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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
【副标题】 以被害人为视角
【英文标题】 An analysis of the Inspiration to Plea Bargaining from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英文副标题】 In Perspective of Victims【作者】 谢鹏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辩诉交易;刑事和解;被害人
【英文关键词】 Plea Bargaining;Criminal Reconciliation;Victims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6)04—0100—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4
【页码】 100
【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是欧美刑事案件中适用的两类重要的司法制度。两种制度有其相似的地方,也有诸多的不同。其中一点便是刑事诉讼的被害人在两种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较大的差别。而两者的共同基础——社会契约理论和私法中契约自由的观念,以及辩诉交易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得辩诉交易借鉴刑事和解的理念,加强被害人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可能和必要。

【英文摘要】

As two important legal systems applied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riminal cases,plea bargaining and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have something similar but differ in many points,one of which is different status and use of victims in criminal procedure.However,their same base on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in private law,and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plea bargaining,make it possible and necessary that a drawing on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trengthen status and use of victim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66    
  自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了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中国运用辩诉交易制度的第一起刑事案件后,我国的法律界对辩诉交易制度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翻阅发现,我国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这一制度的整体利弊及其在我国适用方面的问题来论述的,很少有人从刑事诉讼被害人这一在辩诉交易制度中或多或少被遗忘的利益群体的角度来分析和品评该制度。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这一角度并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对辩诉交易制度做一浅显的分析。
  一、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概述
  辩诉交易,又称辩诉协商或辩诉协议,它是指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或被告人)在法院开庭审判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检察官通过提供比原来指控罪名更轻的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做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美国刑事诉讼理论普遍认为辩诉交易是一种契约关系。就通常的理解,辩诉交易的当事方是检察官与被告人,法官的作用仅仅是程序性地对交易结果予以确认。而在传统的国家追诉主义刑事诉讼理念中,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公益对被告人进行单向追诉的上位主体,两者之间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位阶之上,因此这两种不平等的主体是不可能进行交易的。但这一理论禁锢在20世纪70年代被最终突破。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国”(Bradyv.United States,397U.S.742)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定了辩诉交易的合法地位。此后,辩诉交易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广泛发展起来,以至于成为刑事诉讼中解决刑事案件的一种主要方式。现今,美国90%以上的刑事案件通过辩诉交易制度得以解决。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最大限度降低诉讼风险、避免被告人受较重的刑罚以及由于长时间接受审判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和物质上的损失等方面具有其他司法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该制度造成的可能对事实真相的掩盖、对被害人利益的忽略等弊端,则成为其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
  与辩诉交易发生在国家权力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不同,刑事和解发生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刑事和解,又称犯罪人与受害者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其基本涵义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些受过训练的自愿者)使犯罪人与被害者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最终为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而创造条件。{1}通过面对面的会商,加害人了解到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而被害人则有机会对最理想的听众——加害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降低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痛苦。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的亲属或其他人员也会参与到会商之中。在此会商中,当事人会讨论发生了什么、犯罪对各自生活的影响,以及对犯罪的其他感受。最终,他们会尽可能地达成赔偿协议,以修复犯罪带来的损害。由于刑事和解在被害人权益保障方面的特殊价值,自1974年加拿大门诺教派设立第一个被害人——加害人调解程序以来,它已在美洲、欧洲得到迅猛发展。
  二、从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产生的背景考量
  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同是刑事司法制度,并盛行于欧、美等当今的司法实践,那么这两种制度在构造上有何异同呢?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想传统为基础。由于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自由观念是这两种制度产生的共同文化基础。因此两项制度中的核心内容是当事人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的协商,通过相互间的“讨价还价”来达成最后的协议,这不能不说是私法中契约自由思想对公法领域的渗透;法官仅对协商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程序性的审查,确认协议的达成是否建立在双方自愿、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上等等。而且由于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都是在正式审判程序之前插入的便捷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当事人之间的充分协商使得刑事案件得以迅速解决,大大缩短了刑事案件的结案周期,节约了司法资源,二者在效率价值上的充分表现,直接构成了其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依据。
  但二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完全不同。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的犯罪率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刑事案件的数量成倍上升,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人口、数百万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种族冲突都对控制丑陋的犯罪现实、规制有点动荡的社会施加了压力。{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为了及时处理积压的刑事案件,同时为了避免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就开始采用与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协商和交易的方式来处理刑事案件。由于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诉讼效率,所以其在美国绝大部分州被广泛采用。而刑事和解则产生于两个社会背景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两个背景因素是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从18世纪中叶到二战之前,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的研究一直是犯罪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刑事被害人作为研究对象则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德国返祖学家汉斯·冯·亨蒂希于1941年发表的《论作案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文率先提出被害人在犯罪学研究中的地位,由此掀起了国际范围内被害人学研究的浪潮。为了实现对被害人的保护,从1963年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开始对受到暴力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提供国家补偿。后来英国的法律改革者感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能无视被害人,提出在赔偿被害人的同时,应着力于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自此,“和解”成为被害人学的重要概念。与此同时,监禁、矫正的政策却陷入了濒临失败的困境。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无论是隔离式监禁还是治疗式监禁,都没有在促使罪犯复归社会的价值目标上取得成功,罪犯监禁释放后的再犯罪率相当高。这种现状使刑事司法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向行刑社会化,将罪犯交由社会改造,使之不脱离正常社会环境的条件下进行人格重塑。这一思想与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寻求与加害人的和解——不谋而合。对被害人进行犯罪侵害的恢复性治疗与对加害人进行监狱外的复归性治疗这两种需要在刑事和解的理论框架内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于是,刑事和解的起源成为必然。小词儿都挺能整
  两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决定了两种制度在价值追求上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二者在制度构造上的诸多不同。首先,协商主体不同。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与被告人,这就决定了辩诉交易是公共利益与被告人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过程;而刑事和解的主体则是被害人与被告人,由此决定了和解过程是双方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平衡。其次,适用条件不同。辩诉交易是检察官在认为证据不足、存在对被告人无罪判决可能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不得已方式,其要解决的就是被告人是否认罪的问题,否认犯罪是辩诉交易的预设前提;而刑事和解通常需要在证据充分、责任归属明确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它是以被告人有罪答辩为前提,“被告人是否有罪”不在和解调停之内。第三,协商结果与对被害人赔偿的关系不同。辩诉交易的内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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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评价(J).现代法学,2001,(1).

{2}国家森.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31.

{3}刘方权.论刑事法中的两种契约关系——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A).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7—434.

{4}(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2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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