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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重复起诉规则中“裁判结果”的理论诠释与实践路径
【作者】 范卫国【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重复诉讼;裁判结果;判决理由;诉讼请求;强制反诉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20
【摘要】

为提升诉讼效率,防止矛盾裁判,我国《民诉法解释》第247条首次确定了重复起诉规则,并将“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作为对抗型重复诉讼类型予以确立。由于法律规定不明,“裁判结果”在实践中面临着实然结果抑或应然结果、程序结果抑或实体结果、部分结果抑或全部结果等不同解读,“裁判结果”效力范围仅及于判决主文还是涵盖判决理由也存有争议。对于“裁判结果”的具体含义与实践规则,应当在厘清我国“重复起诉规则”制定背景、“实质否定”立法动因以及“裁判结果”适用语境的基础上,综合考量理论学说、现行制度及司法实践等因素合理确定,以确保其在我国“重复起诉规则”体系框架内有效运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61    
  
  

一、问题缘起:重复起诉规则中“裁判结果”认定之迷

重复起诉问题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容易造成矛盾裁判的产生,因此为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所普遍禁止。就我国而言,伴随着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的颁布实施,我国民事诉讼法首次对重复诉讼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重复起诉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为“三同要件”,即前后两诉只要满足“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以及“诉讼请求相同”,则后诉即属于重复起诉;第二种为“两同一否定要件”,即前后两诉在具有“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要件下,如果再满足“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要件,则后诉亦属于重复起诉。[1]对于重复起诉行为,法院将依法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

为确保该制度在实践中顺畅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士也以论著的形式对该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进行了阐述。其中,对于“三同要件”型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士指出:[2]第一,当事人同一性的范围既可以是当事人,也可以是诉讼担当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当事人的继受人以及其继受人占有请求的标的物的人等主体;第二,诉讼标的同一性则是基于实体法诉讼标的理论的立场进行判断,即要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判断;第三,诉讼请求的同一性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权利主张的同一。

相较而言,对于“两同一否定要件”重复起诉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士只是笼统地表示该规定“主要是指后诉提出了与前诉相反的诉讼请求的情况。”[3]然而,通过对比重复起诉的两种类型可以发现,“三同要件”要求对前后两诉的诉讼请求进行比较与识别,而“两同一否定要件”则要求后诉的诉讼请求与前诉的裁判结果进行比较与识别。但是,为何“两同一否定要件”要将诉讼请求与裁判结果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并列,以及《民诉法解释》第247条规定的“裁判结果”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并未给予明确解释。不难预见,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和学理解释的差异可能会给司法适用造成混乱,尤其是在不同标准下,“裁判结果”会存在实然结果与应然结果、实体结果与程序结果、全部结果与部分结果,以及仅包括判决主文还是同时包括判决主文与判决理由等不同理解与适用。就此而言,廓清重复起诉中“裁判结果”的迷雾,并为重复起诉的适用确定更加科学规范的实践标准至关重要。

二、分析前提:重复起诉规则中“裁判结果”的适用语境

作为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一部分,“两同一否定要件”中的“裁判结果”并非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植根于规则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因而,对于该问题的理解,需要对我国重复起诉规则的理论逻辑进行深入分析。

(一)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含义及其设置背景

历史地看,作为“一事不再理”的最初表达,“一案不二讼(bis de eadem rene sit actio)”规则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得以确立。该规则的设置依据为诉权消耗理论,即:“诉权的行使也如物质的运动一样,必然带来消耗,因此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后,就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不能再次就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4]此后,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对该项原则进行吸收和发展的基础上相继确立了禁止重复起诉制度。其中,大陆法系国家禁止起诉规则是以诉讼系属和既判力理论为依据,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禁止起诉规则将既决事项与先例判决、禁反言原则相结合予以适用。例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1条规定,诉讼案件于起诉时即发生诉讼系属,在诉讼系属期间,当事人不得使该诉讼案件另行发生系属关系。而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法院都认同请求排除规则和争点排除规则,如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经过了充分的争讼和判决,将不得再就同一请求再行起诉;如果法院已经对一个事实作出了认定,那么败诉方将不能要求法院在此后诉讼中对该争点再次审理并作出不一致的判定。[5]

