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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中国宪政模式?
【副标题】 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作者】 强世功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国家一政党”体制;“单一政党宪政国”;党和国家的分权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952
【摘要】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巴克尔提出了完善“单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有关构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101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宪政体制?当下中国是否存在着宪政?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国学者在过去几十年来或明显或潜在的辩论话题,而这样的辩论同样具有西方思想的背景。
  18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开始用宪法组织起来时,宪政(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就用来表达用宪法组织国家且政治运作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政治形态,而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法律,无疑反映这个国家最高的价值追求。二战以来,基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及随后冷战以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不同价值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自由主义为了战胜其他价值,开始强调宪法所体现的价值要素,导致“宪政”概念逐步脱离“宪法”概念,变成某种价值的体现。若从价值角度来讨论宪政,至少有五种宪政形态:传统国家主义宪政(traditional nationalist constitutionalism)、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自然法宪政(natural law constitutionalism)、神权宪政(the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和理性主义宪政(rationalist constitutionalism)。[1]
  在众多的宪政价值中,自由主义宪政所体现的价值随着二战和冷战的胜利而获得了某种普遍性,由此成为评判其他宪政体制的理想标准。不仅自由、人权成为宪政的核心价值,而且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之类的制度安排,甚至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之类的政治制度都成为理想宪政的标准。[2]按照这个宪政标准,体现其他价值的宪政可能就不是宪政,甚至乃是反宪政(anti-constitutionalism)。于是,“宪政”概念就逐渐变成了操控意识形态正当性话语的手段。[3]而在冷战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在否定苏联的宪政体制的同时,也将中国宪政制度置于苏联社会主义宪政体系的背景之下,认为中国宪法与苏联宪法一样属于专制政体或极权政体的一部分。由此,20世纪基于苏联极权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与19世纪以来基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一脉相传,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4]
  如果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否定新中国以来的宪政制度不过是现代西方在其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罢黜百家”,否定其内部的共产主义体系和其外部的中国文明传统以及伊斯兰文明传统,从而“独尊”基督教一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这场从17世纪开始的漫长历史努力,直至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西方正统意识形态建构的完成。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在这种“大一统”背景下宣布所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努力以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已经终结。[5]西方自由宪政代表了人类未来唯一的价值规范,由此构成所谓规范宪法学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后冷战西方世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将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化到”美国主导的“大一统”格局中,这构成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提出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旨。西方学术界总结了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成功经验,即动员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力量”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由此,“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就成为后冷战以来西方学术界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成为对抗、瓦解“国家”的理论工具。自由、人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民运动、法治、宪政和民主等都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理论关键词。[6]这些概念与“软实力”、“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和“新战争”等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后冷战时期以来的文化思想景观。
  然而,西方学术界倡导以“社会”对抗“国家”,却没有料到全球化背景下本·拉登这样的社会力量以最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全球化国家机器。9·11事件影响了西方学术走向,西方的问题不在于市民社会如何对抗国家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如何认真对待宗教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开始被关注。“国家与社会”范式很快淡出了西方学术界。“文明冲突论”差不多取代了“历史终结论”,[7]西方学术界以更深远的历史眼光看待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甚至西方文明本身,严肃的政治哲学思想重新获得更广泛的认同。[8]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随着东欧和苏联崩溃,反而伴随着市场改革、全球化而强劲崛起。这也迫使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认真对待中国,“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在西方学术界孕育而生。[9]其中,对中国宪政体制的讨论也不再把中国归入苏联共产主义传统中加以讨论,反而关注中国独特的宪政体制。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不再是中国实现宪政的障碍,反而成为中国形成独特宪政传统的有利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再是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象征,反而成为“国家一政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10]以至于“重新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倾向。[11]甚至连提出“历史终结”的福山也加入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12]并把中国政治体制视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秩序。[13]
