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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德国《人民法典》体系及其背后民法思想的去潘得克吞化
【英文标题】 The System of German “People’s Code” and Its Civil LawIdeology of De-Pandektenization
【作者】 徐国栋【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人民法典;潘得克吞体系;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民商合一
【英文关键词】 “People’s Code”; Pandekten system;“German Civil Code”;" Italian Civil Code"; Unification of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文章编码】 2095-3275(2020)01-0143-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43
【摘要】

纳粹执政时期的德国起草了一部《人民法典》试图取代《德国民法典》,大批当时的德国法学精英参与了起草工作,得出了一个采用八编制的草案,它由于纳粹德国的军事失败没有成为法律。一方面,它体现了纳粹的以种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为特征的法观念,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当时德国民法思想的进步:即抛弃潘得克吞体系,让民法体系更贴近实际生活,为此,取消了总则、拆散了债法、放弃了物权概念、实行广义民商合一、采用人前物后的叙事顺序。《人民法典》与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互相影响,共同反映了当时的民法思潮。纳粹倒台后,战胜国把过时的《德国民法典》强加给战后的德国,当年批判这一法典的《人民法典》的起草者为了生计赞誉它,不必当真。《德国民法典》及其潘得克吞体系不值得盲目崇拜。热爱抽象思辨并非所有德国人的习性,过分抽象也并非立法上的善。

【英文摘要】

During the Nazi period, Germany drafted a “People’s Code” in an attempt to replace the “German Civil Code”. A large number of German legal elites participated in the drafting work at the time, resulting in a draft prepared by eight parts. It didn’t go into effect due to Nazi Germany’s military failure. On the one hand, it embodies the Nazi’s legal concepts characterized by racism and collectivism.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progress of German civil law at the time: abandoning the Pandekten system and bringing the civil law system closer to actual life. To this end, the general rules were abolished, the debt law was disassembled, the concept of real rights was abandoned, the broader unification of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was adopted, and the narrative sequence of “personal right first and real right second” was adopted. The “People’s Code” and the “Italy Civil Code” of 1942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reflected the current trend of civil law together. After the fall of the Nazis, the victorious nations imposed the already outdated “German Civil Code” on post-war Germany. The drafters of the “People’s Code” that criticized the code at that time praised it for their livelihood and did not need to take it seriously. The “German Civil Code” and its Pandekten system are not worthy of blind worship. The devotion to abstract thinking is not the habit of all Germans, and excessive abstrac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386    
  

1996年,是《德国民法典》颁布100周年,在Hans-Peter Haferkamp看来,场面有些冷清,甚至没有出官方的(offiziellen)纪念文集,与2004年的《法国民法典》200周年纪念的热烈形成对比。而且,2000年是联邦法院成立50周年,人们却大肆庆祝,出版了4卷本的纪念文集[1]。为何如此?似乎《德国民法典》的百年寿辰引发了人们关于这一法典的隐痛:自己或自己的老师辈参与过对这一民法典的大批判,当年把它说得一塌糊涂,战后盟军把它塞还联邦德国,现在要说它如何如何好,一时有些不好意思。然而,不明就里的外国人纪念《德国民法典》百岁的热情要高得多,例如我国就是如此,这里广泛分布着大量的《德国民法典》崇拜者。于是,2001年,《中外法学》第1期组织了一组文章纪念《德国民法典》生效100周年。

