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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宪法典的文化意义
【英文标题】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de
【作者】 任喜荣【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宪法典 文化立场 文化责任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3
【摘要】

以宪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法律体系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从文化的角度看,理性建构体现了制宪者的文化立场,但建构本身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制宪者无法实现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建构。宪法典的文化意义不是直观地反映或积极地重塑文化事实,而是通过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行,实现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宪法典的文化责任,就是立足于实践,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结构的分析和文化发展走向的科学预期,建构合理的现代民主制度,通过制度的运行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与此同时实现对文化发展的间接影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68    
  
  宪法典的意义是多层面的,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在于:首先,社会利益的多样化促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宪法典能否容纳和引导社会个体的价值选择,不仅是一个调整国家权力的运行问题,而且包含着宪政文化的发展走向问题;其次,宪政制度的运行不仅从宪法典获得了规范基础,而且也在实践层面反映着宪法典的精神,人的权利能否在制度框架中获得实现,反映着宪法典对多元文化的整合能力;最后,宪法典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社会伦理、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际环境,需要宪法典引领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宪法典因此承担着无法回避的文化责任。
  一、前言
  18世纪出现的成文宪法典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恰是哈耶克尖锐批判的法国启蒙运动传统所表现出来的“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产物。“建构论唯理主义传统所提出的命题之一是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而这种禀赋能够使人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文明,并宣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1]宪法典作为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试图依据人的理性建构一种以有限政府、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乃是理论逻辑的必然展开。但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缺陷已日益暴露,宪法典不曾也不可能纯粹依据人的理性建构一种社会制度。[2]事实是,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宪法典的产生及其所建立的特定政治制度模式,都源自适当的社会条件、思想条件和文化条件,它的一切制度性展开都是被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都包含着自然成长的因素。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3]考文所说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4]伯尔曼所说的“西方法律传统”[5]无不直接、间接地从不同的理论逻辑出发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任何矫枉过正的观点都可能存在无法避免的内在缺陷,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律体系既不可能是纯粹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可能是纯粹自然成长的产物,而只能是立足于实践的主客观结合的结果。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宪法典的文化价值凸显为:以宪法典为代表的官方文化立场与实际存在的国民文化精神的疏离和磨合。社会制度总是努力通过理性的设计超越生活、指导生活、约束生活,最终的目的便是改造人本身。但人是文化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是传统的存在,也是现实的存在,有关社会制度的任何设计都须考虑人的需要。由此,以宪法典为代表的制度设计所努力营造的社会秩序与作为客观事实存在的社会生活的自生自发秩序,便必然相互疏离而需要彼此磨合。在这里“疏离”是客观的,因为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宪法典不可能完全反映各类文化要素的需求,而只能依据时代的需要反映制宪者对主流文化的理解;“磨合”也不是一方被另一方取代,而是彼此影响互相推动和修正,这其中既有宪法典在文化观点上的改变,也有国民文化精神在宪法典影响下的渐变。我们无法回避诸如制宪者为什么选择某种制度模式?是否存在着选择其他制度模式的可能性?不同的制度选择的可能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关系?对选择的结果公众的认同度如何?制度的未来发展取向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反映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发展走向的竞争与冲突。
  这里所说的“文化”既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是对象化的。[6]对宪法典进行文化分析,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是社会生活特别是传统决定了宪法何以产生和如何变迁,传统是核心。从对象化的角度看,宪法应是对多元文化的整合,文化发展是核心。