  无论是讨论中国模式,还是讨论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独特之处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美国学者巴克尔(Larry Catd Backer)看来,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中国宪政制度的核心,中国由此形成不同于西方自由宪政模式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即“单一政党宪政国”(a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t state)。[14]巴克尔出生于古巴,后来移居美国,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同时担任华盛顿和平与伦理联盟(Coalition for Peace & Ethics, Wash-ington, D. C.)的主任。尽管巴克尔教授在法学院讲授宪法、公司法、欧盟法和比较法等传统法律课程,但他自己的研究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科专业研究,而是围绕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人类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权力关系组织起来的,这种将人类组织起来的机制就是他所关心的“法”。由此,不仅美国联邦宪法是法,《圣经》、微软公司的章程是法,而且结婚宣誓、入会的仪式也属于法。也许正是这种社会科学的理论立场,使得他在研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秩序安排中,特别关注权力/法律的运行过程,包括规则制定、执行和解释的机制,也特别关注权力/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保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影响,他参与组织的华盛顿和平和伦理联盟也是一个试图保持意识形态中立、不受党派意见影响的独立研究机构。[15]
  巴克尔教授并非汉学家,也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和中国文化并不熟悉,相关的文献掌握也不全面,以至于他对中国当代宪政体制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有些简单。但是,巴克尔对中国宪法的关注基于他对人类组织中权力/法律机制的兴趣,由此能够将中国宪政、美国宪政和伊朗宪政放在一起比较其运行机制和价值的不同。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和非党派化的学术眼光,使得他能够有效地避开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对中国宪政和法治的流行看法,提出一些富有创见性的洞见。
  在他看来,目前全球具有三种宪政模式,其一就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这种“超国家宪政”首先表现在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宪法重建。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自由、人权价值以及自由宪政的模式来建构的德国宪法与日本宪法,其核心就在于用国际人权规范来约束国家主权,使国家主权服从于自由宪政体制所建构的国际法律秩序。其次表现在东欧和苏联同样按照自由宪政模式加以重建。其二就是以伊朗1979年宪法为代表的“神权宪政”(theological constitutionalism)。这种宪法模式确立了西方式的国家机器,甚至建立人权保护、权力制衡等宪政制度,但其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最根本的、最高的实质性价值规范并非自由和人权之类的世俗价值,而是伊斯兰教确立的价值规范。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制定的阿富汗宪法和伊拉克宪法,完全不同于二战后的德国宪法和日本宪法。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具备了“超国家宪政”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质内容上都采取了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两部宪法中毫无例外地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家最高的价值规范,使得国际人权规范在这两个国家必须服从伊斯兰的宗教规范。其三就是中国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这种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巴克尔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政体归入“理性主义宪政”。不过,在巴克尔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宪政模式一方面与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有相似的地方,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高的社会规范价值超越于宪法之上;另一方面又类似于“超国家的宪政”模式,因为中国共产党承担的价值规范权威的基础在于“学说/教义”(doctrine),而这些学说本身是普遍的、超国家的。不过,他最终认为中国宪政类似于美国宪政,属于古老的国家主义宪政,主张国家主权至上,超越于国际法律规范之上。由此,在他看来,宪政的未来究竟采取国家主义宪政,还是世俗的超国家宪政,还是宗教的超国家宪政模式,依然处在不确定的变化之中。[16]
  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述巴克尔对宪政的独特看法,也不打算讨论中国宪政体制究竟属于哪一种宪政模式,而是初步介绍巴克尔教授关于中国宪政模式的论述,以期引发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讨论,深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
  二、“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起源及其发展
  现代国家建构是经由对传统的革命而确立起来的。从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构成了全球范围内现代国家建构的浪潮。俄国十月革命继续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从而将自由权利从资产阶级推进到无产阶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区分,但二者都共同分享了现代性的基本命题。由此,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与资本主义国家建构无疑要分享一些共同的基础,比如都将公民权利义务和国家机构的权力运作用宪法规定下来。尽管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共产党的领导,由此构成独特的“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the State-Party model of governance)
  (一)“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起源及其困境
  “‘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列宁集中讨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的关系。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表象,是由于社会分化导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为了镇压和统治另一个阶级才建立并使用的暴力机器。如果说国家乃是工具和机器,是一种政治的形式,那么无产阶级是否可以利用国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呢?比如说无产阶级利用议会中的合法斗争来改善自己的福利。这其实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持续存在的主张。这种主张被恩格斯和列宁批评为“修正主义”,因为这种主张假定国家机器及其相应制度(比如法权、议会制度等)的正当性,并且认为这些制度都是永恒的,而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机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学说。