对《德国民法典》的“批斗”发生在纳粹当政时期制定《人民法典》的过程中。

一、从“法律革新”到《人民法典》起草设想

1920年2月24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劳动党制定了《25点纲领》作为自己的党纲,其中第19点纲领为:我们要求以德国普通法取代服务于唯物主义的世界秩序的罗马法{1}。该条反映了纳粹党对罗马法的不满和对德国法的期待。这种不满有其传统。由于德国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完全继受罗马法。尔后,适用于德国的《法律大全》包括6个部分,其中有4卷本的《法学阶梯》、50卷本的《学说汇纂》、12卷本的《法典》、不分卷的《新律》。上述为《国法大全》的内容,另外还加了《封建习惯》(Consuetudines Feudorum)、《优士丁尼以前的法学残篇》(Fragmenta Iurisprudentiae anteiustinianeae){2}。这就是把能到手的罗马立法都采用为德国法了,只有《封建习惯》属于例外。这样庞大的罗马法学习和适用都十分困难。在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6年)时期,就有反罗马法的思潮和行动。反对者认为罗马法脱离德国实际,由于僵硬地把它们适用于德国,把个别的和大批村区的自由状态变为了不自由状态,加重了对平民的压迫{3}。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作为对这一党纲的落实,从1934年起,不再教罗马法和罗马法史课程{4},同时开展了“法律革新”(Rechtserneuerung)运动促成与罗马法的脱钩,为此成立了德意志法律研究院(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这个名称名不副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研究机构,研究对象不限于德国法。研究院分为如下小组:法史组(内含日耳曼法组)、罗马法与外国法组、法律基础与法哲学组、债法组、宪法与行政法组、商法与营业法组、外国法组、经济法组、继承法组等{5}。参加研究院活动的民法教授有:海因里希·斯托尔(Heinrich Stoll, 1891—1937年),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 1903—1993年),沃尔夫冈·西伯特(Wolfgang Siebert, 1905—1959年),弗朗兹·维亚克尔(Franz Wieacker, 1908—1994年),阿尔弗雷德·赫克(Alfred Hueck, 1889—1975年),汉斯·布兰德(Hans Brandt, ?—?),海因里希·雷曼(Heinrich Lehmann, 1876—1963年),汉斯-卡尔·尼佩代(Hans-Carl Nipperdey, 1895—1968年),海德曼(Justus Wilhelm Hedemann, 1878—1963年),海因里希·朗格(Heinrich Lange, 1900—1977年),古斯塔夫·波默(Gustav Boehmer, 1881—1969年),欧根·乌尔麦(Eugen Ulmer, 1903—1988年),埃里克·沃尔夫(Erik Wolf, 1902—1977年),约瑟夫·埃塞尔(Josef Esser, 1910—1999年),瓦尔特·肖菲尔德(Walther Sch?feld, 1888—1958年),格哈德·杜尔凯特(Gerhard Dulckeit, 1904—1954年),汉斯·克雷勒(Hans Kreller, 1887—1958年),威廉·费尔根特拉杰尔(Wilhelm Felgentraeger, 1899—1980年),阿尔图尔·尼基施(ArthurNikisch, 1888—1968年),汉斯·茹斯腾多尔费(Hans Wüstend?rfer, 1875—1951年),汉斯·武尔丁杰尔(Hans Würdinger, 1903—1989年),卡尔·布洛梅耶尔(Karl Blomeyer, 1885—1953年),瓦尔特·威尔堡(Walter Wilburg, 1905—1991年),赫尔曼·克劳斯(Hermann Krause, 1902—1991年),格哈德·路德(Gerhard Luther, ?—?),瓦尔特·施密特-里姆普勒(Walter Schmidt-Rimpler, 1885—1975年){6}。他们都是当时德国(含奥地利,Walter Wilburg是奥地利人)的一流法学家。研究院的负责人在1942年前是第三帝国不管部(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部长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 1900—1946年)。他是法律专业出身,纳粹崛起后成为其专业律师。后来成为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之一,担任过波兰总督。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他在1934年提出了“要生活的法,不要形式的法”的口号{7},表达了对德国继受的罗马法的不满和反叛的欲望。法律革新的目标既包括民法,也包括刑法等部门法。就民法而言,革新的目标是彻底告别十九世纪奉行逻辑体系、疏离生活实际的旧法典及其法律教义观念,根据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精神制定一部新法典,以便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应地,新法典的重点之一,是从形式、风格与内容各方面充分实现民法的通俗化与大众化{8}。新的民法典将被称为《人民法典》,实现上述理念是其使命。这一名称跟当时法院的名称有些关联。1934年,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设立了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该法院只审理广义的政治案件{9}。

纳粹立法的基本趋向是解法典,也就是抛开民法典制定单行法。例如,1938年制定了《婚姻法》(Ehegesetz),取代《德国民法典》第1303条至第1352条之规定。同年制定了《遗嘱法》(Testamentsgesetz),废止《德国民法典》第2064条、第2229条至第2264条。所以,制定《人民法典》的设想脱离这一趋向,可能反映了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一些法学家的偏好。

