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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重复诉讼判断标准检讨
【副标题】 以法释(2015)5号第247条为分析对象【作者】 段厚省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重复起诉;诉讼标的【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5【页码】 9
【摘要】

关于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一度存在认识分歧。2015年,法释〔2015〕5号在第247条第1款首次规定了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在实践中却产生了诸多问题,因此有予以检讨的必要。从目前实务中所遭遇的问题来看,将当事人和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并列作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要素,并不合理,应予剔除。但是,若仅以诉讼标的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依据,在面对当事人将前诉实体性先决问题作为后诉之诉讼标的,或者当事人在前后两诉中对相同实体性先决问题进行不同主张时,也会遭遇困境。为此,可考虑建立中间判决制度或争点效制度与之相辅。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60    
  
  

一、问题的提出

禁止重复起诉乃是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上基本原理之一,我国学理与实务乃至立法对于禁止重复诉讼早有共识。一度存在困惑的问题有二:一是禁止重复起诉的理论依据问题;二是判断当事人所提之诉构成重复诉讼的标准为何。关于禁止重复起诉的理论依据问题,并无司法实践上的紧迫性,可予学理充分的讨论空间。[1]关于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问题,因具有司法实践上的紧迫性,则有统一认识的现实需求。若学理持续认识不一,必然会将理论上的分歧传递到司法裁判中去,而导致司法裁判上的混乱,进而动摇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打破法律规范稳定国民行为预期的功能。然而在此问题上,我国无论学理还是实践,都曾长期存在分歧。就学理而言,根据我国学者柯阳友教授的总结,[2]有关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完整的诉是由主观与客观二要素构成,前者为当事人,后者为诉讼标的,此二要素均相同者,即构成重复诉讼;[3]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主要争点(攻击防御方法)作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4]第三种观点是我国台湾地区学理目前的立场,认为判断重复诉讼的标准应由三个要素构成,分别是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同一和诉的声明相同、相反或可得代用。[5]柯阳友教授本人则主张:通常情形,应以当事人和诉讼标的两大要素构成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特别情形下,将主要争点或者说请求的基础事实也列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6]。我国学者张卫平教授则基本上采用高桥宏志的观点,主张以案件主体、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争点四个要素来构成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7]以上是学理分歧。就实践而言,我国各级各地法院做法曾经十分混乱,就连最高法院自己的立场也一度摇摆不定。例如2003年最高法院的一份裁判文书是以“实质的诉讼标的”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依据;[8] 2004年最高法院民一庭编撰的一本文献中又主张以当事人、法律关系和诉讼请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9] 2007年最高法院的一份裁判文书则又认为“判断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关键要看是否是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10]此种现象已引起不同观察者的注意。[11]

2015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15〕5号”)在第24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此一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前述最高法院在2004年所表达的观点,同时在诉讼请求这一要素中,增加规定了“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上述观点与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2004年表达的观点一致,与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的立场大致相同,实际上也体现了高桥宏志和张卫平教授的观点。法释〔2015〕5号为人民法院判断重复起诉确立了统一的标准,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此一由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三个要素所构成的标准是否合理,是解决了重复起诉的判断问题还是使重复起诉的判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从目前已经出现的问题来看,上述标准还有一些值得检讨之处。

一是将当事人列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之一,存在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例如,部分股东依《公司法》第22条第2款提起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在诉讼系属后或者法院裁判后,其他股东又依据同条规定对同一董事会决议提起确认无效之诉,该两诉讼原告并非相同,但是依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理论,乃属同一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前后两诉之诉讼标的乃为同一。然而依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2款的规定,后诉却有可能被判断为不构成重复诉讼。又如,若原告在前诉系属后或者裁判后,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诉讼请求,更换被告提起诉讼,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12]尤其是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3条规定,提起诉讼要求部分连带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后,又就相同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提起诉讼,要求剩余连带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后诉与前诉被告不同,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再如,若原告在前诉中未申请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在前诉诉讼系属后或者法院裁判后,又就相同诉讼标的与相同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而在后诉中申请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13]或者申请追加被告,[14]那么后诉是否应判断为不构成重复诉讼?以上例举情形,均对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中将当事人列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要素之一,提出了疑问。

