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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再思考
【英文标题】 Rethinking the Principle of non bis in idem
【作者】 张旭【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一事不再理 人权保护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4
【页码】 29
【摘要】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产生可能基于维护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诉讼经济,但人权理念兴起之后,“一事不再理”原则则被赋予了保护人权的内涵,并在实践中成为保护人权,特别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相关个人权利的重要手段。本文以人权为思考进路,探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立根据,并从分析“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影响入手,提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思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349    
  
  “一事不再理”原则由古罗马人所创设,[1]后为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所继承,成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人权保护观念兴起以后,“一事不再理”原则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并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保障走进一些国家的宪法和国际人权保护文献中,从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目前,“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不过,我国学者多是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侧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渊源、界定、与管辖权的竞合、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立根据,特别是该原则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价值着笔墨不多。有鉴于此,本文以人权为思考进路,探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立根据,并从分析“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影响入手,提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思考。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与人权的连接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对不论是有罪还是无罪判决,做出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对同一行为再启动新的程序的诉讼原则的概括。[2]英美法系将其称为“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我国通说采用“一事不再理”的称谓,但也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禁止重复追究原则”[3]或“一罪不二罚原则”。[4]
  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产生的根源,有学者认为其发轫于古罗马法关于‘诉权消耗’的法理和制度。罗马人基于朴素的、机械的世界观,将诉权也看作是物质的。由于在常识上物质的运动必然造成物质的消耗,因此,他们认为诉权的行使同样也会导致诉权消耗。根据时人的观点,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一旦限制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那么即使允许当事人对同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实施‘既决案件的抗辩’或‘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不管怎样,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后,就不能再次就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5]还有的学者认为,罗马共和国时期提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由“在于案件已经法院审理判决就产生了‘既判力’,因此不得对其再行审判,加以推翻。这一原则在当时是为了维护奴隶主法院的判决的尊严和稳定性而提出的。”[6]也有人认为,在15世纪以前的英国,任何不受重复控诉的保护似乎是用于阻止私人控诉的滥用。[7]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产生的根据,尽管有维护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诉讼经济及防止管辖权冲突等不同理解的争论,但该原则在产生之初与人权无紧密关联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现代意义的人权理念得以诞生。特别是在18世纪,人权理论得到迅速发展。这一阶段涌现的许多著名思想家,如格老秀斯、洛克、卢梭等人的思想,特别是格老秀斯的国家主权观、洛克的三权分立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人民主权观对西方人权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权理论的发展和人权理念的影响渗透到刑事司法领域,就是促使刑事诉讼制度的变化和新的诉讼原则的形成。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近现代刑事诉讼的出现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人权思潮及人权活动结出的硕果。”[8]由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抑制审判权滥用、防止司法专横、保证诉讼参与人得到公正对待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有利于贯彻人权保护的精神,因而自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并被赋予了保障人权的新内容。也由于刑事法律保护个人权利之方式的特殊性和刑事制裁手段的严厉性所决定,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被赋予更高的要求。这样,为人权保护意识所推动,“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保障人权的条款,在一些国家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如德国在其“基本法”第103条第3款确立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指导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法国于1791年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宪法,并在其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一事实而重新被扣押或起诉,即使以其他罪名立案。”[9]日本在其宪法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39条确定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并在如何理解该原则的讨论中注意更好地保护相关个人的权利。[10]
  与此同时,为缓解严酷的刑罚和限制王权,应当强化不得因同一犯罪将一个人置于两次危险的主张在英国也开始出现,并在北美殖民地得以发展。在英美法系国家,“禁止双重危险”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甚至是一些国家的宪法原则。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接受两次生命或肢体上的危害”。[11]在此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判例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在合众国诉迪弗朗西斯科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不受双重危险条款的基本目的是维护判决的终局性和完整性;避免再次审判给被告人带来的难堪、损失和折磨;保护被告人保有原陪审团这项值得珍视的权利;避免多重处罚;保护被无罪开释的被告。[12]可见,人权保护开始在此原则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重要功能之一。