弗兰克于1938年任命布累斯劳大学教授海因里希·朗格为继承法组的主席{10}。此人于1932年11月加入纳粹党,是个反犹主义者。他所在的布累斯劳大学由于贯彻纳粹的主张积极,被称为“冲锋队大学”。通过研究院,朗格鼓吹制定一部《人民法典》(Volksgezets-buch)取代《德国民法典》{11}。所以,朗格是《人民法典》的造意者。他之所以要制定《人民法典》,乃因为《德国民法典》体现的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us),这是社会共同体的腐蚀剂。《人民法典》的名称意味着不以个人或市民为其主体,而是以人民或民族为其主体{12}。他的意见得到了不少共鸣。尼佩代也声言必须用民族的民法典取代《德国民法典》{13}。斯托尔指责《德国民法典》是法国启蒙影响之下的“自由-唯物主义”的产物,而且处处体现着外来的“叙利亚-罗马”法律传统{14}。在朗格看来,以民法典为核心的体系化的法学,自拿破仑时代以来,便把“个人”奉为上位概念,这是“主观权利”的根源。因此,从“正本清源”的目的出发,作为法律主体的“个人”必须被相对化,并放到社会共同体(Gemeinschaft)之中去考虑。唯有当个人被视为共同体之中的一份子,并根据相应的社会身份做出行为,才具有法律意义{15}。与以团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相对应,义务优先论自然形成,由此,个人要从法律的主体变成对象,“用义务取代权利”{16}。此外,《德国民法典》还有脱离生活、过于形式的罪孽。它则被斥为“非自然的”和“人工的”法秩序的代表作。1937年1月25日,帝国国务秘书施莱格尔贝格(Franz Schlegelberger, 1876—1970年)在海德堡大学做了题为《告别民法典》(Abschied vom BGB)的演讲,把民法典中一系列抽象概念的危险性比作嗜血的食人鱼{17}。他举出了过于抽象的法律行为制度的弊害,认为基于财产法的法律行为制度不适应于人身法,为此要制定两个民法总则,为人身法制定另外的一个{18}。拉伦茨认为:总则的出发点是对于在大量法律现象中以相同方式出现并且必须作出判断的问题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但问题在于,相关问题在其可能出现的地方,不见得要作出相同的判断,例如,在遗嘱、结婚和法律交易中出现的动机错误,法律不应作出相同处理{19}。纳粹的王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Karl Schimitt, 1888—1985年)则主张:告别抽象,走向具体{20}。他指出:德国法完全不同于罗马法,它是具体的个别概念而非抽象的一般概念{21}。看来,并非一切时期的一切德国人都喜欢抽象。

1939年夏天,朗格因与弗兰克不和而去职,弗兰克任命耶拿大学教授海德曼取代之。海德曼除了对起草《人民法典》总负责外,还是人法、结社法和债法三个小组的负责人{22}。海德曼是经济法教授,在纳粹上台前,他就看到了传统私法的不足,主张以经济法补充之。由此要拆除《德国民法典》式的纯粹的私法,承认国家强制的影响、减少个人自由的空间{23}。他主张在《人民法典》中设“劳动”编和“企业法”编,并且注意与意大利人在制定法典上的竞争{24}。但在提拉克(Otto Georg Thierack, 1889—1946年)于1942年8月20日接任司法部长的职务后取消了这两编,因为它们不涉及到所有的人{25}。5天后他又宣布搁置《人民法典》的起草。所以,他的这一取消,意义不大。

二、《人民法典》的三个结构设计及其背后

在海因里希·朗格主持《人民法典》编订的早期,设计了该法典的第一个体系:人民同志、家庭、继承、结社、责任(Verpflichtung)与担保、土地、动产、权利的保护{26},共八编。

海德曼于1939年夏天接替朗格主持编订《人民法典》,1941年他采用了第二个体系:人民同志、家庭、继承、合同与担保、所有权、结社权,共六编{27}。

两个体系的前三编完全相同。其中的“人民同志”编反映了纳粹的意识形态。该词从1798年开始被用作“国民”的代称。纳粹时期用来指具有德国血统的社会成员。纳粹党的《25点纲领》中第4点规定:只有德国同胞才能取得德国公民资格,只有具有德国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国民。这样就排斥了不具有德国血统的人成为德国国民的可能,被排斥的对象主要有犹太人,外加纳粹当政时存在于德国的2.5万黑人或具有黑人血统的人[2]。追随纳粹的这一纲领,拉伦茨主张以“法同志”(Rechtgenosse)的概念取代抽象的人的概念{28}。而《德国民法典》第1条基于自然人的概念采用普世主义的立场,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之完成。拉伦茨则认为,只有隶属于民族共同体者才可有权利能力,至于不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人,是异族人,他们可享有多少权利能力,要根据纳粹当局的种族政策确定{29}。施密特则把德国国内的民众划分为同类和异类。前者指具有雅利安血统的德国人,后者指雅利安血统以外的一切异族人,主要指犹太人{30}。