  本文并不准备局限于“本土化”与“现代性”(或“全球化”)相互辩证的理论范式当中,[7]而是批判性地说明宪法典在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中的现实功能与应然价值。
  二、普遍的文化冲突与宪法典的文化立场谁敢欺负我的人
  宪法典的文化立场,是文化进化过程中的现代立场。宪法典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现代性”在法律领域的标志物,现代化的必然性和现代化惊人的侵略能力,都通过宪法典表现出来。如考文在《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中所提到的:“用更年轻的亚当斯的话来说,‘美国宪法本身是一个反抗中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硬给逼出来的。’但是,它一旦生效之后,所有对其条款的敌意批评不仅不见了,而且还代之以‘一种对其原则不加分辩的、近乎盲目的崇拜,’——这种崇拜直到不久以前还基本上从来没有受到挑战。尽管其他的一些信条皆有兴衰更迭,但是‘对宪法的崇拜’却毫无疑义地持续下来。”[8]宪法典因其张扬的现代品格,在法律发展过程中交汇了某一类型文化自身的传承、先进文化的侵扰、文化的融合与进步等等问题。所谓立场,《辞海》称“犹立足点。泛指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由此而持的态度。”宪法典的文化立场当指立宪者基于自己的地位而对文化结构及其发展走向所持的态度,其核心是一种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由于文化进化过程中文化冲突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制宪者对某种文化要素的“判断”与“选择”,既体了法律体系建构的理性主义色彩,也说明了宪法典的文化立场同时就是文化选择的立场。
  关于宪法,有所谓原生宪法与派生宪法的分类。“原生宪法是指直接产生于本国宪政运动、或者说根植于本国具体历史条件,其内容大多具有本源性和首创性的宪法。”“派生宪法则指从外国移植或模仿,其内容大多具有继承和借鉴性的宪法。”[9]作为此种分类的唯一标准,“原生”与“移植”在文化意义上,前者指某种文化的自我沉积,后者指某种文化在面临其他文化的优势地位时进行的文化融合。不论是“沉积”还是“融合”,都无一例外地面临文化冲突,前者凸显为内在冲突,后者凸显为外在冲突。因此,在原生宪法国家,如英、法、美等国即使宪法被视为是法律文化自然成长的产物,仍然要面对诸如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王权观念与民权观念等不同的文化冲突现象,宪法典的颁布不过是最初的文化选择的标志物,其后通过宪法的实施,或巩固或修正这种文化选择。[10]
  所有的派生宪法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宪法所裹携的文化形式与精神的冲击。这不仅在文化差异较大的东西方之间是如此,在近代西欧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如艾恺指出:“启蒙运动产生于世界上的两个最早的民族国家——英国和法国,反现代化的批评却在德国首先以全盛之姿出现。在当时的印象中,德国在地理上处于英法之东,故认为英法的现代化,对德国是一种‘东西文化’冲突——早期的德国批判预示了日后很多的其他非欧洲批判所具有的主要特征。事实上,许多亚洲的反现代化批评就直接引自于德国的反现代化批评(与所谓德国浪漫主义大致吻合)。我想这是因为自18世纪末,像亚洲和非洲一样,德国并非民族国家;在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法国比起它来现代化多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与德国最大的一邦普鲁士及德国(或精确地说日耳曼诸邦)的关系,和同时期西方强权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恰恰是平行的。”[11]艾恺同时批评了某些学者认为只有中国才面临着文化紧张的观点,他指出:“无庸讳言,这种紧张的确存在于中国,然而由常识可知,这样的紧张在以国势伸张为目的而向外作大量引借的情况下,照例是不可避免的。……德国浪漫派文化民族主义和欧洲及非西方地区的文化民族主义意理也都可归咎到这么一种紧张。”甚至,“也就恰是他们首先发展出了‘文化’这个观念,用来指明人们生活方式主观的独特性质。这个观念进一步发展而成为对某些类型文化引借的有系统的批判。他们为反对现代化的批评建立了自己的词汇。”[12]德国不仅因此发展出了文化民族主义,而且也是德国社会学者特尼斯提出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分类,这一分类由于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引述而被中国人所熟知。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在法律现象上,形成了如下事实:德国不仅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制定宪法最晚,且其自19世纪后制定的数部宪法无不反映了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19世纪德意志南部邦国制定的宪法,虽然或多或少包含着某些民主宪政因素,但它是与封建君主制度结合掺杂在一起的,是形式上的立宪制,实质上的君主制,1850年制定的普鲁士邦宪法是一部钦定宪法,反映了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18年的魏玛宪法不仅未能实际执行而且还被纳粹政权所践踏。
  中国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得宪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处于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的风头浪尖。首先便涉及到社会观念的变革与宪政观念的确立问题,这在宏观上被转化成了促进国家富强与保持民族传统的两难选择中,“在未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国家,礼俗社会式的结社被视为批评者本身民族社会特有的特点,而法理社会式则被认为是‘强大的外人’所专有。也就是说,现代化了的国家的文化影响,加上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不但威胁民族的文化,还威胁着国家的独立。……可是,在这同时,法理社会式的种种形式又被认为会使国家富强;这么一来,批评者本身的国家(或文化)也就被迫要向那些‘强大的外人’进行文化引进。国家主义靠着颂扬批评者本国礼俗社会种种型制的‘特殊性’和‘精神性优越’而得以加强;恰恰这同时,国家主义却要求向‘强大的外人’作更多的引进。”[13]王人博先生在《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并具体阐述了它在中国的发展走向。“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是从西方的民主与它的物质文明成就的双重体察中认识宪政问题的。