用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对知识产权法不保护的客体提供补充性的保护。[9]法国也是如此。[10]
  有研究认为,法院适用民法或者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禁止竞争者未经许可利用他人创造的知识产品,并非创设新的独占性的财产权,仅仅是在禁止某种竞争行为。[11]从理论上讲,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保护与绝对的财产权保护,有一定的差距。[12]但是,法院对于所谓的“竞争关系”或者潜在市场作非常宽泛的解释,最终导致法院所谓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与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只是量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给同一事物贴上不同的标签而已。[13]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构成实质性影响的行为,绝大多数都可以解释为广义上的竞争行为。因此,本文在后文中不再刻意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保护与传统意义上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别。
  本文尝试在中国的语境下,对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与保持知识产权法的弹性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传统,缺乏判例法制度,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官造法活动本该持严格限制态度。但是,中国的学者实际上更强调维持知识产权法的弹性,鼓励法官利用法律的原则条款拓展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法院弥补现有法律不足的有效办法,甚至认为这是立法之前的摸索范例。[14]在这一理论认识的鼓舞下,中国很多法官忽略学者在民法基本原则能否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方面的争论,[15]利用《民法通则》、《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原则条款,不断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类型、拓宽解释知识产权的权能、甚至直接否定知识产权法成文法规则。
  本文对中国法院的部分造法活动进行批评,希望重新确立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在中国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本文首先通过具体案例揭示中国部分法官造法活动的具体表现,然后分析了此类造法活动所折射出的“劳动自然权”的权利观。本文认为这一权利观违背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背离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从而将部分法院的司法活动引入歧途。接下来,本文具体分析了法官造法活动对成文法造成的现实危害:否定立法政策,打破法定的利益平衡,威胁公共领域的行动自由和法律的统一性,并可能为国际保护打开后门。最后,本文指出为了维护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避免法官造法活动的泛滥,应当清除司法活动中的自然权学说的不良影响,限制法院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名义下宽泛解释劳动者对其智力产品的控制权,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适用原则条款也应当谨慎对待所谓“市场失败论”,将造法活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二、中国法官的造法活动
  (一)扩充保护客体的范围
  中国诸多法院在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曾先后利用法律原则条款在判决中确认商品装潢、不具备原创性的数据库、未注册商标、域名、未保密的技术成果受法律保护。尽管法院在这些案例中的判决未必是终局性的,但是这些案例背后的一些指导思想依然在诸多法院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不断发挥影响。
  (1)商品装潢。在1989年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案中[16],被告在其生产的白酒产品上使用了与原告产品相似的瓶贴装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被告这一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民事权益”,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五条七条等原则性规定。当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尚未出台,中国没有关于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保护的规定。因此,本案被视为中国法院适用法律原则保护商品装潢的开创性案例。[17]
  (2)没有原创性的“作品”。在著名的1994年广西电视节目表案例中[18],原告对没有原创性的电视节目预告表主张权利。终审法院认为“电视节目预告表不具有著作权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宜适用著作权法保护。“[19]但是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确认权利人对节目表享有一定的民事权益或者说财产。这一案例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支持。[20]通常认为,这是法院在缺乏数据库保护专门立法的情况下,主动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延伸到数据库的代表性的案例之一。[21]在后来的一系列案件中,法院大多认为此类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应当受到保护,只是适用的法律条款有所变化。[22]