但第二个体系的第四编把“责任与担保”改成了“合同与担保”,前者更加体现了法西斯意识形态,按照它的话,个人要对集体承担责任{31},所以,合同的合意方面要让位于缔约当事人的责任方面,把前者改为后者,意味着对传统的妥协。第二个体系中的“所有权”编把第一个体系中的“土地”和“动产”两编熔于一炉,但还是以对土地权利的规定为主,“动产”只占1/3的篇幅。对土地的强调是纳粹民事立法的特色之一。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是“血与土”(Blut und Boden),意指民族的生存依靠民族血统的维护和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的拥有,而农业生产可维持传统美德及价值{32}。“人民同志”编已经体现了“血”,此编体现了“土”,这个价值需要更具体的说明。为此,卡尔·施密特主张,土地占用和分配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每一个历史纪元的开启、每一次世界秩序的重构,都始于土地占用和分配的变迁{33}。这是对纳粹思想的宣扬。第二个体系取消了第一个体系中的“权利的保护”编,体现了纳粹的取消主观权利的意识形态。例如,拉伦茨就认为:权利,意思表示、契约、所有权等,都是已经过时的抽象的一般概念{34}。当时他可能没有想到,在德国战败后,他要在自己的《德国民法通论》(1967年第一版)中把这些过时的概念捡起来,以维持生计[3]。1942年,《人民法典》最终采用了如下八编制体系:人法、亲属法、继承法、合同法、所有权法、劳动法、企业法(Unternehmensrecht)、公司法(Gesellschaftsrecht){35}。到了这一步,《人民法典》就更超越《德国民法典》了,因为该法典实行民商分立体制,不包括企业法和公司法,劳动法在民法典外作为特别法存在。如果《人民法典》包括后三编,说明它采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体制{36},也就是商法、经济法、劳动法与民法的合一。

郎格把商法作为特别法处理,包括商人规则、商事公司规则、海商法规则{37}。所以,在他设计的第一个体系中,《人民法典》不包括商法内容。然而,这是有争议的。起草者之一尼佩代主张把商法与法律行为合一。作为论证,他与海因里希·雷曼和赫尔曼·克劳斯合写有《怎样能把商法和经济法纳入〈人民法典〉》一文{38}。另一个起草者瓦尔特·施密特-里姆普勒主张在《人民法典》中包纳商法和经济法。他于1938年发表了《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的体系》的演讲,主张将三者制定为一部统一的法律{39}。取代朗格的海德曼主张在《人民法典》中增加“劳动”编和“企业”编{40}。于是,1942年10月9—10日,德意志法律研究院举行了一个会议,决定将以前作为单行法起草的劳动条例(Regelung der Arbeit)作为将来的《人民法典》的一编,该条例有216个条文{41}。另外安排赫尔曼·克劳斯起草企业编{42},可能因为他发表有一篇论文《经济法与人民法典》{43}。

《人民法典》的最终体系形成于1942年末,此时,《意大利民法典》已于同年的3月16日生效,该法典在其第五编“劳动”中包括了公司法、企业法和一定的经济法,不排除《人民法典》的最终体系设计受到了《意大利民法典》的相应安排的影响。

相较于第二个体系,第三个体系有所回归传统。例如,第一编不再采用“人民同志”的古怪名称,而采用“人法”的通用名称,不过,在法人制度产生后,人法中的“人”包括法人,但《人民法典》的人法只规定自然人,法人在企业法编和公司法编规定。另外以“合同编”的通用名称取代了“合同与担保”的别样名称。

尽管如此,第三个体系仍区别于《德国民法典》著名的五编制体系,即: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首先,总则被取消了,这是反抽象运动的结果。基于“生活重于理论”的理由,《人民法典》舍弃了总则编{44}。原来总则的“自然人”部分基本上转化为“人法”编;“法人”部分转化为“企业法”和“公司法”编。抽象的权利能力制度和法律行为制度被取消,因为“主体的抽象意义被取消之后,法律行为的理论变成了无源之水”{45}。

