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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建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诚信机制
【英文标题】 Construction of Credit Mechanism on Citize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作者】 李瑜青张玲【作者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商务诚信机制;惩戒制度
【英文关键词】 protection of citizen personal information; business credit mechanism; disciplinary system
【文章编码】 1009-1971(2013)01-0092-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
【页码】 92
【摘要】 当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突显,引发学界、实务界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一系列讨论。在回顾已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诚信机制的建设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议题。应该从承诺制度、程序制度、责任制度、监督制度、档案公开制度等五大方面建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诚信机制。诚信机制需要惩戒制度予以配套。完善惩戒制度,需要明确受惩戒的客体、惩戒的依据、实施惩戒的主体和具体的惩戒措施。对于信息卖方的惩戒,采取分级责任制,从而确保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诚信机制的建设。
【英文摘要】 At present, the disclosure of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fierce discussion abou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mong scholars and community of practic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existing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business credi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the credit mechan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five major aspects, namely procedure system, responsibility system, supervision system, and file - open system. Besides, the credit mechanism needs the support of disciplinary system, which includes specific disciplinary object, disciplinary basis, disciplinary implementing subject and disciplinar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mechanism, the punishment for information sellers should be classified with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esponsibilit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794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日益发达的当下,可商品化的事物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公民的个人信息也随之进入一些不法分子眼中,成为其牟取不法利益、进行精确犯罪活动的有效工具。这不仅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而且给个人的日常生活乃至人身财产安全带来一定的困扰和威胁。探讨和研究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有的学者从公民权利、刑法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保护建议,笔者则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在于诚信机制的建设,所以有必要对诚信机制的价值、内容等作出说明。
  一、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研究的不同视角
  学界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已有多方面讨论,有的学者突出从刑法入罪的角度思考,有的学者从整体构架出发提出防范机制等,这些分析虽然很有价值,但离开诚信机制去思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理清个人信息所囊括的内容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依据。迄今为止,大部分学者主要是采取列举的方式囊括其内容,如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身份证号码、血型、指纹、户籍、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健康信息、财务状况等。不过,已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提升,阐述了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并肯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立法价值{1}。而对于个人信息权到底应以何种形式的权利受到确认和保护,是立法、司法和执法所必须解决的。有的学者将个人信息遭泄露定性为他人对受害者隐私权的侵犯以及公民个人对其信息的失控,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是法律对个人隐私权的保障以及个人对自身信息控制权的实现{2}。有的学者建议,将个人信息控制权和个人隐私权在民法中规定为人格权,这一升华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法律依据{3}。从个人信息遭泄露并被非法利用的严重危害来看,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有着强烈的社会需求。公民个人信息购买者与出卖者之间利诱与被利诱的互动行为是违反正义、破坏市场规则的一剂毒药,日益促成个人信息非法买卖市场的形成,其结果为不法商户提供了开展非法经营活动的原材料,并将危害延伸到公民个人,尤其是公民的自由、安全与人权。在中国,确认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作用的标志为1991年发表的第一份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自此人权的概念和内涵逐渐丰富起来。已有学者从确认公民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入手,构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石,并建议在民法上将公民个人信息界定为人格权,成为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公民个人信息寻求保护的具体法律依据是2009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七)》。其第253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的学者重视个人信息泄露的防范机制建设。面对企业和政府等不同部门的个人信息泄露状况,有的学者指出其是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在技术运用上存在共性,其个人信息泄露根源相似。学者们在进行研究后提出个人信息保护手段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公民个人及信息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二是技术手段,三是法律手段{4}{5}。笔者首先肯定这些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教育是从思想观念上增强公民个人及信息管理单位的信息保护意识,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防火墙和加密等软件技术的革新以应对不断升级的网络技术,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通过立法来确认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权,并出台可行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等重要的法律手段,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根本。