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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法家的现代性及其理解方式
【英文标题】 The Modernity of Legalism and its Way of Interpretation
【作者】 喻中【作者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文关键词】 法家;现代性;社会科学;战国;法治
【英文关键词】 Legalism; Modernity; Social science; Warring States; Ruling of law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58
【摘要】 法家的现代性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理解。法家学说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可以体现法家的现代性。法家学说与近代以来新的世界局势高度契合,为法家赋予了现代性。法家学说作为一种法治主义学说,同样可以支撑法家的现代性。法家的现代性意味着,法家不仅仅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学派。法家是古代的、历史的,同时也是现代的。法家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根据法家思考中国,思考世界,思考当代,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甚至是迫切的。
【英文摘要】 The modernity of legalism can be understood from many aspects. As the nature of social science, the legalist school can reflect the modernity of legalists. Legalism agrees with the “new Warring States”, which can give modernity for the legalist. As a doctrine of rule by law, the legalist school theory can also support the modernity of legalism. The modernity of legalism means that legalism is not only a school which emerged in the time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ut an ancient, historical and modern one. Legalism stems from China, and it also serves the world.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possible, even urgent, to think about China, the world, the contemporary times according to legal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574    
  
  论及法家,人们习惯想到的是先秦法家。似乎法家就是先秦法家,就是管仲、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人所代表的学派与实践;似乎法家仅仅就是一个与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诸子百家并立的学派。这种印象虽然是有历史依据的,但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在先秦之后,法家依然存在,无论是法家的学说还是法家的实践,都一直在延伸,且至今不息。这就是说,法家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如果说,古代的法家主要见于先秦,那么,法家的现代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法家的现代性?这些追问,都可以凝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法家的现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对于这个命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申说。
  一、法家学说作为社会科学
  法家的现代性,首先体现在法家学说所具有的社会科学的性质,这是立足于法家所创造的理论学说在知识属性上做出的判断。在传统中国,法家之学属于“子学”或“诸子学”。在现代中国,按照新的学术分科体系,学术界关于法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哲学、法学诸领域。在法学的领域内研究法家,一般着眼于法律史学。更具体地说,法家主要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主题,这就是说,法家主要是“专门史”框架下的一个问题,一个“史学问题”。在哲学领域,法家主要是“国学”或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说到底还是“专门史”的内容。因此,在当代中国学界,关于法家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可以归属于史学方面的论文或著作。按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二元划分,史学归属于人文学科。这就意味着,在既有的知识生产中,法家研究主要是人文学科研究。然而,法家研究也可以立足于社会科学。法家的社会科学属性,可以说明法家的现代性。
  法家学说的社会科学属性,可以在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中来理解。经学家兼史学家蒙文通(1894-1968)在《法家流变考》一文中,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兵、农、纵横统为法家”。蒙文通认为,《汉书·艺文志》分述法家、农家、兵家、纵横家,但是,后面三家其实都是法家的工具。贾谊的《过秦论》称:“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1]。蒙文通解释说:“立法度,所以为法也;务耕织,所以为农也;修守战,所以为兵也。又外连衡而斗诸侯,则商君得非亦纵横之流耶!盖法家莫不以富国强兵为事。故非徒‘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而已也,又有其所以富强之工具焉,则农、兵、纵横之术是也。农以致强,而纵横则为外交术:皆法家之所宜有事者。”商鞅如此,其他法家人物也是这样,“观于商鞅、李悝、吴起、范睢、尉缭之事,则知法家者,非徒务法而已,又多挟兵、农、纵横三者以具,而达其富强之旨焉。言法家者,固当统此三者以为说也。自刘向校书裂而为四,后世不察,别其农战富强之术、纵横外交之权而外之,于是法之为法,竟不复明,亦可惜也”[2]。