  《国家与革命》就是列宁与修正主义思想论战的产物。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法律观,即国家绝不是简单的、似乎谁都可以平等加以利用的“价值中立”的机器(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虚伪性所在)。国家的本质乃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是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多数劳苦大众的工具。由此,国家乃是暴政和不义的象征,它不仅维持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且少数人基于不义(比如剥削)而积累了针对多数人的优势,国家非但没有矫正这种不义,反而用暴力维持了这种不义,并试图将这些不义合法化(整个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这无疑强化了这种不义,促进了这种阶级的不平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国家”虽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在根本上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因此,正如“统治”概念意味着不义一样,国家这种形式就像手铐一样意味着不义。由此,一个由自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存在阶级,也不会存在统治,自然不需要国家。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普遍、永恒的社会正义,就必须把废除阶级进而消灭国家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为一个普遍正义的社会关系乃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种相互合作奉献的社会,不需要国家这样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在废除国家的同时,需要探索一种集体生活的不同形式。
  由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中,党与国家始终处在永恒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一方面,在阶级对立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本身包含了腐败的因子,因为国家机器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停滞,尤其可能出现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将国家作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进而在革命之后形成“新阶级”。
  鉴于共产主义乃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且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得不借助国家机器。为了将党与国家的潜在张力降到最低限度,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即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要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增加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等。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需要利用国家力量来消除阶级对立,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积极创造条件。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最终废除国家之间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是火炬手,是先锋队,照亮未来的发展道路,因而共产党必须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由此,“党既要作为先锋队的理想,又要党卷入到国家治理中,是这个过渡期的治理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17]在巴克尔看来,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政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乃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贡献,其核心就在于,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先锋队政党必须临时性地利用国家来消灭国家本身,并且最终消灭自身,将国家与政党融入到人民之中。然而,这个“国家一政党”体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即这个先锋队政党(vanguard party)有可能蜕变为它所取代的阶级政党(class party),从策略性地利用国家机器转向完全依赖国家暴力机器,从而使得临时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种持久的统治模式,甚至压制性的无产阶级民主。
  不幸的是,斯大林在苏联证实了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宪政模式过程中的担忧。一方面,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理想,从先锋队政党蜕变为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集团,从而陷入日益严重的腐败之中。党内民主受到了遏制,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变得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最后变成了个人专断。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完全陷入国家机器中,国家的暴力职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国家暴力不受法律的约束,缺乏法治约束的权力变成了恣意的、赤裸裸的暴力。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不是利用先锋队政党在群众的感召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完全利用国家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残酷的肉体消灭的暴力方式来消除党内外的一切异己力量。由此,苏联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强调“专政、官僚制、服从和一元化的国家结构”,党内缺乏民主,国家缺乏法治,最终堕入“极权主义国家”。[18]
  在巴克尔看来,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未能容纳宪政的基本理念,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法治。因为在巴克尔看来,宪政的前提或者根本乃是法治,即法律具有稳定的权威,而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地位的就是宪法。法治的重要意义在于法律本身的治理特性:一方面,法律能够稳定地、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而为现存秩序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法律又是可以修改的,可以准确地反映人民意志或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由此,社会主义宪法完全可以利用法治来调节党与国家关系,从而使得未来理念与现实条件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二)“国家一政党”体制的新发展:“单一政党宪政国”
  正是基于对苏联宪政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巴克尔特别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政的发展。尽管巴克尔并没有集中讨论“八二宪法”之前新中国宪政的奠基和发展,但他敏锐地注意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处理党与国家关系上与苏联的根本区别,即新中国始终保持“国家机器的尝试性,并强调国家机器作为工具而非机构的特征”。[19]他借用美国汉学家陆思礼的研究,强调新中国如何有弹性地使用法律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20]