  (3)域名。域名本身在国内知识产权法上并非直接的保护客体类型。[23]但是,在2001年10月的中项网、2002年12月“51job”域名纠纷等案中,法院又直接承认域名之上会直接产生一种受保护的民事权利。[24]法院的立场变化似乎与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25]与法院相呼应,国内也有学者主张域名是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或者一种受保护的民事权益。[26]
  (4)未注册商标。我国商标法奉行注册保护原则,没有注册的商标通常不能获得商标法上的保护。[27]对于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或者知名商标则存在一定的例外。[28]对于未注册商标不给予保护,“法院有时感到实在不公平,只好在《商标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找间接的原则去判案。”[29]比如,在北京市东城区景山炉灶曹维修服务部诉北京育德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一审判决案中,法院就承认商标的先使用人享有民事权益,依法受到保护。[30]国内也有诸多学者支持法院对未注册商标提供法律保护。[31]
  (5)未保密的智力成果。在1995年北京仪表机床厂诉北京汉威机电有限公司案中,一审法院明确指出原告“仪表厂主张的商业秘密未能满足法律规定商业秘密必备的要件,都不能作为商业秘密给予保护。”[32]但是,法院依然认为被告雇佣其雇员并获取相关技术知识的行为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第4条)和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法院认为被告聘用仪表厂员工,利用其掌握的同类产品的信息为自己服务,减少了自己在寻找、取舍、确定制造专用生产设备厂家和外协加工单位所应付出的劳动,节省了时间。这些行为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违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应当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裁”[33]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在二审法院否定一审意见后评论该案时,依然坚持一审的意见。[34]该法官的意见显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前面提到的青岛天气预报一案中,法官实际上也持有类似的思想——认为天气预报信息作为一种技术成果,即使在公开后依然受到保护,他人不得利用。[35]在宋维河诉东北菜风味饺子馆不正当竞争一案中,广东省高级法院也认为设计师设计的对外公开的饭店整体风格属智力劳动成果,尽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获得保护。[36]
  (二)扩充知识产权的权能
  中国法院还会利用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原则条款,扩充某些知识产权的权能,为权利人提供超出成文法范围的保护。比如,法院先后确认过商标权人禁止反向假冒的权利,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等。
  (1)禁止反向假冒的权利。在北京市京工服装工业集团服装一厂诉北京百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等案中,被告同益公司从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原告“枫叶”牌服装,然后撕下“枫叶”商标,贴上“鳄鱼”商标对外销售。[37]本案争论的焦点是被告撤换原告商标——即所谓的反向假冒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据当时《商标法》,商标侵权行为基本上限制在利用与注册商标相同和类似的标志的范围内。[38]商标权人并不享有保证其商标附着在其商品上的“积极权利”。[39]法院在民法和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条款的名义下,[40]为商标权人创设了一项新的与先前商标权有着质的不同的权利——那就是未经许可不得揭掉商标标识的积极权利。
  (2)信息网络传输权。在著名的“王蒙等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案”中,[41]被告未经许可在网站上上载了原告作品。本案核心问题是网络传输行为的著作权法规范。当时著作权法并没有像2001年修正后的著作权法那样规定“信息网络传输权”,[42]于是一审和二审法院均“开创性”地解释法条中的“等”字,认为“网络传输权”是著作权的一项权能。这一案例因此成为中国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经典案例,倍受国内学者的好评。2000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确认了本案的结论。[4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后来公布这一系列案件中的一个。[44]
  (三)直接否定现有法律