其次,债的制度被取消了,过去的债的制度的内容交由合同编承担,该编包括合同、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内容。这样的安排可以归结为起草者之一弗兰克·维亚克尔的影响,1941年,他发表了《财产法的体系》一文,认为潘得克吞传统中的物债两分脱离现实,财产法的客体应不限于对有体物的绝对权{46}。《德国民法典》仅将财产权限于物权,没有意识到权利同样可为财产权的标的,忽视了一般性财产权概念{47}。在他看来,财产不过是某个人对于某个物享有的权利的集合{48}。基于这些认识,他设计了一种相当于日耳曼法中的总有的所有权,社会被认为是所有权的主体,个人不过是受托行使此等所有权{49}。

再次,物权的概念被取消了,代之以所有权。该编实际上包括了一定的担保物权(指土地抵押权)和一定的用益物权(指使用权),这也是去抽象运动的成果。

要说明的是,债法和物权法用法的取消对应于1935年后德国大学的民法教学实践。这一年之后,各个高校围绕着《德国民法典》开设的诸如总则、物法和债法等课程,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与社会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一系列课程,例如,家庭(Familie)、合同与不法(Vertrag und Unrecht)、商品与金钱(Ware und Geld)、家庭继承(Familienerbe)、精神产品和商业、营业等{50},其中,“合同和不法”是对债法课的取代,“物与金钱”是对原有的物权法的取代{51}。上述课程尽管并不与《人民法典》的第一个体系完全对应,但在精神上一致,如去掉总则、去掉债法。

计划的《人民法典》条文规模达3000条{52},但未完成起草,到节层次标题的只有前五编。

上述结构来自卡尔·施密特的“具体的秩序”的概念{53}。由于未加定义,施密特的具体的秩序的概念十分难懂,众多研究者的成果也让人雾里看花。实际上,可以如此解读施密特的“具体的秩序”。具体:指不脱离时间和空间{54}、排除抽象性。施密特这样说:只要还有家庭存在,任何立法者和行法者都不得不放弃制定普遍的抽象概念,转而继受人们关于家庭作为具体制度的概念{55}。秩序则与“规范”对立,规范论的思维不关心规范的原因,按照秩序思维,规范只是组成秩序的手段之一而非全部{56},此外还包括忠诚、服务、纪律和荣誉等{57}。纪律和荣誉导致企业主、职员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平等的契约主体间的关系,而是领导与随员之间的关系。随员的忠诚与服从成为新秩序的本质要素{58}。总而言之,具体秩序是规范生成与适用的背景,它生成于社会内部,以制度为载体{59}。这些仍然繁复。罗宾·雷普瑙(Robin Repnow)的说明要明快得多:具体秩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彼此相连的,也要在法律中一起规定{60}。例如,第一编人法规定的是存在于国家中的雅利安血统德国人;第二编规定的是存在于家庭中的雅利安血统德国人。这样的德国人向死而生,死者向生者传续遗产,如此才能保持国家和家族的存续。所以接下来的第三编是继承法。人走出家庭后与陌生人交往的法律形式是合同,于是有第四编合同。合同是取得所有权的方式之一,于是有第五编所有权。具有大额所有权的人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力甚至人身,但国家不能放任强者凌迫弱者,于是有第六编劳动法、第七编企业法和第八编公司法。相反,《德国民法典》在总则中规定人(包括法人)之后,隔了债、物权两编再在亲属编规定存在于家庭中的人,这是不自然的。

第三个体系确立后不到两年,1944年8月25日,在盟军解放巴黎的这一天,当时的帝国司法部长提拉克宣布,无限期地搁置《人民法典》的起草,德国法学精英们改造德国民法的计划遂告流产。

三、《人民法典》的第三个结构与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结构的比较

意大利民法典》采用六编制,即第一编:人与家庭;第二编:继承;第三编:所有权;第四编:债;第五编:劳动;第六编:权利的保护。这一结构与《人民法典》的最终结构相似。

首先,两者都是“人前物后”。人身关系法规定在《意大利民法典》的第一编,规定在《人民法典》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继承法作为以身份为前提发生的财产关系的民法分支属于中介法,两个国家的立法者都把它安排在人身法之尾,财产法之头。接下来是财产法。《人民法典》一如《德国民法典》,采用萨克逊式,把合同法规定在所有权之前,《意大利

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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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 Vgl. Das 25-Punkte-Program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Aufhttp://www.docume ntarchiv.de/wr/1920/nsdap-programm.html, 2019年9月20日访问?

