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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论生态场视阈下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完善
【英文标题】 On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Protec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rand Can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Field
【作者】 丁朋超
【作者单位】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后}
【分类】 环境法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大运河;生态场;保护主体;法律保护
【英文关键词】 China Grand Canal; ecological field; protect the subject; legal protection
【文章编码】 2095-3275(2020)02-004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40
【摘要】

我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脱生态化”、保护主体阙如、法律法规指向性错误、衔接性和协调性不足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应在生态场的统摄下,从生态场的优化、保护主体的界定和法律场的改良三方面进行构建。就生态场的优化而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着重于意识场的提升、行动场的引导和自然场的保留;在商谈理论的指引下,保护主体应界定为“国家—外力保护者(社会团体)—传承人”三元结构模式;就法律场的改良而言,应坚持采用行政法作为主要保护手段,但应注重对部分法律制度的修改或增设。

【英文摘要】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in China is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de-ecologicalization ”,lack of protection of the main body, wrong orien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lack of cohesion and coordin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protection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logical fiel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field,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field and the definition of protection subject. As far as the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field is concerned,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should focus on the promotion of consciousness field, the guidance of action field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fie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gotiation theory, the protection subject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ternary structure mode of “State — External protector (social group)— inheritor ”. In terms of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field, administrative law should be used as the main means of protection, but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 of some legal system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415    
  

大运河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结晶和勇气的世界级工程,其不仅承担着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的使命,更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鉴于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文化价值,大运河遗产于2014年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长期以来大运河面临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生态空间挤占严重等突出问题。为加强大运河保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5月联合发布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大运河纲要》),期待通过《大运河纲要》的指引,“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1}。虽然,我国在大运河遗产保护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这体现在:其一,大运河遗产保护存在“脱生态化”问题。生态学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均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稳定且持续的生态场对相关事物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生态场理论已成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3}。大运河遗产的存在不可能脱离其所立基的“生态场”,部分探索(市场化探索、位移化探索等)似乎已经偏离这种逻辑轨道,导致大运河遗产的基础存在消解的危险;其二,大运河遗产保护主体阙如问题突出。当前我国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选定为“政府—传承人”模式,但在实践中社会团体(有部分学者称为外力保护者)也同样承担遗产保护的工作和责任,这种保护主体构成的阙如导致了遗产保护在某些层面和方法上的“失语”和“真空”,这大大影响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广度和深度;其三,规制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存在指向性错误、衔接性和协调性不足等问题,导致保护执法的成本攀升,法律实施效果不佳。本文即是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出发点,分别从生态场的优化、保护主体的界定以及法律保护的完善三个层面提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方法,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场的优化

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生态场域。虽然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场域的保护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受制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样态,我们不能在保护该遗产时将生态场理论进行简单移植,而是应结合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对该遗产生态场的内涵予以重释。

(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场的内涵

从时间向度而言,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当时的自然环境(秦腔粗狂的曲调源于黄土高原的广阔,而吴侬软语的苏州评弹则脱胎于江南水乡的滋润)、社会物质的进步以及大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经济的活跃催生各地会馆[1]的兴起,而会馆的兴起则大大促进了人们对雕饰、戏曲、杂耍的需求{4})。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以及传说中的古玛雅文明皆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一蹶不振甚至消亡)、社会形势的变更(战争、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以及人们的时代喜好而走向衰亡。可以认为,良性、和谐的生态场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反之,则有可能阻碍其发展甚至走向消亡。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即在于建设、恢复、保护和优化属于该类遗产的生态场。

有学者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场包括意识场、生活场、文化场、物质场和自然场{5},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和“物质”的不可分离性,将物质场作为子项统摄到生态场下似乎与人们的主观认识产生偏离。将物质场予以独立,作为特定场域进行研究似乎显得更为合理。而生活场、文化场归根结底应属于自然人行动场域下的统摄范畴,采用行动场概念对生活场、文化场予以统摄似乎更具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场的研究范畴应包括意识场、行动场和自然场,具体分析如下:

1.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一般非物质文化遗产[2]所普遍面临的保护意识不足问题,故应提升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触发国家倡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源在于大众保护意识的欠缺。由于保护意识的欠缺,国家才会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保护口号的宣传等,藉以唤醒人们的保护意识并加入到保护行列当中。现实中,某些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传承后继无人而面临失传的危险、为了短期利益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恶意篡改或恶意卖售等问题均是缺乏保护意识使然。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唤醒和提升显然是构建该遗产生态场所需面临的首要问题。

2.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因缺乏行动场的支撑而呈现保护制度和方法功能受限的问题,故应对该遗产保护的行动场进行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人们特定的生活内容,其是“生活经验—文化”不断双向堆积形成的生活产物。倘若脱离特定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特殊吸引力将荡然无存。需要指出的是,人们通常是以行动为指引,将这种生活内容、文化内容进行不断综合和发扬,由此又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样态。如果屏蔽这种行动场的“因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会变形、走样,导致某类保护制度和方法功能受到限制。