  中国法院造法活动最为极端的表现就是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直接否定现行成文法规则。比如,2002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委托他人创造自传体作品,著作权归当事人(委托方)所有。[45]最高法院刻意使用了“合意”,而避免使用“委托”、“合作”一词来表述当事人和创作者之间法律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属典型的委托或者合作创作关系。依据中国著作权法,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著作权应由受委托方(创作者)享有或者合作方共有。[46]最高法院做出上述司法解释可能与先前困扰法院的“末代皇帝”的《我的前半生》著作权权属纠纷有关。[47]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直接否定了著作权法关于委托作品或者合作作品著作权归属的明确规定,已经不是释法而是地地道道的修法了。这类造法活动明显超越法院职能,其错误不言而喻。后文不再对此类法院“修法”活动作任何讨论,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提到的扩充保护客体和知识产权权能两类造法活动上。
  三、法官背离知识产权法立法思想
  (一)不同的知识产权观
  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创设新的知识产权的开放态度,在很多情况下与法院所接受的知识产权权利观有密切联系。在具体分析中国法院的知识产权观之前,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知识产权领域两种对比鲜明的权利学说:劳动自然权学说和功利主义学说。[48]
  所谓洛克式的劳动自然权学说,大致如下:上帝将整个世界赐予人类,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继而对自己的劳动享有所有权。当其将劳动添加自然物上,人便获得该物的所有权。[49]洛克的劳动学说有着深厚的自然法思想渊源。[50]后世学者们试图将洛克学说精确化,期望按照一个严密的逻辑来验证财产权制度的合理性。遗憾的是,不同的解释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以致人们会怀疑学者们是否在谈论相同的文本。[51]不仅如此,还有学者直接质疑洛克理论自身的逻辑。比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的著名的“番茄汁”的例子。[52]不过,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并没有影响洛克理论的社会影响力。劳动学说对于财产权制度的影响,同其理论自身的精确性、逻辑严密性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学说的威力来源于人们直觉性的接受和遵从。[53]
  洛克的劳动学说,最初所描述的财产客体无非是麦子、果实之类有形财产。但是,在“大脑劳动的产物等同于双手的劳动成果”的观念下,[54]后来的学者则很自然地将它应用于知识产权合理性的论证上,认为劳动者对其付出劳动创造出的智力成果享有当然的支配权。不过,象传统的财产权权领域一样,知识产权领域也继续重复着传统财产法领域无休止的“正当性”的争论。[55]
  所谓功利主义财产权学说,主要源于休谟(David Hume)和边沁(Jeremy Benthern)。[56]休谟认为我们所遵循的正义规则来自那些被认为有利于促进人类幸福的一些习俗(Convention)。人们遵守这些规则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同时自然也有利于公共福利。私人所有权及其规则的基础除了这一实用目的别无其它。[57]休谟之后,边沁更明确地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权,财产权完全是法律的人为创设。[58]具体到知识产权,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提供知识产权制度的终极原因是为了提供刺激动机,以扩大相应成果的供给,保证社会公众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产品。[59]在版权法领域,“版权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予作者回报,但法律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它的最终目标——促使其将其创造的天才的产品公诸于世。”[60]对于专利系统,功利主义的解释更是直接:专利只是经济政策的一个公共工具,有着两方面的功用:首先是提供刺激动机,刺激有实用性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增长;其次,专利制度本身构成一个完备的信息系统,促进整个社会的技术信息的迅速传播,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开发,从而减少社会财富的浪费[61]。
  自然权学说和功利主义学说对知识产权法的司法适用有着不同的影响。在自然权学说的影响下,知识产权法倾向于忽略保护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62]重心偏向保护创造者的劳动成果。任何妨碍权利人实现其劳动成果的市场价值的行为,都有可能依据知识产权法、民法等法律规则或者原则被禁止。而功利主义学说的默认规则不是保护,而是不保护。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则的情况下,一切智力成果一旦公开,就进入公共领域。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使用,没有特别法的禁止都是许可的,即使这种使用给权利人造成强有力的竞争压力,损害其商业利益。在这种思想理念中,公共领域无所不在,权利人控制的区域不过是公共领域中特区而已。[63]
  部分对造法持开放态度的法官实际上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了劳动自然权学说的指导。[64]在前面提到的部分案例中,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习惯于将劳动创作活动作为确认创作者对其劳动成果享有财产权或获得法律保护的基础。[65]法院本着“保护劳动所得和合法所得不受他人侵犯”的“民法之基本精神”,[66]将“劳动者对其创造的劳动成果有当然的控制权”确定为一项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院在具体案件中会因为适用法律的不同,给这一“劳动者控制劳动成果”的原则穿上不同的外衣:如果适用民法的原则条款,则可能被表述为“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合法的民事权益受到保护”;如果适用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则被表述为“正常的商业道德”。[67]