尽管禁止重复诉讼规则在各国早已普遍设立,但何为重复诉讼,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禁止重复起诉是指同一民事诉讼事件不可两次使用法院审理[6],否则将因为诉讼系属中的前诉构成后诉之障碍而使后诉的提出具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疑。第二种观点认为,禁止重复起诉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理解,其中狭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是指禁止当事人另行提起与诉讼系属中案件相同的案件,若另行起诉,后诉法院应以不适法为由驳回起诉。广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源自于民事诉讼“争点效”理论,是指基于前后两诉主要争点的共通性,后诉法院对于该争点的审理将构成重复审理,在内容上也极可能产生实质性矛盾的判决。[7]第三种观点则是广义说和狭义说的折中立场,认为若前诉处于诉讼系属中时,双方当事人都不得再对同一诉讼标的提起新诉或者反诉。[8]

就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在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247条正式确立前,《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不少“一事不再理”的规定,但主要散见于有关诉讼管辖、既判力和诉的合并等法律规定中。例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5条,为防止多个法院对同一案件的管辖,当事人可以“任选其一”的方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而《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规定,“对于一个案件已经作出了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再次起诉的,应当告知原告可以申请再审”,由此明确了“已经产生既判力的案件,不得再次提起诉讼”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40条则规定,“对于原告请求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或者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法院可以对此类案件合并审理”。可以看出,2015年《民诉法解释》实施前我国对于重复起诉问题的规制强调的是对案件的“一事不再理”。然而,“一事不再理”与“禁止重复诉讼”并非完全等同,其在立场和内涵上都存在显著区别。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事不再理”制度是基于法院立场的制度设计,强调已经由某法院审判的案件不应再由其他法院重新审判,以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而禁止重复起诉则基于当事人立场设置,其强调的是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通过将诉讼系属中的双方当事人进行权利“捆绑”,要求其在诉讼系属状态中积极行使诉讼权利。[9]

基于“禁止重复诉讼”与“一事不再理”在立场和含义上的差别,以及“一事不再理”规则难以完全实现“防止矛盾裁判”的目标,我国在吸收两大法系制度经验的基础上,于2015年实施的《民诉法解释》中首次对重复起诉问题予以专门规定。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禁止重复起诉主要从时间和要件两个维度进行识别和认定。其中,时间上看,重复起诉行为同时包括当事人就已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两种情形;要件上看,该条规定重复诉讼应当具有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同一和诉讼请求同一的“三同要件”特征,[10]或符合“两同一否定”的要求,如符合“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情形,则同样属于重复起诉。申言之,我国《民诉法解释》第247条既包括对相同前后两诉的“一事不再理”规则,也包括对相反前后两诉的“避免矛盾裁判”规则。

(二)禁止重复起诉规则中“实质否定”立法动因

前文已述,《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将“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界定为重复诉讼,基本出发点在于防止矛盾判决的产生。对此,德国学者罗森贝克指出,禁止重复起诉规则是为了“避免产生前后两个既判力相冲突的判决”“排除试图颠覆已得到前诉既判力确认之事项的新诉讼”。[11]因为,如果法院对同一请求事项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不仅会带来裁判效果的“不确定性”,也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以及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赖。

受到传统司法观念影响和司法惯性思维,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探寻绝对真实的偏好,而一旦出现矛盾裁判,不但当事人认为可能存在司法不公现象,司法体统内部也会倾向于将其定为“错案”予以审查和纠正。对此,有司法实务人士分析指出,我国民事审判领域具有“矛盾低耐性”特征,立法者、司法者对裁判文书中出现的判决事项特别注重防止、避免与已有认定的矛盾或不一致,无法容忍对相同或关联事项作不同认定。[12]因此,《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将“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界定为重复起诉行为,凸显了作为司法解释制定者和实务工作领导者的最高人民法院对矛盾裁决的排斥态度。就制度功效而言,通过禁止对抗性重复诉讼的方式来避免法院针对同一纠纷因当事人多次提起诉讼而产生相互矛盾和抵触的判决,有助于实现私法秩序的安定性,也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

