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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大运河文化与生态融合保护制度及其实现
【英文标题】 The Integration Protection System of Grand Canal Culture and Ecology and its Realization
【作者】 周峨春闫妍
【作者单位】 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分类】 环境法学【中文关键词】 运河文化;运河生态;融合保护
【英文关键词】 canal culture; canal ecology; integration protection
【文章编码】 2095-3275(2020)02-005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50
【摘要】

大运河传统的管理制度和保护方式,使其文化和生态的保护被人为地割裂,造成保护失衡的局面。实现对大运河文化与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应该明确大运河融文化与生态为一体的独特法律地位,采用统一立法、统一管理的保护模式,设计文化与生态整体性保护的制度和规则。

【英文摘要】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tection methods of the Grand Canal have artificially separated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e from that of ecology, which results in an imbalance of protection. To realize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and ecology, we should clarify the unique legal status of the Grand Canal as an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ecology, adopt the protection model of unified legislative and management, and design systems and rules for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integrity prote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9405    
  

长期以来,大运河面临着文化遗产保护压力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等突出问题和困难{1}。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和生态环境根本改善,成为大运河保护的主要目标,而文化与生态的保护并不是孤立的,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因此,文化和生态的融合保护,是实现大运河保护目标的必然选择。

一、逻辑起点:大运河文化与生态的割裂

2000多年以来,人类活动和自然相互作用,共同积淀出大运河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兴起,大运河的自然和人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修复大运河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整体的协调和规划,自然的归自然,人文的归人文,无法再现人文、自然共荣共生的景象。

(一)大运河原貌:流淌的“生态链”和“文化链”

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自然和文化空间,这个空间的形成,是自然、社会、文化交融汇聚、相互影响相互促成的结果——大运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大量人口汇集周边,形成形态各异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与之伴随的是这些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不断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以运河的水为脉络、以运河周边的人类活动为内容的立体空间,不断衍生出更为丰富的自然风貌和文化产品。

在自然方面,大运河是一条蜿蜒的“生态链”。从宏观角度看,大运河绵延3000多公里,开凿过程中充分利用沿途的自然水体,正确处理运河水体与各自然水体交汇的关系{2},连通了黄河、长江、淮河、海河、钱塘江,沿途“镶嵌”着太湖、微山湖、高邮湖、洪泽湖及骆马湖等湖泊,实现了人工工程与自然创造的有机结合。众多河流、湖泊、湿地被大运河串联起来,动植物、气候、水文、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形成一个天然的生态调节系统{3}。从微观角度看,运河是流经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流经城市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运河蜿蜒流转于城市之中,是很多城市的生态轴线,曲折的运河水与两岸的植物群落相结合,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生态价值,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城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增加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4}。大运河的“生态链”功能对所在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一个半自然的生态系统,它深度影响着区域生态结构;第二,作为一条横贯南北的水利工程,它是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5}。

在文化方面,大运河是一条流动的“文化链”。流淌2500年的大运河被称为“中华文脉”,孕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吴越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等多重区域文化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6},形成包罗万象的文化形态:河道、码头、桥梁、堤坝以及分布在沿岸的衙署、官仓、驿站、会馆、钞关、庙宇和城镇聚落星罗棋布,龙舟竞渡、钱江观潮、元宵灯会等民情风俗、节庆活动经久不衰,更有曲艺、民谣、诗歌、小说等文学艺术形式记录运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于此,容纳河、岸、城等多种物质形态,涵盖物质、精神、制度多种遗产类型,形成体量庞大的巨型文化遗产群{7}。大运河是中国南北文化发展的载体和“记录本”,“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8}。

(二)大运河保护:文化与生态“被分离”