  综上,“一事不再理”原则蕴含着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但西方国家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吸收和确认,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诉讼原则的意义,而是作为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尽管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强调集体人权,英美法系国家推崇个人人权,因此在相关原则的表述上和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规定上有所不同,但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都基于相同的基础,都强调人权保障机能,尤其是保护被告人权利的机能。这样,“一事不再理”原则就自然地和人权连结在一起。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二战以后,基于对德、意、日法西斯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粗暴行径的极大愤慨,国际社会兴起一股世界性的人权保护国际化思潮。人权保护不仅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而且进入国际法领域,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刑法方面与国内刑法的涉外方面汇集而成的国际刑法,当然要接受人权的冲击与洗礼,其中被告人及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由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往往涉及相关人员的自由和基本权利,一些学者自然地将人权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联系在一起。人权保护因素注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后,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当一个人在协助请求国可能因其种族、宗教、道德信仰、政治观点等受到惩罚,可能受到酷刑或不公正审判,可能被判死刑,可能被一个特别法庭判决时或一个人可能在缺席的情况下受审判时,被请求国都可以拒绝协助请求。“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与刑事程序密切相关、与人权保护紧密联系的原则,也必然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产生重大影响。
  在日益高涨的人权浪潮推动下,“一事不再理”也因其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方面具有特殊意义而得到进一步关注,并为许多国际性公约所确认。如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第7款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13]可以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已经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的国际准则,国家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事实上,1990年联合国《刑事司法协助公约》第4条第1款第4项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原则,即当协助请求涉及某项在被请求国进行调查或起诉的罪行,或在请求国对该罪行进行起诉将不符合被请求国“一事不再理”的法律时,可以拒绝协助。[14]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通过并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0条再一次重申:“(1)除本规约规定的情况外,本法院如果已经作出某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不得就同一行为再行审判该人;(2)已经被本法院判定有罪或无罪的人,不得因该罪行而再由其他法院审判;(3)对于已经由另一法院审判的人,不受本法院审判。”[15]此外,一些地区性公约或国家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如《欧洲引渡公约》、《关于刑事诉讼移管的欧洲公约》等也有类似的规定。应该说,既然“一事不再理”已经成为国际刑事领域一项普遍接受的原则,就应该将其视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应该遵守的准则,并贯彻到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去。然而,由于“一事不再理”原则负载了不同的政策功能以及各国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不同认识,在其进入国际刑法后,也引发了诸多的问题。一是由于对“一事不再理”概念的认识不同而带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对“一事不再理”概念的不同认识主要集中在“同一行为”的界定上。“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核心在于禁止对同一行为的两次处罚。但在刑事领域中,何为同一行为,存在明显的认识分歧。在法国,尽管理论界对同一行为的理解有分歧,但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的规定,同一行为是指相同的“事实上的行为”,与它们在法律上的事实无关。在美国,根据1932年布洛克伯格诉合众国一案确立的标准,一个犯罪与其低度犯罪或高度犯罪被视为同一犯罪,但当对低度犯罪或高度犯罪分开审判是由被告人的要求或其对合并审判的成功异议所引起时,双重危险条款不禁止后续的起诉;当被告人受审之后,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而死亡,从而有支持指控的新证据时,控方可就较重的罪名对被告人提出控诉;或在犯罪行为同时违反了不同主权下的法律时(美国各州及联邦均享有独立的主权),允许州或联邦分别起诉而不违反双重危险条款。[16]因此,美国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中的“同一行为”,可以理解为基于先前审判中被判有罪的同一行为的高度犯罪或低度犯罪。由于对同一行为的理解不同,哪些情况下需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必然产生分歧,进而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运行。
  二是因对“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范围的不同认识而带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引渡是一个国家应他国请求,将被指控犯有引渡之罪的逃犯或已被判决的罪犯交付该请求国以使其实现审判或执行判决的制度。目前引渡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引渡适用的增多,引渡也面临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引渡过程中的人权保护尤为各国所关注,“一事不再理”原则也基于人权考虑而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各国在将“一事不再理”原则纳入国家间的引渡协议时,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的认识和处理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各国都承认当被引渡请求人在被引渡请求国已经受到指控或已经被判处刑罚时,被引渡国可以以“一事不再理”为由拒绝引渡。但当被引渡人不是在被引渡请求国而是在第三国或者是在引渡请求国已经受到指控或已经被判处刑罚时,可否以“一事不再理”为由拒绝引渡则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不可避免地涉及多个国家,而对“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范围认识不同当然会影响到引渡的实际运行。
  三是国内刑事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处理模式不同而带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影响。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法律传统及价值取向不同,“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各国接受的情况不尽相同,因而引入各国刑事法律的时间及立法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异。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事不再理”已经成为一项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时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这样,在尚没有明确确认“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国家,其国内立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之间就会出现矛盾,有违法律的统一。例如,从我国的刑事法律的规定来看,目前尚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明确规定,而且我国刑法10条还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这条规定甚至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矛盾。但我国在参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时,则接纳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也即在与其他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特别是引渡条约时,明确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容。如我国同泰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均规定,如果被请求国司法机关已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引渡所涉及的犯罪,作出了终审判决或终止诉讼程序,或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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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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