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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民事执行悬赏制度公权化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wer of Civil Execution Reward System
【作者】 李蔚【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规避执行;执行难;执行悬赏;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英文关键词】 evading execution; execution difficulty; execution reward;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olving the difficulty of execution
【文章编码】 2095-3257(2020)01-134-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34
【摘要】

在被执行人恶意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时,执行悬赏作为激励社会力量提供被执行人下落或其财产线索的后置性执行措施,还具有转变被执行人对抗履行行为和预防潜在者规避执行发生的功能,有关实例说明了该制度有益于化解执行难。通过梳理有关政策、司法文件及执行实践,不同法院在执行悬赏制度法律属性上存有认知差异,致使相异的制度运行并存、制度空间受限及功能受阻。在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下,明确执行悬赏制度的公权力属性成为优化制度设置、全面发挥复合功能的支点。

【英文摘要】

When the person subjected to execution maliciously fails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 confirmed by the effective legal document, the execution reward is implemented as a a post-enforcement measure to encourage the social force to provide the whereabouts of the person subjected to execution or his property clues, and i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reversing and preventing evading justice. It is beneficial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ompulsory execution. Through sorting out relevant policies, judicial docu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practices, different courts have different cognition on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the reward system, which results in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systems, the limitation of institutional space and the hindrance of their functions. Under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olving the difficulty of execution, the emphasis on the public power attribute of the reward system has become the fulcrum for optimizing the system setting and fully exerting the composite fun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389    
  

一、问题的提出

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信息是民事强制执行的基础。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债权的执行效率、到位率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发现被执行人及其责任财产,而被执行人的下落、财产属于信息分布高度不对称的领域,这为“被执行人通过人身躲避、隐匿或处分财产来逃避执行是超越国界的普遍现象”{1}进行注解。尤其是我国对被执行人的人财物查找方面,因国家信息认证的非全涉性、执行机构处于外部视角、执行资源有限性、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等综合因素的掣肘,“查人找物难”一直是民事强制执行的梗阻[1]。执行实践中法院是财产调查的主要责任者[2],在执行需求日益繁重[3]而“查人找物难”的张力下,摒弃“执行万能论”、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查人找物、拓宽发现渠道成为执行机关消解执行难的创新策略。

因既有强制措施难以全面抑制被执行人恶意规避执行,故通过对被执行人施加执行悬赏来进一步挤压其规避执行的空间逐步成为可资利用的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末地方法院施行财产举报奖励规定至今,执行悬赏制度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装入化解执行难的“工具箱”。各地法院执行悬赏公告的成功实践表明:该制度不仅有激励提供信息的功能(鼓励公众信赖、参与提供执行信息){2},还起到转变被执行人“由逃避到履行”的督促功能(减轻执行人员负担,提高执行效率)[4]以及通过查获“老赖”发展出预防“老赖”的威慑功能(无法正常通过经济活动获取收入的巨大压力迫使潜在的规避执行者“弃暗投明”,有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上述功能的发挥,使执行悬赏制度在提高查处效率、减少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义务的发生总量上有效缓解了执行难{3}。

通过梳理执行悬赏制度的规范、考察其运作,笔者发现在启动上、悬赏费用承担上、悬赏对象上等方面存在规定和实践中的双重混乱,执行悬赏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使用率并不高,制度功能受阻明显[5]。同一制度要素在不同法院的规范及运作上呈现双重差异,其背后实质问题是不同法院对执行悬赏制度法律属性的异见。与实务界的乱象相比,我国理论界对执行悬赏制度的研究可谓冷清[6],少数学者在学术成果中仅提及执行悬赏{4},理论研究匮乏,且未向制度设置供给充足智识。执行悬赏制度具有上述复合功能毋庸置疑,然而该制度并未在多数地方法院实践中大放异彩,其直接原因是相关主体积极性不足[7],而其根源是制度属性淡化下的权责错位。在构建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要求下,执行悬赏应为其“抓手”之一,旨在克减“查人找物难”引发的执行难。为使制度功能有效发挥,亟需从明确执行悬赏制度属性入手,统一制度规范设置以引导实践,推动各方主体认知、践行该制度,以实现多维度、长效化解执行难。