大运河兴起于漕运的发轫,衰落于漕运的式微。从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邗沟连通江淮水运{9}开始,各朝代都把运河作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到元、明、清三代发展成为南北漕运的重要航道{10},从而达到繁盛时期。而到了近现代,随着铁路运输和海运的兴起,漕运逐渐式微,运河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开始走向衰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沿岸林木被砍,湿地退化,湖泊萎缩,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文化遗迹被经济活动和房产项目侵占,损毁严重;河道或被改作他用或被废弃,有的成为垃圾场,有的成为排污沟,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严重破坏了运河水质。曾是一片繁荣景象的大运河如今伤痕累累,河埠林立、古桥纵横、古屋比邻、巷弄穿错、商铺连绵的运河风光已成记忆{11}。目前,面对衰落局面,大运河的保护却基本处于无序状态,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体系存在问题,导致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分离。

近几年来,各个部门加大了对大运河的保护,但由于立法的分散和管理部门的重叠,还没有形成一套可行的保护制度和系统的保护体系。首先,在立法方面,大运河保护散见于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法律法规之中。虽然《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是专门针对运河保护的,但这部管理办法层级不高,仅属于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大多属于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保护措施还要依赖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从生态保护来看,大运河保护可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河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等;从文化保护来看,大运河保护可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还包括一些地方性法规,如《大运河扬州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办法》《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大运河与这些法律法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除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外,其他法律法规没有一部是从整体上对大运河进行保护的。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依据《文物保护法》,但在《文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中,并未涉及像大运河这样的区域性遗产保护{12},因此无法形成对大运河的整体性保护,更无法实现与《环境保护法》等生态保护法律的融合。同样,作为保护自然环境的《环境保护法》,对运河的保护仅仅考虑的是水利、自然景观等生态要素,并不会关注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其次,在管理制度方面,大运河保护的职权、职责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根据《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文物部门负责大运河的整体保护,环保、国土、水利、交通、航运、城建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相关工作{13}。跨部门管理和跨地区管理是大运河保护的现状,而不同部门和地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基于不同的管理目标,存在诸多交叉和矛盾,导致大运河保护没有形成统一的合力。

现行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的缺陷,在大运河的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管理部门、理论界还是民间,对于大运河的保护只是停留在孤立的文物、遗址、建筑、生态景观、运河水、河道等的基础之上,而没有把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融为一体,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导致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分离,从而造成顾此失彼的失衡局面。一方面,注重生态维护却偏废了文化保护。长期以来,大运河水利工程的保护往往局限于水利和生态功能的发挥,关注更多的是工程的技术问题,忽视了工程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保护观念的缺失,直接导致在河道疏通、航道整治的过程中,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码头、水闸、堤坝被拆除或破坏。另一方面,注重文化保护却偏废了生态保护。有很多文化遗产仍承载着生态、灌溉、防洪等功能,文物部门单纯把其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破坏了水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与能量循环,降低了河水的自净能力,造成大运河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14}。

二、困局破解:大运河文化与生态融合的审视

文化与生态的融合是大运河的本色,由于保护体系和管理制度的缺陷,导致大运河保护过程中文化与生态的分离,而文化与自然天生是辩证统一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作用于自然。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了生态文化{15}。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文化形式,其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引{16},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大运河生态文化是人类在开发、利用和保护大运河的过程中,集合生产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艺术、民俗风情、自然环境等要素而形成的网带状区域文化综合体,是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的总和,是大运河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与大运河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结果{17}。