二是将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并列做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要素之一,也存在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例如原告因所购买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请求被告赔偿房屋增值利益损失。经法院裁判支持后,又以购买房屋是以出租为目的为由,另行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赔偿租金利益损失。此时,因前后两诉诉讼请求不同,后诉是否应被判断为不构成重复诉讼?[15]再如在金钱借贷纠纷中,若当事人先行诉讼请求返还本金,后又起诉主张利息损失,二者内容不同,是否构成重复诉讼?若是依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规定,后诉的诉讼请求与前诉并不相同,因此不构成重复诉讼,还有,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将诉讼请求列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之一时,规定“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也构成重复起诉。然而若前诉尚未裁判,后诉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诉讼请求,那么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实务部门将此种情况也界定为重复诉讼,[16]然而却与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第三项后段所述“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之“裁判结果”的表述并不符合。以上情形,对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将诉讼请求列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之一并对“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这种规范表述,提出了疑问。

三是即使对于诉讼标的这样一个重复起诉判断标准中的核心要素,若依最高法院立场采用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实务中也难避免困惑。例如,在遭遇除《合同法》第122条和《民法总则》第186条所规定的基于违约的请求权与基于侵权的请求权相竞合的情形之外的其他形态的请求权竞合时,仍然难以避免重复起诉的发生。又例如,原告起诉请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而被告则提出反诉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此时本诉与反诉的诉讼标的不同,然而法院在审理本诉的诉讼标的时,必然要对合同效力作出判断,此种情况下,被告仅就合同效力所提的反诉实已无诉的利益,但是因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并不相同,所以后诉难以被认定为重复起诉。[17]又例如,出租人以承租人拖欠租金构成违约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承租人赔偿租金损失,获得判决支持。承租人又提起诉讼,以出租人交付的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使用目的,自己拒付租金是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为由,请求出租人赔偿因解除合同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18]在此情形,后诉的诉讼请求显然在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然而依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后诉原告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前诉解除合同的主张以及租金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相同的诉讼标的,那么后诉就不构成重复诉讼。以上种种情形,仅依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规定,恐怕难以解决。

以上诸项问题,显示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遭遇了一些难题,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本文拟对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所规定的重复诉讼判断标准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三个要素逐个分析,对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规定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更加合理的判断重复起诉问题的思路。

二、将当事人作为重复诉讼判断标准之构成要素的法理与实践困境

来自北大法宝

传统观点认为,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他人发生争议,而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人。[19]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界定当事人的时候,无法离开系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这一概念,而依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当事人之间系争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就是诉讼标的。换言之,传统观点是以诉讼主体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来定义当事人的,也可以说诉讼标的乃是确定诉讼主体是否具有当事人资格的主要判断标准。又,有的理论将当事人分为形式上的当事人和实质上的当事人两种类型,而区分该两种类型的标准,就是他们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如何。其中实质当事人是指与诉讼标的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因此又被称作正当当事人。[20]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在规定起诉的条件时,才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里的“本案”二字,只能是指诉讼标的。而且,民事诉讼法在第52条规定必要共同诉讼也就是主观的诉的合并时,也是以诉讼标的是否同一作为判断标准。基于此,笔者曾经在阐述诉讼标的功能的时候指出,诉讼标的乃是确定当事人适格与否的依据。换言之,我们通常说一个诉应具备两大要素,分别是作为主观要素的当事人和作为客观要素的诉讼标的。但是一个诉讼的成立,还需要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之间存在相应的利害关系。例如,与诉讼标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是正当当事人;必要共同诉讼之必要,乃在于诉讼标的同一;[21]即使存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诉讼担当情形,诉讼担当人成为适格当事人,必也是与特定的诉讼标的相关,例如检察机关有维护公共利益之职责,破产管理人有管理破产财产之职责,财产代管人有代管财产之职责,遗产管理人有管理遗产之职责,而作为诉讼标的的请求权必然是基于诉讼担当人应保护之实体上利益所遭受损害而产生。因此诉讼标的实际上乃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的主要依据。