二、制度生成及现状

熟知执行悬赏的发展历程,厘清制度发展路径,有助于把准制度的功能。下文以发展时间为脉络,对有关政策及司法文件中与执行悬赏相关的内容进行梳理。通过考察制度生成及现状,析出该制度在不同法院认识下的三种样态。

(一)2011年之前:解决执行难下的中央政策指引与法院探索

1999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11号文件,号召全党重视和解决执行难问题。在此背景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8月颁行《关于对被执行人财产举报奖励制度(试行)》,最早开展举报奖励活动,由法院依职权发起并给予奖励。2000年11月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肯定了举报悬赏的创新实践在消解“被执行人难寻、执行财产难找”上的积极作用,“既拓宽了执行渠道,也促使了一些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5}。针对查找被执行人财产难造成执行案件无法及时终结的痼疾,2005年中央政法委在《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2005〕52号)中指出要“建立执行财产线索的举报悬赏制度,以动员社会力量及时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以此作为对法院“要加大解决执行积案的工作力度,积极推进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这一时期,地方法院执行悬赏举报的规定及实践探索持续出现,有些文件中明确了执行悬赏是一种执行措施[8]。

(二)2011—2017年:作为财产调查方式的最高法规定及推广

2011年5月颁行《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一项第5点中提出“建立财产举报机制。执行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悬赏执行申请,向社会发布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悬赏公告。举报人提供的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实际执行到位的,可按申请执行人承诺的标准或者比例奖励举报人。奖励资金由申请执行人承担”。这是对执行悬赏制度初次完整地表述。与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义务、申请执行人线索提供、法院依职权调查财产共同作为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综合手段。2016年4月颁行《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提出探索、推行悬赏举报制度,最大限度发现被执行人财产。2016年10月颁行《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终本规定》),在发布悬赏公告的案件中把执行悬赏作为终结本次执行的前置事项。2017年1月通过《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调查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进一步规范了执行悬赏制度。上述司法文件均将执行悬赏作为一种法院财产调查方式,这一时期的执行悬赏实践在新媒体、新技术的助力下,逐步映入大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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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年至今:各地法院贯彻执行悬赏制度形成多元样态

虽然最高法司法文件在渐进细描执行悬赏制度规范,但最详细的一份司法文件——《财产调查规定》,也仅落笔4个条文。为贯彻落实执行悬赏制度,各地方法院在《财产调查规定》之上,又颁行“自家”执行悬赏规定,各级法院对同一制度内容规范差别明显(见表1),更不用说实践中的乱象丛生。不难理解最高法在法〔2019〕99号文件中,提出健全悬赏举报工作机制是未来工作内容[9]。

表1最高法与一些地方法院在执行悬赏制度设置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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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 Oscar G. Chase, et al.. Civil Litigation in Comparative Context. St. Paul: Thomson&West, 2007:480.

{2}“悬赏2000元,失踪‘老赖’刚回家就被举报”[EB/OL].http://m.sohu.com/a/279901136_777655.shtml, 2018-12-05.

{3}吴元元.公共执法中的私人力量——悬赏举报制度的法律经济学重述[J].法学,2013,(9):17.

{4}江必新,贺荣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编.强制执行法的起草与论证(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500;陈杭平.比较法视野下的执行权配置模式研究[J].法学家,201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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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筱闽,黄力华.刑事悬赏法律性质的厘定——兼评与民事悬赏的界别[J].学术界,201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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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应飞虎.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26.

{12}“执行悬赏显威力,被执行人主动现身求履行”[EB/OL]. https://new.qq.com/omn/20181227/20181227A1311. Shtml, 20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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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炎.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强制执行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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