  蒙文通甚为惋惜的“法之为法,竟不复明”,是说法家的本来面目被遮蔽了,法家的本来面目无法显现出来。法家的本来面目不仅仅是立法度,法家还务耕织,还修守战之具,还讲究合纵连衡。以现在的学科分工体系来说,法家同时关注法律、经济、军事、国际政治与外交。这几个领域,涉及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几乎可以覆盖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蒙文通虽然没有以“社会科学”直接命名法家学说,但他重新划定了法家的范围。他重新界定的法家学说,几乎可以对应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蒙文通虽然是经学家与史学家,但他已经在无意之中打通了法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关系,为我们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理解法家学说提供了可能性。
  蒙文通对法家的认知与论述,主要还是在中国固有的知识框架下展开的。相比之下,马基雅维里(1469-1527)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法家的更好参考。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马基雅维里虽然活跃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虽然距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被视为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如果要为马基雅维里的学说贴一个标签,那么,“现代性”一词是非常适合的。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性,得到了诸多经典作家的认同。譬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近代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以及近代的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3]。在此之外,马克思还谈到:“马基雅维里、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布斯”这些人,“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4]。也许正是由于马基雅维里学说的这个特质,西方学者认为:“马基雅维里不仅是现代政治的鼻祖,也是现代历史主义的鼻祖”[5]。马基雅维里既是现代政治学的鼻祖,当然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先驱。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他是从理性与经验中寻找国家、政治、社会的规律;马基雅维里能够把政治科学、社会科学与伦理学、神学有效地割裂开来,这样一个特点、优势、能力,有效地铸造了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性。
  从马基雅维里看法家,法家的现代性也是按照同样的规律、同样的方式铸造而成的。以韩非的学说为例,在体量较为庞大的《韩非子》中,韩非就像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那样,比较彻底地放逐了道德主义与信仰主义。道德主义即伦理,信仰主义近于神学。有一种观点认为,韩非承袭了荀子的“性恶论”,韩非习惯于以“性恶论”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譬如,政治学家萧公权就认为:“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法家诸子则更进一步,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于是其刻薄寡恩、专有威势之主张遂成为理论上不可避免之结果。盖《韩非子》认定自私为人类之本性,虽家庭骨肉之间所不能免”[6]。韩非确实看到并彰显了人的自私本性。但是,人性自私与否,并不是一个性恶或性善的问题。事实上,韩非既不主张性善论,也不主张性恶论。如果说韩非也有人性论,那么,他的人性论其实是“利害论”或“趋利避害论”。韩非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所有人都把利与害作为选择的依据,并以此决定自己的立场与行为。韩非以利害论看待各种关系,把所有关系都归结为利害关系。譬如,君臣关系就是利害关系,正如《韩非子·难三》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人的本性趋利而避害,以这样的原则与立足点理解国家、理解政治、理解社会,就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是“从理性与经验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就像马基雅维里学说那样,韩非学说同时具备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诸品质。韩非学说通过“祛除德性、祛除神性”,有效地把政治学说从古老的道德学说、神话传说中抽离出来,把政治神学中的政治转换成为政治科学、社会科学中的政治。
  在先秦法家的人物群像与理论密林中,在韩非之外,其他人同样习惯于秉持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立场。譬如,《商君书·更法》称:“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强国、利民为归依。《商君书·农战》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学。《慎子·君人》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这也是理性主义的政治学观点。当然,在法家诸子中,韩非是公认的集大成者,韩非把法家的政治科学、社会科学性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学者习惯于把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相提并论[7],这种韩、马并称的言外之意是,韩非是东方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是西方的韩非。如果说马基雅维里代表了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的现代性,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韩非则代表了法家学说的现代性。