近代中国首先是把宪政民主从西方文化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接受宪政价值的。不管西方的民主从何而来,先进的中国人士相信西方的富强与其宪政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西方,宪政是因,富强是果。宪政民主之所以能舶来中国,依恃的就是这个因果关系的假定。因此,中国近代宪政文化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所关涉的就是宪政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系。”[14]号称对“宪政理解最深的胡适”,在内心的最深处“也许潜藏着这样一种无法排谴的苦痛:宪政之于人的价值与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到底那个更重要?’[15]文化选择的结果便是在形式上,对宪法这一新型法律样式的接受,在内容上,对其原有的西方民主本质作所谓民族性的修正。其次便是宪法典在制度层面与规范层面对不同宪政模式的选择。这其间既有理论家的选择,也有主张革命或反对革命的政治家的选择,而且包括统治者在巩固政治统治层面上的选择。最典型的便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事实。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制、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是实行单一制还是实行联邦制、是实行多党制还是实行一党制、是民权第一还是国权第一等等所有或大或小的问题,无不涉及到文化选择问题。就省制入宪即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曾描绘了争论的情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完成时国会情势危殆,不及规定省制问题。民国五年宪法会议审议中,国民党议员多主省制入宪,而宪法研究会(旧进步党党员梁启超、汤化龙、蓝公武、刘崇佑、林长民等组织)及宪法讨论会(克西克图、夏同禾、乌泽声等所组织)则竭力反对。五年(1916)十二月八日审议会中,双方辩论时,竟至发生轰动一时的大斗殴案。”[16]如此激烈的争论既有军阀割据之现实政治原因,亦不乏争论者背后所接受和坚持的文化观点。
  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颁布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同样表现了这一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的过程。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对此有所提及,他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我们的宪法有我们民族的特色,但也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17]在这里被毛泽东提及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社会主义宪法类型”、“国际经验”就包涵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对社会主义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文化的评价与取舍。新中国早期的法制建设实践更凸显了制宪者对文化冲突的态度和文化选择的取向。彻底摧毁旧法统、采取经验主义和照搬苏联表现的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加以彻底抛弃的态度,这使得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不得不在一无传统、二对外关闭的情况下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是极典型的代表,对于之所以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谢觉哉则指出:“一是有利于人们管理国家,人们能够团结一致,实行广泛的民主并能集中;二是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理论建立,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三是我们不能采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因为这两种国家的阶级本质不同。”[18]不仅制度建设是如此,人的思想改造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司法人员的观念转变问题,“开展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是要清除旧法人员中的思想不纯和政治不纯问题。对旧法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否认了旧法的继承性。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包括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司法独立’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等。”[19]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选择过程,都是一次官方文化立场的表达过程,尽管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下,选择未必是正确的,方向也有差异,但宪法所代表的文化发展的现代立场则是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趋势。在历史的考证中我们也发现,以传统形态存在的本国文化要素,作为宪法发展的宏观文化背景并非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在事实上决定了宪法发展的程度和方向。正如蔡定剑先生指出的:“我们说新中国法制建设几乎从零开始,并不是说它是没有建立在任何基础上的空中楼阁。它尽管彻底摧毁了旧法的传统,但却不能摧毁几千年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新的政权有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仍受着传统的和西方国家法律理论和文化的影响。”[20]同样我们也发现,宪法这一法律形式的出现和成长,在许多国家都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这意味着与现代文化精神相悖的传统文化被制宪者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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