(一)大运河文化与生态互为依存

大运河由于历史悠久性和功能多样性,以及横贯南北的自然特征,逐步形成了以运河水为载体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蕴含丰富水文化的工程、景观、民俗风情。概言之,大运河文化是自然环境与社会行为相结合的、多层面相统一的线型文化,其以运河水为载体,以运河历史为厚度,以自然环境为容量,以社会行为为内容,呈现出体量庞大、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典型特征。因此,大运河的文化性和生态性并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像一股绳一样揉拧在一起,相互依存,共同融合于时间的长河和空间的维度之中。首先,从文化的孕育看,大运河文化是在运河的开凿和使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其与运河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地域环境特征的文化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特征{18}。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运河沿岸具有历史内涵的水利工程、水利碑刻、桥涵码头等都是在利用和改造运河生态的过程中建成的,其中的码头大多由天然港湾转变而来,转变成人工码头后逐渐沉淀成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那些依运河而生的水利法令、风俗习惯、祭祀活动等,更是与运河的生态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19}。其次,从文化的特征看,运河流域的文化被打上了运河的生态烙印。大运河特殊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特殊的大运河水文化,这种水文化以水环境为载体,而又反映着水环境的本质特征。以江南地区为例,运河在该地区分出多条支流,连通了各种水资源,当地居民长期以水为业、临水而居,形成了该地区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吴侬细语,常被用来形容江南人的气质,当地的风土人情、艺术形式也符合这一特征{20}。

总之,大运河文化和生态是互为依存的。一方面,大运河的自然条件是大运河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2000多年来的自然与人类活动沉淀出大运河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离开自然条件,大运河文化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大运河自然条件的改造也离不开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沿岸之所以成为人类的繁衍栖息之地,是由于其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大运河的自然环境已经不是自然的原始状态,而被两千多年的大运河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二)大运河文化与生态相互渗透

大运河文化与生态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文化现象与其依附的生态环境存在着关联性,大运河文化也不例外。大运河文化是对大运河生态环境的适应,是对生态环境的确认和推崇{21}。大运河生态环境的优与劣,直接决定着大运河文化的存与废。一方面,生态环境优良,大运河文化则繁盛久远。一些区域在运河开凿前原本是地广人稀的半开化状态,随着运河的开通,自然条件的改善,逐渐成为人口密集的锦绣之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也因河而生、因河而兴{22}。更为重要的是,运河水的源远流长,改变了区域文化发展的空间,南北文化、东西文化在大运河的流波中相互渗透,从而使各区域文化呈现出多元的、丰富的、交融的格局{23}。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若被破坏,大运河文化则没落衰竭。大运河部分河段的河道因淤积而被填埋,新开的河道不但与旧河道没有联系,其文化风格也与旧河道迥异,这也切断了大运河的文化传承。一些地方水系的改造没有将防洪功能与生态功能相结合,护岸多采用混凝土和石块等硬化材料,虽然可以保持岸坡的稳定性{24},却破坏了水系,破坏了历史性的水生态、水景观,使得历史性的文化痕迹荡然无存{25}。

同时,大运河文化对大运河生态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其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环境,而是能动地作用于自然环境,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不断改变着自然环境的面貌。人类行为在本质上是受文化规则约束的{26},人类凭借“文化理性”{27}的力量改造自然环境,试图实现人类自己的目的,但自然环境的面貌并非完全符合人类的要求,这便造成了人类的文化理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片面强调人类自己的利益,忽视自然规律,将破坏自然环境{28}。在大运河文化保护方面,片面的文化保护行为往往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例如,有些大运河遗迹的修复没有尊重遗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是按照现在的价值观大兴土木,把遗迹颠覆成现代设施,这不仅破坏了历史文化,也破坏了遗迹的自然价值,从而影响周边的自然环境。由于对大运河的历史性、文化性理解不到位,往往以为建个楼台、修个亭榭,就是一种文化保护,其实这是浅显的、急功近利的表现{29}。

三、制度因应:大运河文化与生态融合保护制度的实现

大运河的“文化链”功能和“生态链”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对每一条“链条”的保护都要兼顾另一条“链条”,不能偏废,否则会造成顾此失彼的局面。在现行的大运河保护制度下,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区域基于不同目标和不同利益的考量,无论是在理念方面还是具体实施方面,都无法实现对文化和生态的全面保护,甚至还会造成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构建大运河文化与生态的融合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一)法律地位:跨区域的文化与生态的集合体

对大运河施以有针对性的保护,必须先明确大运河的法律地位。大运河的文化性、生态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了其法律地位的特殊性。

首先,大运河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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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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