此外,我国法律之所以要禁止“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诉讼行为,还与2012年《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密切相关。[13]根据该原则,当事人在诉讼进程中实施攻击或防御等诉讼行为应遵循诚信原则,且有义务促进诉讼进行。[14]2015年,伴随着我国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立法在降低当事人起诉门槛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当事人提起虚假诉讼、重复诉讼提供了契机。实践中,在前诉裁判结果已发生既判力的情况下,如果后诉相反的诉讼请求为法院所受理和审理,不仅会带来“相反裁判”的可能性,也将进一步扩大后诉当事人滥用诉权来拖延诉讼时间的道德及法律风险。就此而言,禁止“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亦是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义。

(三)禁止重复起诉规则中“裁判结果”的体系解读

前文已述,同属于重复起诉规则的内容,“两同一否定要件说”与“三同要件说”的核心分歧就在于前者没有将前后两诉的诉讼请求进行比较与识别,而是将后诉的诉讼请求与前诉的裁判结果置于同一地位进行比较,将重复起诉“两同一否定要件说”中的“裁判结果”解读成“诉讼请求”。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士通过两个案例对该规定的适用予以说明:甲起诉乙要求确认法律关系有效,乙又起诉甲请求确认法律关系无效;再如,由于给付之诉中隐含确认之诉的内容,如果甲起诉乙要求依法律关系进行给付,乙又起诉甲请求确认法律关系无效的,也属于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15]

对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的解读,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诉法解释》第247条中有关“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规定强调的是裁判结果与诉讼请求的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则关注的是前后两诉诉讼请求的关系,其解读属于对既判力理论和规则的误读。同时,该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所举的事例也与禁止重复起诉适用规则不符,并提出“反例”予以证伪。例如,在甲起诉乙要求确认法律关系有效而乙又起诉甲请求确认法律关系无效的案件中,会存在两种裁判结果:第一种为法院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后诉符合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要件,因而属于重复起诉;第二种情况为法院驳回了甲的诉讼请求,这就意味着法院认为甲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能是无效的,则在此种情况下,后诉的诉讼请求并非是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因而不应当界定为重复起诉。[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解读并非对既判力规则的刻意误读,“最高院之所以关注前诉请求与后诉请求之间的否定关系,实际上是想要强调该要件在前诉系属中的适用,目的皆在使该要件除了发挥生效裁判固有的既判力消极作用之外,还能规制前诉系属中后诉又提出‘可能与前诉造成矛盾判决的请求’”。[17]

尽管两种观点未对立法为何使用“裁判结果”进行解释,但二者的讨论均认为应当对“裁判结果”与“诉讼请求”的关系进行厘清,而如何界定两者关系需要从我国“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立法意图进行分析。事实上,在《民诉法解释》第247条未设置之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不乏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制度内容[18],但由于既判力理论强调的是裁判的同一性与确定力的维护,而无论是管辖权冲突的解决规则、再审制度等都难以从根本上达到禁止双重诉讼系属的效果,“一事不再理”的初衷难以完全实现。正基于此,《民诉法解释》第247条将既判力理论与诉讼系属理论进行融合,将“禁止重复起诉作为上位概念,认为其不仅是指诉讼过程中的重复起诉行为,也指裁判生效后的重复起诉行为。”[19]因此,对于“两同一否定要件”中的“裁判结果”理解,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后诉实质否定前诉裁判主文既判力的情形,同时还包括后诉请求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所承载的诉讼请求的情形。