但在讨论防范机制时离开社会发展的条件进行抽象的讨论,并不能建立起有效的防范机制。我们必须关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所带来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运作中,诚信对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市场经济活动以交换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而诚信是实现这种交换活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及价值,他们都是不同的利益主体,都有自身独立的要求。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市场交换,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自己本身并没有能力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物质生产资料,同时又没有权利命令他人无偿地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因此就有了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需求。市场上利益主体进行交换,双方都以主体的身份出现,诚信就成为交换活动的基础,因为任何一方的不诚信都可能带来交换活动的终止,或者缔结契约后又通过救济的方式要求赔偿。诚信是市场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和流动的基本条件,但事物往往具有复杂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诚信价值具有内在的需求,但同时其内涵的“物欲化”要素使人们可能对自身利益作不正当的诠释而消解这种需求。所谓物欲化,就其倾向而言实质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对物质的过分崇拜、过分迷恋的现象{6}。它将人从自由自在的生命主体沦为崇尚享乐、没有情趣和理想、均为消费与欲望所支配或满足的工具{7}。而这种现象使得某些人或组织为一己利益而不择手段,逐渐消解了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诚信价值。离开了对诚信机制建设的思考,所进行的个人信息泄露防范机制建设就显得苍白无力。
  有的学者强调个人信息权的刑法保护意义。对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激烈讨论始于《刑法》的第七次修正,学者也对刑法保护的效力进行了研究{8}{9}。从总体来说,《刑法修正案(七)》有关侵犯个人信息权犯罪的补充修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有法律条文仍存在一些不足或欠妥之处,如犯罪主体规定和犯罪客观行为规定的不足等。因此,个人信息权的刑法保护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立法完善,尤其是对侵犯个人信息权犯罪罪名的确定,对犯罪内容及犯罪情节严重性的详细司法解释,以及增强刑法条文与行政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当然,对法规条文等细节问题进行细致推敲,必将对实务界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但在个人信息泄露犯罪事件依旧屡禁不止的大背景下,笔者不禁思考起“现有的研究是否触及了问题的根源,如果不是,那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对刑法保护机制的研究是威慑和抑制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所必需的,但刑法保护仅是一种消极的和治表的事后救济。况且,法律的更新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变化往往存在滞后性,这将为不法分子钻取法律漏洞提供机会。因此,为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最大保护,我们必须从积极防范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构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机制,要转消极为积极,转被动为主动。
  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诚信机制的构建
  诚信机制建设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具有基础性意义。一般说,参与公民个人信息买卖活动的主体,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主体外,还涉及部分政府部门。尽管如此,其活动的本质是商业性的,遏制此不良势头要从源头着手。相对来说,因技术问题导致的信息泄露情况较少,因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网络技术的更新与发展来弥补,而人为因素则是信息泄露的主导因素,尤其是信息出卖者的不诚信问题,为不法分子敞开了违法活动的大门,其危害程度与波及范围也更深更广。因此,隐藏在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诸多因素背后的是商业诚信的严重缺失。个人诚信意识的缺失和集体诚信约束机制的薄弱为不法分子套取信息资料提供了可乘之机,往往使得保密规则在暴利面前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倡导并实践诚信具有根本性意义。
  现代诚信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传统道德层面的诚信,二为现代法律层面的诚信。道德层面的诚信其实主要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通过国民的修养及自律来维持。儒家的“慎独”思想,意指越到独处之时越要洁身自好,因为到此时本性中不好的一面便容易显露出来。不过,道德层面上对诚信的约束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道德约束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儒家的“慎独”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并非人人皆可达到,通常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是,无人之处人性的弱点会暴露得更全面,而非审慎待之。此处其实已经溢出了通常所谓的道德层面了。道德其实恰恰是利用“他者”的眼光对主体自身的行为进行监督,它所依靠的是一种朴素的善恶观念。一方面,这种观念没有强制性,只能带来舆论上的压力,所以难以对真正的违法行为构成打击;另一方面,道德观念自身具有迟滞性,有时也具有陈旧性,所以难以依据道德得出准确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之下,为避免“诚信”沦为一句口号,应该强调从法律层面确立诚信机制的制度体系,并提供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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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涂慧.试论中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49.
  {2}周健.美国隐私权法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J].情报科学,2011,(6):608-611.
  {3}刘士国.新生人格权问题研究[J].法学论坛,2011,(11):5-9.
  {4}兰天.论电子商务中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社会科学辑刊,2011,(3):97-99.
  {5}李广都.建立民生档案应注重公民个人信息保护[J].中国档案,2008,(11):12-13.
  {6}李瑜青.人文精神的价值与法的合理性追问[J].上海大学学报,2008,(1):75-78.
  {7}李瑜青.人文精神与法治文明关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12.
  {8}沈海平.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织就更严密的法网[J].人民检察,2008,(23):13-15.
  {9}刘宪权,方晋晔.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及完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3):120-130.
  {10}李富莹,王仲菊,等.信用惩戒在地方立法制度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尝试[C]//第二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入选论文集.上海:上海法学会,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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