{2} Cfr. Luigi Capuano, Dottrina e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Stabilimento Tipografico di Salvatore Marchese, Napoli, 1878,p.13.

{3}[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8-149.

{4} Vgl. Heinz Mohnhaupt, Justus Wilhelm Hedemann als Rechthistoriker und Zivilrechtler, Im Michael Stolleis, Dieter Simon (Hrsg),Rechtsgeschich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itr?ge zur Geschichte einer Disziplin, Mohr Siebeck, 1989,S.154.

{5} Vgl. Eintrag von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Auf https://de.wikipedia.org/wiki/Akademie_f%C3% BCr_ Deutsches_Recht, 2019年9月20日访问?

{6} Vgl. Hans-Peter Haferkamp, Zur Methodengeschichte unter dem BGB in fünf Systemen, Im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214 Band, April 2014,S.72-73.

{7}{13}{14}{15}{16}{17}{20}{45}{49}{51}高仰光.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法律史学的源流、变迁与影响——以价值与方法的“连续性”为视角[J].比较法研究,2017,(2):153.151.151.150.150.153.153.151.153.155.

{8}朱庆育.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以中国大陆民法典编纂为思考对象[J].中外法学,2010,(4):490.

{9} Vgl. Eintrag von Volksgerichtshof, Au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 B0%91%E6% B3%95%E9%99%A2_(%E5%BE%B7%E5%9C%8B),2019年9月29日访问。

{10} Vgl. Han-Detlef Heller, Die Zivilrechtsgesetzgebung im Dritten Reich: Die deutsche bürgerlich-rechtliche Gesetzgebung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MV-Wissenschaft),Monsenstein und Vannerdat, 2015,S.119.

{11} Vgl. Eintrag von Heirich Lange, Auf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Lange_(Jurist),2019-09-20.

{12} Vgl. Wilhelm Wolf, Vom alten zum neuen Privatrecht: das Konzept der normgestützten Kollektivierung in den zivilrechtlichen Arbeiten Heinrich Langes (1900—1977),Mohr Siebeck, 1998,S.172.

{18}陈华彬.论我国〈民法总则(草案)〉的构造、创新与完善[J].比较法研究,2016,(5):159.

{19}[德]拉伦茨.私法的重构[A].魏曦岚、韦冠鹏译.中德私法研究第10卷(2014年)[C].2014.64.

{21}黄瑞明.纳粹时期的拉伦兹:德国法学界的一页黑暗史[J].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03,(5):21.

{22} Vgl. Eintrag von Justus W. Hedemann, Auf https://de.wikipedia.org/wiki/Justus_W._Hedemann, 2019-09-20.

{23} Vgl. Heinz Mohnhaupt, Justus Wilhelm Hedemann als Rechthistoriker und Zivilrechtler, Im Michael Stolleis, Dieter Simon(Hrsg),Rechtsgeschich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itr?ge zur Geschichte einer Disziplin, Mohr Siebeck, 1989,S.133.

{24}{25}Vgl. Heinz Mohnhaupt, Justus Wilhelm Hedemann als Rechthistoriker und Zivilrechtler, Michael Stolleis, Dieter Simon(Hrsg),Rechtsgeschich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itr?ge zur Geschichte einer Disziplin, Mohr Siebeck, 1989,S.155.

{26} Vgl. Han-Detlef Heller, Die Zivilrechtsgesetzgebung im Dritten Reich: Die deutsche bürgerlich-rechtliche Gesetzgebung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MV-Wissenschaft),Monsenstein und Vannerdat, 2015,S.125.

{27} Vgl. Robin Repnow, Das Projekt eines NS-Volksgesetzbuchs und das ZGB der DDR – Ein Vergleich, Im Studentische Zeitschirif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2013/2,S.42.

{28}{29}黄瑞明.纳粹时期的拉伦兹:德国法学界的一页黑暗史[J].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03,(5):22,27.

{30}郭金荣.施密特反犹思想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1.

