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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关于诈骗罪认定若干争议问题的探讨
【英文标题】 A Exploratory Study on Several Controversies about Conviction of Fraud Offenses
【作者】 黎全阳【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2【页码】 5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440    
  一、如何认定诈骗罪的数额
  (一)诈骗罪的数额问题
  诈骗犯罪的数额,是研究诈骗罪中不可回避且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的规定,数额既是认定诈骗罪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又是对诈骗犯罪分子量刑的主要依据之一。因而研究诈骗数额对于正确认定诈骗犯罪,有效地惩治诈骗犯罪分子,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各种观点之概览
  如何认定诈骗罪的数额,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践中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诈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所指向的公私财物的总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在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中,就是合同价款的总数额。[1]其主要理由是,诈骗犯罪所指向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反映了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按该数额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不会发生重罪轻判和放纵犯罪的不良结果。
  第二种观点认为,诈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分子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2]其主要理由是:在一般情况下,诈骗数额多少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成正比,即诈骗实际所得数额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就大;反之,诈骗实得数额小,其社会危害性也就小。同时,对于共同诈骗的行为人,也只有根据其个人实际诈骗所得数额的大小,才能确定其罪责的轻重。至于诈骗犯罪的总数额,只是定罪量刑时考虑的一个情节,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诈骗数额是被害方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3]理由是:从客观方面看,以被骗方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为诈骗数额,表明了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被骗方实际交付财物数额较大,说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反之,则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从主观方面来看,被骗方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往往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犯罪行为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以被骗方实际交付的财物为诈骗数额,可以表明犯罪人丰观恶性的大小。
  第四种观点认为,诈骗数额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4]主要理由是,这样可以把诈骗行为与诈骗结果(他人一定数额的财物损失)二者紧密联系起来,真正体现行为人只对自己行为造成的他人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负责;还可以使诈骗数额不仅仅是作为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而且成为诈骗主观方面故意的重要内容,使它真正成为主客观统一的数额。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到的财物数额。[5]主要理由是:诈骗既遂的情况下,有的行为人由于受害者被骗交付的财物受到损失,实际骗得的财物数额小于受害者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对行为人按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认定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在诈骗未遂的情况下,犯罪分子由于意志以外原因没有骗得财物,因而不存在行为人“实际所得”情况,被骗人实际上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所以,只能以犯罪分子希望骗到的财物数额作为“诈骗数额”。
  2.诈骗罪数额认定之研析
  笔者认为,应在坚持我国刑法理论关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前提下,对诈骗犯罪数额采取具体问题、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认定方法解决。
  首先,在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犯罪的数额应当是行为人实际所得数额。
  第一种观点认为诈骗数额是诈骗犯罪所指向的总数额,忽视了诈骗犯罪本身复杂的特点。特别是在经济合同诈骗犯罪中,有的诈骗分子连续行骗后,拆东墙补西墙,诈骗总数额往往特别大,但实际所得却不大,受骗者损失也不多。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仍以诈骗犯罪的全部款项作为诈骗数额,既不符合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也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第三、四种观点认为诈骗犯罪的数额是被害方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或者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如果按照这两种观点,那么在犯罪预备和未遂时,被骗方不会造成任何财产损失,或者行为人并没有直接侵害实际价值额,是否就没有诈骗数额了呢?如果是这样,对诈骗犯罪的预备、未遂也就不能定罪,而我国刑法规定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是要以犯罪论处的。所以,以被害方实际损失数额,或者是以诈骗犯罪行为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来认定诈骗犯罪数额,均无法回答和解决诈骗犯罪的预备和未遂问题,因此这两种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第五种观点认为,诈骗犯罪既遂的数额,应当是受害者实际交付财物的数额,但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额可能由于本身的失误与行为人诈骗所得有所偏差。如受害人被骗交付财物在诈骗者得到之前,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受到损害,如果犯罪者实际得到的数额小于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行为人得到财物少,却按照被害人损失来追究刑事责任,则有对行为人轻罪重罚之嫌。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按照诈骗实际骗得财物来处罚,则能罚当其罪,此其一。其二,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所指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数额。这种对盗窃数额的解释,与诈骗数额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已实际骗得的公私财物数额的观点相一致。虽然这不是对诈骗罪数额的司法解释,但我们可以将它作为解决诈骗数额问题时的重要参考,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应当协调合理。
  其次,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到的财物数额。
  犯罪预备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犯罪中止是自动中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犯罪未遂是指已经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在这些犯罪未完成形态的情况下,不存在犯罪分子“实际所得”的问题,并且被骗人也没有受到实际损失,但行为人主观上是想骗取一定数额财产的,只不过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未完成犯罪,所以客观上无法得到财产,故以犯罪分子希望骗到的财物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是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的,而且也便于在审判实践中掌握。
  (二)关于共同诈骗犯罪中各行为人诈骗数额的认定
  在共同诈骗犯罪中,对共同诈骗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时,应以共同诈骗的总数额为准,还是以各行为人实际所得的数额或参与数额为准?对此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6]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共同诈骗犯罪分子不论是首要分子,还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都应对他们共同诈骗的全部总额负责。理由是:所有共同诈骗犯罪分子都共同参加了诈骗活动,共同造成了犯罪的危害结果。共同犯罪比单独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如果不令他们对总额负责,违背了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从重处罚的精神。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诈骗中的各个犯罪成员,应对他们自己实际所得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是:我国刑法坚持罪责自负的原则,共同诈骗犯罪中的各个犯罪分子同样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诈骗中的各个犯罪成员,应按照其个人实际所得的数额,再考虑他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该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各行为人所得的实际数额,又要考虑共同犯罪中各成员的犯罪情节,根据这两方面情况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诈骗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其所操纵的犯罪集团所骗取的全部数额负责。这是我国刑法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对共同诈骗犯罪中各个犯罪分子诈骗数额的计算,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共同盗窃犯罪中对各个盗窃犯罪分子数额计算的精神来确定。据此,比较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主要理由是:
  1.共同犯罪是危害较为严重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共同犯罪人必须对行为人共同故意支配下的所有犯罪行为负责。在复杂共同犯罪中,由于行为人的分工不同,各行为人自己分工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便成为其刑事责任的基础。但由于组织者、策划者、领导者、指挥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导作用,所有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在这些人的犯罪故意之内,因而这些人就应对所有的共同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对于其他一般参与者,应首先以共同犯罪行为作为基础确定其责任的标准,然后再以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其责任的大小。这种处理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理论,贯彻了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是合理的、科
  2.从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来看,上述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已得到认可。例如《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走私的,按照个人走私货物、物品的价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走私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走私货物、物品的总价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走私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走私货物、物品的总价额处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2条亦对共同贪污犯罪规定了同样的处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对共同盗窃犯罪处罚原则的规定,也同样坚持了这一精神。
  就诈骗犯罪来讲,虽说现行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解释尚未明确规定适用上述原则,但鉴于上述原则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较为广泛地承认,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完全可以在认定诈骗犯罪时予以运用。具体而言,在共同诈骗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应对基于共同诈骗故意支配下的共同诈骗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中,对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诈骗的总数额予以处罚;对其他共同诈骗犯罪中的主犯,应按照其参与共同诈骗的总额处罚;对共同诈骗犯罪中的从犯,应按照其参与诈骗的总数额适用刑法,数额较大的,适用刑法第151条,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152条。在对从犯具体量刑时,还应根据其在共同诈骗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并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拆东墙补西墙”的诈骗行为之数额的认定
  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诈骗行为,是指诈骗分子连续诈骗,不断地以后一次骗得的财物偿还前一次诈骗所得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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