  事实上,强调新中国与苏联的区别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巴克尔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区别,尤其从列宁创设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看,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
  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锋队政党的特征,从来没有放弃革命的政治理想,尽管可能一段时期曾策略性地调整革命的目标。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并主张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时,中国共产党就将赫鲁晓夫看作是修正主义。在当年导致中苏政治分裂的中苏论战中,分歧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革命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当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时期从先锋队政党变成阶级政党,哪怕是“全民党”,也意味着背离了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从而加速了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和堕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不断的运动和革命,保持了党的先锋队特征,从而成功地避免了苏联面临的先锋党官僚化危机,为改革开放之后法治重建过程中有效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虽然进入国家机器之中,但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完全堕入国家机器中。党时刻警惕面临着官僚化的危险,并始终将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帮助群众和教育群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样就使得党与国家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张力之中:党进入国家之中,但又超越于国家之上,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当苏联共产党完全官僚化,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中,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最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超越于国家之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法治。除了文革时期短暂的中断,中国共产党始终意识到宪法和法治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即党在政治上超越于宪法和法治,但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行动上又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这无疑容纳了法治的要素。改革开放之后的修宪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建,无疑是恢复并重建“五四宪法”奠定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而这种恢复和重建,意味着开创了一种新的“国家一政党治理模式”,一种既不同于苏联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不同于之前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为随着“八二宪法”的通过,中国宪政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概念转型,“理解这种概念转型有助于理解后毛泽东时代出现的国家、党和政府关系的新观念以及在法治的框架中将这些关系组织起来”。[21]这种根本性的概念转型不仅在于出现了法治和宪政观念,而且在于党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
  这项事业的关键不仅在于容纳法治和宪政主义的世界观(Weltanschaung)。从“党”所主导的革命群众运动转向同样由“党”主导的位于国家核心地位的统治机器用了半个多世纪。尽管如此,变化的轮廓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目前,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理解为外在于任何合法权力的革命纽带的观念,与其努力保持作为政治权威的最高体现、从而推动监督国家机器的巨大政治运动之间,鸿沟越来越大。因为从党的观念出发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发生在国家之内,而非国家之外,这并不具有苏联模式的个人主义转向,似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其一个多世纪之前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但看起来更加可信的道路。1979年还有点反宪政的因素,但在2008年,就会发现理论框架有点不同,即提出了“单一政党宪政国”(a single party constitutionalist state)。正是从“有点不同”开始,会萌生出一种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a uniquely developing the-ory of governance)。[22]
  为了阐述“单一政党宪政国”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新模式,巴克尔勾画出从毛泽东奠基、经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不断巩固和深化的“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使得其中一些关键性要素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巴克尔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宪政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党的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处于外在者的位置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先锋队政党,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即使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认为自己外在于国家机器。” [23]因此,在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党从国家之外转向国家之内的漫长过程,其中的政治动荡就与这种转型有关。党在国家之外就意味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群众路线,强调去制度化,从而将关注点集中在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上,而非关注国家机器和制度建设。这种趋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制度建设,国家机器随着“八二宪法”的通过逐步完善。随着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也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这就意味着党与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党成为国家机器运作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理解中国的宪政体制,还是理解中国的法治,都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人手,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制度运作。
  (三)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价值规范与政治公民