{31} See Pier Giuseppe Monateri, Anna Somma, The Fascist Theory of Contract: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Daker Side of Contract Law, In Cardozo Electronic Law Bulletin, 2009,p.8.

{32} Vgl. Eintrag von Blut und Boden, Auf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8% A1%80% E4% B8%8E%E5%9C%9F, 2019年10月2日访问。

{33}董静姝.论施密特大空间理论及其对中国政治法律的启示[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2):115.

{34}黄瑞明.纳粹时期的拉伦兹:德国法学界的一页黑暗史[J].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03,(5):26.

{35}王强,David Siegel.从《人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78.

{36}徐国栋.民商合一的多重内涵与理论反思——以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民商合一模式的解读为中心[J].中外法学,2019,(4):949.

{37} Vgl. Wilhelm Wolf, Vom alten zum neuen Privatrecht: das Konzept der normgestützten Kollektivierung in den zivilrechtlichen Arbeiten Heinrich Langes (1900—1977),Mohr Siebeck, 1998,S.153.

{38} Vgl. Werner Schubert, Werner Schimid, Jürgen Regge(Hrsg),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1933—1945 Protokolle der Ausschüsse,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 New York, 1988,S.360.

{39} Vgl. Enrico Iannone, Die Kodifizierung des Arbeitsvertragsrechts - ein Jahrhundertprojekt ohne Erfolgsaussicht?: eine Untersuchung vorangegangener Bemühungen um ein Arbeitsvertragsgesetz und Analyse m?glicher Erfolgsaussichten des Reformprojekts, Peter Lang2009,S.163. Note 659.

{40} Vgl. Christine Wegerich, Die Flucht in die Grenzenlosigkeit: Justus Wilhelm Hedemann (1878—1963), Mohr Siebeck, 2004,S.71.

{41} Vgl. Enrico Iannone, Die Kodifizierung des Arbeitsvertragsrechts - ein Jahrhundertprojekt ohne Erfolgsaussicht?: eine Untersuchung vorangegangener Bemühungen um ein Arbeitsvertragsgesetz und Analyse m?glicher Erfolgsaussichten des Reformprojekts, Peter Lang, 2009,S.170.

{42} Vgl. Bj?rn Christian Bertram, Hermann Krause – Leben und Werk eines deutschen Rechtsgelehrten in den Umbrüchen des 20. Jahrhunder, Dissertation de Universit?t Heidelberg, 2017,S.8.

{43} Vgl. Werner Schubert, Werner Schimid, Jürgen Regge(Hrsg),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1933—1945 Protokolle der Ausschüsse,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 New York, 1988,S.343.

{44}朱庆育.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以中国大陆民法典编纂为思考对象[J].中外法学,2010,(4):490.

{46} Vgl. Maximilian Wilhelm Haedicke, Rechtskauf und Rechtsm?ngelhaftung: Forderungen, Immaterialgüterrechte und sonstige Gegenst?nde als Kaufobjekte und das reformierte Schuldrecht, Mohr Siebeck, 2003,S.63.

{47}冯洁语.论法律行为对处分的限制[J].法学家,2017,(6):37.法小宝

{48} Vgl. Eric Becker, Schadensersatz nach Fristsetzung im Eigentümer-Besitzer-Verh?ltnis, Mohr Siebeck, 2012,S.12.

{50}[德]米夏埃尔·马丁内克.卡尔·拉伦茨(1903—1993年)——一位伟大的德国法学家的生平和作品[A].田士永译,法哲学与社会哲学论丛[C].2013.278.

{52}{53}Vgl. Robin Repnow, Das Projekt eines NS-Volksgesetzbuchs und das ZGB der DDR – Ein Vergleich, Im Studentische Zeitschirif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2013/2,S.41,S.43.

{54}董静姝.论施密特大空间理论及其对中国政治法律的启示[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2):116.

{55}{56}韩毅.卡尔·施密特的法律方法论演进史述评[J].法律方法,2014,(16):52,37.

{57}李哲罕.“决断论”、“总统合宪专政”和“具体秩序”——对卡尔·施密特前期政法理论的一个再解读[J].浙江社会科学,2019,(4):50.

{58}李帅.权威与服从:对施密特理论的检视——读《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J].政法论坛,2016,(5):178.

{59}张强.论施密特的具体秩序思维[J].求是学刊,2017,(1):105.