  把韩非学说的现代性扩张至整个法家群体的论著,把法家之学与马基雅维里之学进行比较与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学说具有相似的品质。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性品质,就是法家的现代性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秦法家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孕育了现代性的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站在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立场上看,法家学说似乎是邪恶的学说。譬如,哲学家劳思光说:“韩子之说虽与儒道二家之言皆有渊源,然其方向则是否定二家之价值观念,截取其言,以为权术之用;此所以法家思想为中国古代思想中一大阴暗、一大陷溺也”[8]。劳思光又说:“知秦之暴政者多矣,然秦之暴政乃法家思想之当然结果,则为此段历史之重要真相”[9]。据此,法家学说是暴政的根源。政治学家萧公权说:“秦朝是帝制中国的第一个专制王朝,其主导思想与政治运作完全根据法家思想”[10]。据此,法家学说又是专制的根源。按照这样一些论断,法家的思想学说是阴暗的、专制的,几乎没有正面价值。但是,这样的评判主要是基于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审视法家学说、法家实践的结果。事实上,法家学说主要是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它就像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一样,是在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审视政治与国家的产物。从时间、年代来看,法家学说既是中国古典的社会科学,但是从内容、精神来看,法家学说蕴含了足够丰厚的现代性。
  二、法家学说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相契合
  法家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回应近代以来这个充满不稳性定、不确定性的世界局势,它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学说首推法家学说。正如吕思勉所见:“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11]。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先秦时期,能够有效地践行法家学说的国家都成为强势国家,不能有效地践行法家学说的国家最后都在竞争中败亡。这个基本事实表明,法家学说是战国时代各个国家“求生存”的思想指南。在西周以前,中国在较长时期内维系了“大一统”的格局,西汉以后直至清代,中国在总体上维系着“大一统”的格局。在西周以前,法家学说还来不及萌生;在东汉以后,法家学说已经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这样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社会背景下,法家学说才能发挥它的效用。
  如果我们把先秦时代的战国称为“旧战国”,那么,19世纪以后时至今日,中国所置身于其中的同样是一个充满斗争的、不稳定的、不确定的世界局势。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这个世界局势中。正是这样的局势,为法家赋予了现代性,同时也促成了新法家思想与新法家实践的兴起。正如现代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所见:中国的环境“到了近代,便大大起了变化,在各国大变化之中,其关系最为重要的,似莫过于国际环境的大变化。因国际环境的大变化,于是又引起国内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大变化。这种种大变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说空前绝后,退一步说,至少也与由周变为秦的战国时代之一切变化有相似的重要性。战国时代的一切变化将整个中国历史改换了一个新局面,近代以及今后的一切变化,又要将整个中国历史重新改换一个新局面”[12]。
  比较“旧战国”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异:中国走入“旧战国”,主要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其时,周王室逐渐暗弱,逐渐丧失了对于各路诸侯的掌控能力、整合能力,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此形成。但是,近代中国开始走入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世界之初,却是一个被迫、被逼、被动的过程。在东西列强的武力威胁下,近代中国只能适应新的世界局势。一旦进入这个新的世界局势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从政治上看,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政治格局主要是由朝贡制度所支撑的天下体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汉代以后的历代君主甚至比西周天子享有更大、更多的权威性。在天下体系中,任何类型、任何地方的人,要么是华夏君主的子民,要么依附于华夏文明的衣襟。因此,在天下体系中,一切政治都是内政,没有真正意义的外交。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新的世界局势的到来,天下体系变成了万国体系。在万国体系中,华夏朝廷、华夏君主一直享有的独尊地位迅速矮化、随即崩塌。政治的核心不再只是内政,而是内政与外交。在曾经的天下体系中,因为没有实质性、平等性的国际竞争关系,富强不是政治国家的核心目标。但是,在万国体系与国际关系中,如何在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竞争、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至少保持自己的生存,变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追求富国强兵,成为了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至于实现富国强兵的方式、方法、路径,倒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对富国强兵的追求,正是法家学说的核心旨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家学说满足了中国在19世纪以后的现实需要,法家的现代性由此体现出来。
  第二,从经济上看,法家秉持的经济功利主义,也满足了19世纪以后的中国的现实需要,这一点,也为法家赋予了现代性。对比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与儒家,可以发现,法家讲功利,儒家讲仁义。《孟子》首篇《梁惠王上》开篇就辨明了这种差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在这里,孟子论证了先义而后利、见义而忘利的必要性,代表了儒家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立场。但是,这样的观点显然不能让梁惠王信服。在战国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如果不着眼于功利,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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