基于此,如果把当事人和诉讼标的同时列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那么不仅在判断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时需要以诉讼标的为依据,在判断后诉当事人是否与前诉当事人重复时,也要以诉讼标的为依据。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当事人和诉讼标的都是判断重复起诉的依据,但实际上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是诉讼标的而不是当事人。如果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即使当事人相同,后诉也不构成重复诉讼;如果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即使当事人不同,也同样构成重复诉讼。例如在反诉的情形,反诉与本诉的当事人虽然相同,但因为诉讼标的不同,反诉也不构成重复诉讼。在诉讼担当情形,担当人与被担当人不能就同一个诉讼标的重复诉讼。而在像确认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等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如果一部分股东已经就同一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提起诉讼并经法院裁判后,另有股东再行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诉讼,虽然后诉原告不同,但因为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同一,后诉也构成重复诉讼。有人提出,在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中,学界共识乃以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来解决此类问题。[22]此言谬矣!首先,若前诉尚在诉讼系属中,裁判尚未确定,又如何以裁判之既判力来排除重复诉讼问题?若强行为此创设既判力的“预先确定”或“事前发现”理论,也即在既判力尚未产生之时,已经预先发生其排除效力,则难免牵强。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前诉裁判已经确定,然而既判力理论乃是作为禁止重复诉讼之理论依据而存在(若认为学界存在共识,恐怕也最多止于此,且在笔者看来,学界就此恐怕也未必存在真正共识),其本身并非判断重复诉讼的标准。若以既判力之客观范围理论来排除后诉,则判断既判力之客观范围的主要依据乃是诉讼标的;若以既判力之主观范围扩张理论来排除后诉,则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实乃既判力客观范围之反射效力所致,而既判力客观范围依然决定于诉讼标的,因此,归根结底仍应从诉讼标的出发来确定既判力之主观范围扩张的边界。因此,论者将禁止重复诉讼之理论依据与判断重复诉讼之标准混淆,殊不可取。

实际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在前后两诉诉讼标的同一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同实际上也很难被认为是否定后诉为重复诉讼的理由。不仅原告不同不影响后诉被认定为构成重复诉讼,被告不同也不影响后诉被认定为构成重复诉讼。例如在某一案件中,原告对居住在其相邻房屋内的承租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拆除非法安装的防盗门。经法院裁判后,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将房屋所有人告上法庭。后诉虽然被告与前诉不同,但是由于诉讼标的同一,仍然被法院认定为重复诉讼。[23]再如,在某一交通事故纠纷中,受害人先是将驾驶车辆的自然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经裁判后,原告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将车辆所属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虽然前后两诉被告不同,但论者在分析此一案例时,也是将后诉认定为重复诉讼。[24]实际上最高法院自己在裁判案件时,也是将诉讼标的同一,而仅变更被告的诉讼认定为重复诉讼。[25]而在另一案件中,原告在前诉裁判后,又以同一诉讼标的提起诉讼。与前诉不同的是,原告在后诉中申请追加了第三人,但是法官从常识和法感觉上仍然认为后诉乃是重复诉讼,因为前后两案诉讼标的同一。但是由于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第一项的规定,而无法及时完成其说理。[26]

基于以上原因,有人在对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中规定的“当事人”在范围上进行解释时,将前后两诉当事人的不同是否会导致争议法律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判断前后两诉当事人是否相同的主要依据之一,[27]换言之,若前后两诉当事人虽然不同,但争议法律关系未变,则不认为是当事人不同。此一观点实质上就是依据前后两诉诉讼标的(争议法律关系)是否相同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相同。这显然是在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情况下不得已的一种解释,实际上也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既然判断当事人是否相同也要以诉讼标的为依据,那何不干脆放弃将当事人作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而直接以诉讼标的作为重复起诉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实际上只要放弃以当事人是否相同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依据,而以诉讼标的是否同一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依据,前面所例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总的来看,将当事人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依据之一,论逻辑虽合理(当事人乃诉的主观要素),却无太大实益,且会使实务部门对重复起诉的判断经常性地陷入困惑之中。也许有人担心,抛开当事人这一要素,仅以诉讼标的来判断前后两诉是否构成重复,那么在遇到不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内容雷同但并非同一的诉讼标的时,如何将两诉区分开来?这实际上是低估了法官们的能力,也忽视了诉讼标的自身的功能。因为个案之诉讼标的都是具体而特定地被主张的,在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下,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之主张,除了要明确法律关系性质(依当事人提出主张所依据之实体法律规范为其判断基础)外,还要主张具体的诉的声明和事实,法律关系性质+诉的声明+原因事实这三个要素,除遭遇请求权竞合之情形外,足以将前后两诉之诉讼标的识别开来,而无须借助于当事人这一要素。反过来说,若是因请求权竞合而导致两诉之间诉讼标的无法识别,那么即使引入当事人这一要素,也无济于事。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当事人虽是构成完整之诉必不可少的主观要素,但是对于判断两诉之间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并无太大实益。

三、将诉讼请求作为重复诉讼判断标准之构成要素的法理与实践困境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多个条文中均有“诉讼请求”这一表述。其中较为重要的条文有二:一是第119条在规定起诉条件时,在第三项要求原告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二是第51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但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请求”为何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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