3.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脱离自然场,对自然场的保护是生态场内涵的必然延伸。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因素不可忽略,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特点。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不可能期冀流传在大运河南段的吴侬软语的锡剧歌颂马肥草壮的桥段,也不可能要求歌颂洛水的情节出现在充满驼铃沙鸣的西凉之声中。自然环境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决定性,也即对其的保护不能发生区位的移转,在特定的自然场域下进行保护才是科学的和合理的。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下文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场的构建中,将区分并围绕意识场、行动场和自然场三个层次进行分别讨论。

(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场的提升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政府层面的保护意识呈现逐步提升的态势,当前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相较于之前已有不小提升。但应明确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经过调研发现,目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还存在诸多盲区,例如提到传统文化,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将其与文化糟粕、封建迷信等挂钩。甚至部分官员及专家对于以祭祀、信仰等特质呈现的评审项目还抱持怀疑的态度。对于某些文化遗产的消亡,不少人的解释是其已不适合社会的发展需求,即使消亡也不必惋惜。虽然,社会的进步会对部分文化遗产予以淘汰,但是我国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真正原因并非单纯的社会进步所造成,其还裹挟着不少“人祸”,将这种非正常的因素统统归结为社会发展,显然是不客观和错误的。

至于如何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其一,就政府层面而言,应采取多样保护宣传的方式。首先,保护宣传能够提升人们的保护意识自不待言,但政府在宣传时应注意宣传的方式和效果。在日本战后早期,也存在类似我国遗产保护意识落后的情形。日本政府则是通过依据不同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例如,在年中时确定多个节日,通过节日的形式促使人们参与到遗产的保护之中,最有名的是年终祭(まつり)。在年终祭期间,政府通过设置讲解驿站、散发传单、制作卡通漫画等方式促使人们了解、理解和正视这种遗产,进而参与到保护行列之中,我国在保护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可予以借鉴。例如,设置大运河遗产周(月)、在特定地区展示与大运河相关的遗产节目、开设主体公园等活动进行多层次、多样态的宣传。其次,应注重对文化产业的扶持,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人们保护意识的提升[3]。据统计,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占到GDP的1/3以上,以遗产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园、创意中心、文化创意基地也随处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宜兰县的传统艺术中心,自2002年开园以来,已有超过800万人次进入观赏。进入该艺术中心需要购买门票,据资料显示,该中心门票收入已占到宜兰县GDP的3.6%[4],以文化产业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显然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我们不妨借鉴成功经验,在部分地区试点将支持文化产业作为提升保护意识的切入点,政府在政策、税收以及资金层面给予必要支持,以此来发动人们参与到保护行列之中。

其二,应在年轻一代就遗产保护方面加强引导和教育。由于年轻一代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着文化冲击,他们很容易否认当地文化,而否认的原因则主要是对当地文化的无知或知之甚少。由于文化的传承性特质,我们不可能期冀人们保护意识的自然觉醒,也不可能强求那些已经固化且很难改变的思维定势的转身。年轻一代则不同,年轻一代处于知识的快速积累期,在遗产保护方面加强引导和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保护意识。在该过程中,学校显然应承担这一责任。值得欣喜的是,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借助学生社团开设“非遗月”等活动。笔者建议可将遗产保护的教育在纵深度上做更广阔的设计,采取非遗保护教育进课堂、进作业、进课外等方式,引导学生不断认识文化遗产,提升遗产保护意识[5]。

(三)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场的引导

在遗产保护意识树立这一预设前提下,人们的行动则决定了遗产保护的具体方法和效果,对遗产保护行动场的建构显得必要。前文已提到遗产保护行动场的范畴应由生活场、文化场构成,以下将着重这两方面进行讨论。

1.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生活场的恢复。事实上,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生活场的关注始终无法回避如下两组张力,即:特定生活场域与失去特定生活场域的张力;城市中心化与乡村离心化的张力。首先,就特定生活场域与失去特定生活场域的张力而言,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发展依托于特定的生活面向和期冀。以大运河文化圈的“哼小车”为例,“哼小车”戏种源于“火神祭祀”(豫北部分地区称为“行水”)的习俗需求,“哼小车”的演出时间是在“火神祭祀”期间,其演出主要内容是对当地人们生活样态的艺术刻画和反映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神祭祀”因被归入封建迷信活动而被迫停止,“哼小车”戏种也因此不复存在。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扶持,该戏种又开始逐渐活跃,并被归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予以保护{6}。从“哼小车”戏种“产生—戛止—复生”的发展过程可以窥见特定生活场域对该遗产的支持,以及失去特定生活场域的重创,在大运河遗产生活场的恢复中如何消弭此组张力值得注意。