三、类型解析:“裁判结果”的理论分歧与实践规则

(一)裁判结果的时间维度:实然结果抑或应然结果

以“裁判结果”既判力的发生时间为标准,可以将《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中“裁判结果”的理解,作已经发生既判力的裁判结果、已经作出裁判但尚不具有执行力的裁判结果以及诉讼系属中可能出现的裁判结果三种类型的划分。其中,对于已经发生既判力的裁判结果而言,如果当事人在后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与该裁判结果具有实质性的冲突,则显然构成对于前诉既判力的挑战,法院应当将后诉界定为“重复起诉”并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因而,对于时间维度中“裁判结果”的判断,应当着重分析后诉的请求与已经作出裁判尚不具有执行力以及处于诉讼系属中可能的裁判结果存在实质冲突的情况下,能否适用“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问题。

理论上看,处于诉讼系属的案件由于还处于法院的审理之中,前诉的原告会面临胜诉或者败诉两种结果,其诉讼请求也相应地会面临法院判决支持或者裁定驳回的情况。首先,如果法院最终支持前诉原告诉讼请求,则前诉原告不能以相同的诉讼请求再次提出后诉,否则就会因符合“三同要件”的适用条件而被法院界定为重复起诉;而前诉的被告也不得在后诉中提出与该诉讼请求相反的诉求,否则将会因符合“两同一否定要件”而同样为法院界定为重复诉讼。其次,如果法院最终驳回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前诉当事人则可以相反或者不同的诉讼请求提出后诉,此时将不会构成“重复诉讼”。例如,在某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中(案例1),卖方甲以合同无效为由向买方乙主张返还货物,而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合同有效而最终判决驳回原告甲的诉讼请求。此后,如果甲以乙违约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乙支付相应货款,则此时由于该后诉的诉讼请求未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因而不属于重复起诉。类似的,在此情况下,如果乙以甲违约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甲交付相应的货物,亦不属于重复诉讼。

不难发现,对于前诉尚处于诉讼系属中的案件而言,由于其裁判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性,如果仅仅从狭义上裁判结果即具有既判力的裁判主文的视角进行判断,显然会因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对后诉是否会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做出准确判断。类似地,对于已经作出裁判尚不具有执行力的裁判而言,由于通常尚处于上诉期间,当事人是否会上诉以及如果当事人上诉后二审法院是否会作出改判也处于未知的状态。在此情形下,法院对于“后诉请求实质否定裁判结果”的判断将陷入僵局。事实上,在将“裁判结果”界定为已经发生既判力的裁判结果与裁判结果所承载的诉讼请求的范围下,对于尚处于诉讼系属中的案件及虽已作出但尚不具有执行力的裁判而言,后诉法院只需对前后两诉的诉讼请求比较分析即可,如果存在实质否定的情形,则适用“重复起诉规则”对后诉作出处理;如果不属于实质否定,则不适用重复起诉规则。在此基础上,后诉法院可视具体诉讼阶段作出裁定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进而保持裁判的“一致性”。

(二)裁判结果的效力维度:判决主文抑或判决理由

以裁判结果发生效力的范围为标准,可以将《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的理解,作裁判结果仅包括裁判主文以及同时包括裁判主文与裁判理由两种理解。裁判结果的效力范围为何,实质是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具体指向问题,即:在裁判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对哪些事项再行起诉的问题,是仅对裁判主文确定的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不能提出起诉,还是也包括对裁判理由所判断的事项。对于既判力客观范围不同的界定,也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复起诉的界定与规制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如果将裁判理由纳入既判力客观范围,则后诉当事人既不能基于与前诉相同的裁判理由再行起诉,也不能在其他诉讼中就前案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理由再行争讼。对此,传统既判力理论认为,为防止赋予裁判理由以“预决效力”而对当事人造成突袭裁判,不宜将裁判理由纳入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范畴。例如,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当事人对判决理由部分再次起诉并不当然违反禁止重复起诉原则。[20]

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并未明确规定既判力和规则,对于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边界为何并不确定。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法院准许撤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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