  政党是现代政治运作中最重要的力量,不理解政党就无法理解现代政治。[24]现代政治中演化出两种类型的政党:其一,作为利益集团而形成的政党。这种政党就演化成目前西方政治中的选举型政党,从而形成多元政治的格局。“选举型政党在法律上讲就相当于一个公司,先有成员,然后组织公司,公司目标就是韦伯说的攫取利润,政党的目标就是获得权力,与公司攫取利润是一模一样的。” [25]这种利益集团或者宗派意义上的政党就是联邦党人在美国建国过程中反复批判的“宗派”(faction)。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批判了类似的“宗派”,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派主义”。因为构建统一的国家需要的不是“宗派”之间的“党争”,而是统一的人民意志的形成。其二,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这种政党是基于终极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使命而产生的。“不是先有党员,然后大家组织在一起形成共产党,然后要夺取政权。相反,整个逻辑是颠倒过来的,先有一个政道在,有‘天命’在,有领悟到这种天命的先知或者导师,然后在精英群体中培养门徒,从而形成一个先锋队组织,这就是党员组织,再去动员整个社会大众。” [26]这种政党组织具有某种救赎主义的宗教色彩,但其目标不是单纯的心灵或精神救赎,而是夺取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终废除国家和政党本身。
  巴克尔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是基于西方政党的选举程序,而在于它所承担的终极价值规范。这些价值本身是超越于政府的,连同国家机器都没有权力去改变这些价值。正因为如此,巴克尔比较了中国与伊朗的宪法,发现二者有类似的地方。比如在伊朗宪法中,国家机器本身必须服从于最高宗教领袖设定的终极限制,而在中国宪法中,国家机器也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伊朗的最高宗教权威必须服从神学上的严格限制,即什叶派伊斯兰教(Shia Islam),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两个超级结构高于国家机器,尽管国家机器负责直接治理人民,但国家机器的权力又要服从于更高的政制权威,在伊朗就是‘护宪委员会’(Guardian Counsel),一种政治上建立起来的宗教团体,而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 [27]当然,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一样包含了法治和宪政的发展要素。
  尽管巴克尔将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做比较,从而试图找到二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但巴克尔更关注这几种不同宪政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
  这些宪政模式很关键的不同,就是建构治理边界的规范和这些规范运作机制的渊源不同。世俗的超国家宪法要服从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一套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治理规范;神权宪法要服从某种普遍化的宗教中的命令和规则。不同于这两种宪政模式,中国的宪政国家将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化规范适用于具体的相关情景之中,而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关注共产党由政治公民构成,而且通过共产党的过滤,公共善(common good)被人们所理解并被适用。[28]
  由此可见,中国宪政模式中的价值规范是开放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对其“学说/教义”的理解甚至是实用主义的。这在中国的语境中就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等。不同于超国家宪政模式和神权宪政模式中对规范价值的普遍性和不变性的强调,中国宪政模式对规范价值的开放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恰恰反映了对“公共善”的高度关注,而这些“公共善”的形成需要经过由政治公民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的整合和过滤。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关注由“政治公民”(politicalcitizenship)所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经济和社会公民”(economic and social citizenship)的社会大众的关系。正是“政治公民”与“经济和社会公民”区分,才使得“国家-政党”体制中需要区分党和国家,进而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
  三、党和国家的分权
  “八二宪法”之所以是“单一政党宪政国家”的开端,就在于理顺了党与国家的关系。“其一就是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相分离。其二是将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法律化。” [29]这就使得党和国家都开始服从法律规则的治理,从而把党的机器、党与国家的关系纳入法治宪政的框架结构中。
  (一)事实与规范的分离:党与国的分权
  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分离必然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党与国家的职能和职权,由此导致治理权力的划分。巴克尔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包含的党政分离的思想。比如党不宜管案件的审批;党负责处理党内的纪律问题,而把法律问题交给国家的司法机关来处理;党不宜管的太多太细,应当把权力下放,将权力交给各级政府去管,从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留下足够的空间等。
  在处理党与国家的权力划分方面,巴克尔并非着眼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职权划分,而是紧紧抓住邓小平提出的“国家制度建设”这个关键来考察党与国家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制度建设最终要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运行模式: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社会的模范,努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原初构想的无国家制度,同时承担起为社会提供政治价值的任务。正是借助这些政治价值,国家的行为才能被理解和适用,国家权力也才能被解释。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既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党与国家的分离,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国家在日常生活方面服务于人民,而党则通过为国家提供价值体系而服务于国家。国家的运作需要通过法律规则来进行,而法律规则的恰当运用则需要依赖这套政治价值。[30]
  由此可见,巴克尔紧紧抓住了现代性政治面临的基本难题,即事实与规范分离导致价值规范领域中的“诸神之争”与事实领域中权力运作的理性化。[31]正是从现代性政治的根本难题出发,巴克尔试图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而把国家看作是理性化的权力运作机器。由此,党与国家的关系被他理解为“意识形态”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国家与党之间,国家机器被一分为二:一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西方的制度化的统治模式,而另一半则符合对政府和政治进行融合的理解。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直进行这种融合。国家机器的这种分裂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很难建立这样的机构建制(institutions),它既能够促进与其他国家交流,同时又能够成为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实质性基础。国家权力的机构建制采取一些形式化的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无疑是一种西方模式,即一个政治实体用国际社会(th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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