{60} Vgl. Robin Repnow, Das Projekt eines NS-Volksgesetzbuchs und das ZGB der DDR – Ein Vergleich, Im Studentische Zeitschirif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2013/2,S.43.

{61} Vgl. Simon Apel, Das Reichsgericht, das Urheberrecht und das Parteiprogramm der NSDAP, Im Zeitschrift für das Juristische Studium – www.zjs-online.com, 2019-09-29.

{62}徐国栋.民商合一的多重内涵与理论反思——以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民商合一模式的解读为中心[J].中外法学,2019,(4):945.

{63}徐铁英.论我国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完善——基于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经验的考察[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67.

{64}{65}See Pier Giuseppe Monateri, Anna Somma, The Fascist Theory of Contract: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Daker Side of Contract Law, In Cardozo Electronic Law Bulletin, 2009,p.7,p.8.

{66}{68}{69}{70}Vgl. Tassilo Englert, Deutsche und italienische Zivilrechtsgesetzgebung 1933—1945:Parallelen in der Rechtsetzung und gegenseitige Beeinflussung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famillen-und Erbrechts (Rechtshistorische Reihe, Band 278),2003,S.265,S261,S261,S.31ff.

{67} Vgl. Werner Schubert, Werner Schimid, Jürgen Regge(Hrsg),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1933—1945 Protokolle der Ausschüsse,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 New York, 1988,S.337.

{71}{72}[73[意]德·马尔蒂诺.个人主义与罗马法[A].薛军译,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四卷[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

{74}[德]闵策尔.大同:德国民法典立法的成果和错误,On http://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 Db =qikan&Gid=5206f5978f427c5cd12dbbb93e2d816dbdfb, 2019-10-02.

{75}叶秋华.2001年外国法制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法学家,2002,(1):19.

{76} Vgl. Eintrag vonOtto Georg Thierack, Aufhttps://en.wikipedia.org/wiki/Otto_Georg_Thierack, 2019年10月4日访问?

{77} Vgl. Eintrag von Heinrich Lange, Auf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Lange_(Jurist),2019-10-03.

{78} Vgl. Eintrag von Hedmann Justus Wilhelm, Auf https://de.metapedia.org/wiki/Hedemann, _Justus_ Wilhelm, 2019-10-03.

{79}[德]米夏埃尔·马丁内克.卡尔·拉伦茨(1903—1993年)——一位伟大的德国法学家的生平和作品[A].田士永译,法哲学与社会哲学论丛[C].2013.287.

{80} Vgl. Eintrag von Carl Schmitt, Au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l_Schmitt, 2019-10-03.

{81} Cfr. Michele Graziadei, L’Influenza del Diritto Privato Italiano in Europa, Annuario di Diritto Comparato e di Studi Legislativi, 2014,pp.307ss.

{82}徐国栋:无效和可撤销婚姻中的诚信当事人的保护[J].中国法学,2013,(5):138.

{83}{84}{85}{86}[德]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民法典总则的功能及其限度[J].陈大创译.中德私法研究,2014,(10):88,89,90,91.

{87}刘强.劳动的力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以工时制为分析对象[J].西部法律评论,2018,(2):10.{88}[苏]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M].杭州: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41.

{89}[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I[M].北京: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01-302.

{90} Vgl. Robin Repnow, Das Projekt eines NS-Volksgesetzbuchs und das ZGB der DDR – Ein Vergleich, Im Studentische Zeitschirif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2013/2,S.52ff.

{91}[日]矢泽久纯.民法典是否有必要规定债法总则[A].第三届全国青年罗马法论坛:罗马法与现代社会中的人法论文集[C].2018.

{92}徐国栋.民商合一的多重内涵与理论反思——以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民商合一模式的解读为中心[J].中外法学,2019,(4):933.

{93} Vgl. Ilka Kauhausen, Nach der “Stunde Null”: Prinzipiendiskussionen im Privatrecht nach 1945,Mohr Siebeck, 2007,S.6.

{94}黄瑞明.纳粹时期的拉伦兹:德国法学界的一页黑暗史[J].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03,(5):42.

{95}谢冬慧.从民族性格看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J].法学评论,2015,(2):181.

{96}徐国栋.中国民法典分则诸编的排序问题——民法典贯彻“人前物后”逻辑的最后一里路[J].法学杂志,20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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