  “劳动自然权学说”有着直觉性的号召力,中国很多法官深受这一学说的影响,并不奇怪。但是,“劳动自然权学说”并非中国知识产权法立法的主导思想。相反,功利主义在中国立法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接受自然权学说的指导,很容易背离立法者确立的立法政策。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揭示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二)中国立法中的功利主义
  中国知识产权法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值得称道的历史传统。[68]现行知识产权法诞生之时,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劳动者当然享有其智力成果的社会共识。这些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而不是主要源于社会内部自然权利意识的凝聚。[69]立法之时,中国在政治生活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导。虽然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具有深厚的自然法渊源,[70]但是马克思却凭借劳动价值论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了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图腾时,不但没有在中国培植出自然权的主流意识,甚至导致著作权之类的私权被彻底否定。[71]
  中国知识产权法并不是孕育在一个象传统欧洲那样富有自然法传统的社会环境中。[72]中国立法保护智力成果,并非出于对所谓自然权学说的默认规则的尊重,[73]而是出于一系列功利主义的考虑。比如万里同志在《专利法》立法前关于该法立法目的阐述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认为制定专利法的目的有三:“其一,便于发动大家搞发明创造;二是便于迅速推广应用技术发明;三是便于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74]从这一典型的表述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自然权学说的影子。中国专利法的立法过程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政策权衡,并直接体现在当时的《专利法》中。[75]比如,该法出于国家政策的考虑,明确将食品、药品等客体排出专利法的保护范围。[76]中国版权法立法也存在类似的政策性权衡,不再赘述。[77]因此,在制定知识产权法时,中国立法者就像当年美国国会那样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制定版权法是创设了权利,而不是确认已经存在的权利;”[78]“不是基于作者的自然权利,而是基于公共利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79]中国知识产权法是在“知识共享和自由竞争的主流规则”之外创设的特殊规则,在原本毫无知识产权观念的社会中创设一些法律禁区,为权利人提供有限的保护。
  中国立法者所选择的功利主义指导思想,在中国当今社会中依然存在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先前中国社会围绕盗版软件终端用户的法律责任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略见一斑。表面看来,终端用户在安装盗版软件时,大多要进行复制从而侵害软件权利人的复制权,因此按照现行的著作权法追究终端用户的侵权责任不成问题。[80]可是,中国社会却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纯粹政策性的意见取得优势。[81]最高法院在新的司法解释中实际上迎合了这一公众意见。[82]本文无意对这场争论的是非做评判,只是想通过这一案例说明:中国社会公众远远没有将版权视为创造者的天然权利。中国社会的知识产权理念依然是功利主义的,更愿意将知识产权法视为一种政策性的规则。不仅在个案中如此,中国社会在讨论其它重要的知识产权议题时,也同样习惯于按照功利主义的思想去进行规则的取舍,而不是在追求某种自然法上的权利。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公众所期待的立法基调依然是推崇知识信息共享,推崇模仿以促进竞争。鲁迅时代的“拿来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知识的主导思想。中国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以保护主义当头的时代。
  中国立法者从整体上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并不妨碍著作权法在某些微观制度环节上引入了欧洲大陆的一些极富自然权学说或者人格学说色彩的制度规则,比如著作精神权保护制度等。[83]中国的立法者和国内学者似乎认为著作权精神权并不对现实生活中作品的利用构成现实的威胁,因此毫不吝惜地给予无期限的保护。[84]不过,中国在移植这些带有欧洲大陆色彩的规则时,低估了此类权利对于作品自由利用的潜在影响。禁止作品被歪曲、保护作品完整权可能被利用来限制后人自由改编、演绎处在公共领域的作品,成为私人审查的工具。[85]
  (三)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观念冲突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者选择功利主义,而司法者执着于自然权观念。中国法院之所以在知识产权法审判活动中倾向于选择自然权学说的默认规则,与中国民法学说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大民法的体制下,中国法院将知识产权视为民事权益的一种,习惯了将知识产权客体与普通民事财产客体等同起来的思维模式。而中国的民法学说和制度直接从欧洲大陆移植过来,有着深厚的自然法传统。[86]自然权学说所体现的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传统财产法理念。[87]比如,劳动权利说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人格权学说则强调财产权旨在完善个人的人格发展等等。自然权学说并不十分关注财产权对社会公益的影响。[88]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深受自然权学说影响的“欧洲大陆的知识产权体制更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强调促进公众获得艺术享受的长远利益。”[89]