其次,就城市中心化与乡村离心化的张力而言,城市化进程促使人们离开乡村大量涌入城市谋求发展,但凡稍有本事或者文化的青壮年都可以在城市谋到一份不错的职业,在这一“出走—流入”过程中,造成了城市的中心化和乡村离心化问题。实际上,这一“出走—流入”动态过程并非仅仅带来劳动力的位移,由此还引发对文化的冲击、过滤和重构。由于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人们更多的追求“短平快”或者“扁平化”的文化形态,例如,抖音、小视频的流行即是最佳说明,某些遗产因内容的连贯性和特定性无法满足“短平快”或者“扁平化”的城市化需求而备受冷落;由于城市生活的现代化催生了人们对文化审美观的提升,虽然不排除这种审美观念出现回流的可能,但总体上呈现向好、向新、向外的发展方向。传统文化受更新速度和更新内容的固有制约,多数呈现跟不上人们文化审美观念的步伐而被抛弃的样态。由此,某些遗产伴随着“出走—流入”过程普遍面临着“带不走的留不下”窘境,唯有“留不下的别牵挂”一声空叹。以流行在大运河洛阳段的治水英雄“黄大王”传说为例,随着务工人员的不断外出,偃师地区“黄大王”传说演绎人已从鼎盛时期的近百人锐减至不到二十人,且当前还在扮演演绎人的平均年龄为67岁,其中有5位演绎人年龄已超过70岁,最小的演绎人也已57岁;目前“黄大王”传说没有形成年龄梯队,后续无人问题非常突出[6]。如何协调城市中心化与乡村离心化的张力问题也是恢复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活场的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活场的恢复不能脱离现有的社会发展环境,也不能一味迁就社会发展而对传统文化进行“阉割”。一种可行的办法即是,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生活场的保留予以兼顾考量,例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将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融入城市景观建设、城市文化建设上。目前这种方式已在部分地区实施,例如无锡市政府在对无锡段大运河进行统筹规划时,在荣氏文化园区设置锡剧“无锡滩簧”表演空间,在节假日或部分传统节日进行巡游式表演,创造性地将大运河保护与地区戏种结合,达到了不错的保护效果[7]。上海市政府在城市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保留部分重要的文化遗产生存场域{7}。果然是京城土著

此外,还应考虑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城市生活的集群性现状。受乡土民情的影响,部分迁移至城市生活的人们会出现地域集群的情形。例如,广州天河棠下社区是河南省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上海闵行是江苏盐城、连云港人的主要聚集地,在该聚集地区开展符合迁移人口口味的文化遗产显然要更容易些。用“城市规划—人口聚集”的模式消解“出走—流入”过程对文化的冲击,以此恢复文化遗产的生活场域显然是具有可行性的。

2.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场的优化。不同场域下的文化形态决定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和反映的不同内容,该结论可从目前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这一现状得到佐证。以大运河河南文化圈曲剧产生的基础为例,曲剧作为河南地区民间说唱的艺术代表,其是在融合不同曲调、内容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资料显示,曲剧所依赖基础是“鼓子曲”,“鼓子曲”在洛阳地区被称为“洛阳曲子”,在南阳地区则被称为“南阳大调曲子”{8}。“洛阳曲子”剧目大多取材于人们生活与民间故事,承载的内容多朴素感人;“南阳大调曲子”的取材则显得十分广泛,有历史故事“三国”“水浒”等,也有古典名著“红楼”“西厢”,还有民间传说《白蛇传》《梁祝》等。由此可见,文化场对文化遗产的保有、运行和发展具有基础意义。但问题是,随着人口迁移、交通工具的发展,现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文化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运河运输而产生的戏种、因多元文化碰撞而产生的国粹京剧、杂技、相声、评弹皆因运河衰落而呈现散漫化、地域固态化特点,如何优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场遂成为问题。

针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场散漫化、地域固态化的特点,我们可从以下面向出发对该文化场予以优化。其一,构建“文化空间”意识,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场“点线面”的串联。“文化空间”作为特定生活、观念和情感的聚集场域,具有聚拢多元、消解差异的特质。我国《大运河纲要》明确提出了“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9}的规划思路。实际上,“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所追求的目的即在于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串联,对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场的优化完全可以借助该思路。由于大运河的固有特征,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形成“大运河文化空间”这一特定概念(广义上,大运河沿线的8个省(市)均可在空间上归入这一范畴),我们完全可借助“大运河文化空间”这一概念范畴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场中的生活观念、情感特色以及观念进行串联。

其二,采用文化交流、经济联动方式进行文化场的恢复和重构。《大运河纲要》要求“统筹大运河相关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推进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0}。以文化为引领可以实现文化认同向度的聚拢,进而促进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协同。当然,单纯追求文化交流而忽视经济层面的联动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文化交流作为上层建筑,如果失去经济联动的支持,交流的频繁性、存续性以及纵深度将面临考验;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忽视和拒绝文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长、文化产业涉及的产权纠纷以及资源的浪费。一种可行的思路是,在《大运河纲要》的指引下,地方政府可协同拟定中长远文化交流和经济联动协议。该协议可从文化产业入手,选定具有代表性且市场潜力巨大、易开发的文化项目进行试点开发;同时协议解决文化产权的归属,避免将来可能存在的产权纠纷;待文化项目被市场认可和接纳并实现连续盈利时,则可从业已约定的协议中进行股权分配或利益给付。

(四)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场的保留

自然环境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决定性,也即其不可能发生区位的移转。在保护相应遗产时,我们不能仅将其进行人为意义上的区位转移,而应将其置于特定的自然场域中予以保护。在这一前提下,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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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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