  知识产权客体与传统有形的财产权客体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知识产权客体因其无形,而具备了与传统财产权客体显著不同的公共物品属性及无损耗属性。[90]无形的信息资源在同一时间可以由无数人共享,而不减损其使用价值。“与侵占物理财产不同,侵占信息或者其它无形财产通常并不剥夺原始使用者同时使用的机会。在无形的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上设置独占权利,会妨碍竞争者接触该有价值的信息,也堵塞了公众充分利用有价值的思想和创意的渠道。”[91]对一种新客体,法院选择保护还是不保护,不再是平等主体问非此即彼式“零和”选择,而是事关社会公益的重大选择。法院赋予一种无形客体以垄断权,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法院确认某一种有形财产。[92]正因为如此,知识产权法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逐步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93]知识产权法比传统民法更强调维护信息自由,更强调权利限制,更强调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在知识产权法中,维持公共领域的自由开放,保证社会成员对信息的充分接触和利用,甚至比传统社会中保障个人对有形财产的掌控更为重要。
  中国法院接受传统民法学说的指引,更倾向于按照自然权学说的理解来解释知识产权规则。在司法活动将信息产品与有形物类比,忽略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从而很容易对信息产品的过分的保护。[94]知识产权法和传统民法的冲突,本质上是个人本位的财产观与社会本位的财产观的冲突。现代民法虽然存在着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的趋势,[95]但是在时下的中国显然远远落后于知识产权法的脚步。如前所述,中国的立法者实际上选择了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的知识产权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像美国法院那样抛弃传统民法领域的自然法的立法思想,努力维护功利主义知识产权观在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
  四、法官造法泛滥的现实危害
  (一)违背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
  在知识产权法对某些客体不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法院在利用原则条款提供延伸保护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行知识产权拒绝保护这些潜在客体的真正原因。如果现行知识产权法恰好是为了维护采些至关重要的立法政策才拒绝对这些客体提供保护,则法官的造法活动将危及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损害知识产权法所刻意维护的公共政策。在前文提到的“广西电视节目表”等案例中,法院的造法活动中就出现这一问题。
  版权法强调一项基本原则:版权保护不延及事实和思想。[96]版权法确立这一原则,有明确目的:单纯的事实和思想的自由交流对于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它们的个人所垄断将会严重地限制后来者的创造自由。[97]“原始事实可以随意拷贝……,这正是版权法促进科学进步的手段。”[98]对社会公众而言,自由拷贝是法律赋予一种权利。[98]因此,版权法拒绝对思想和事实提供保护,并非有意将这些内容的保护留给其它法律(比如中国法院所理解的民法或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而是版权法认为基于既定的社会公共政策,这些客体本来就不应该获得保护。就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Feist案中所说的那件,拒绝对此类各体提供保护好像不公平,但这不是成文法的未遇见的负面结果,正是版权精髓的体现。[100]
  中国法院在广西电视节目表、霸才数据信息等案对不具备原创性的“作品”提供替代保护,[101]表面上是利用原则条款在填补法律的空缺,实际上是在否定著作权上的基本原则,否定维持公共领域自由开放的重要性。版权法强调事实和思想的自由利用,拒绝保护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作品,或许真的会导致数据库类作品的供给不足,因而可能需要修正版权法这一原则,将数据库作为例外进行特殊立法保护。[102]但是,这一法律调整将对社会的公共生活和产业竞争产生深远的影响。[103]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缔结相关条约时,各国持谨慎态度,最终导致拟议中数据库条约流产。[104]但是,中国法院在立法者为版权法基本原则设置例外之前,就突破这一原则将知识产权保护延及没有原创性的“作品”,实在是草率。
  除了数据库类的客体以外,中国法院还通过原则条款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延伸到未注册商标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6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引证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