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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经贸法律评论》
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公正性之评判
【副标题】 基本逻辑、实力兴衰及收益变化
【英文标题】 A Perspective on Fair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tablished after World WarⅡ
【英文副标题】 Basic Logic,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the Power and Change of the Income
【作者】 徐崇利【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教授}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霸权国
【英文关键词】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Developing Countries; Emerging Economies; Developed Countries; Hegemonic Power
【文章编码】 2096-6180(2019)03-0067-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67
【摘要】

对于二战之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之公正性问题的研究,围绕“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这一主线,以往中国学界实际上作出的多为静态的分析。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唯有在此之上增添动态的视角——以各国实力兴衰与收益变化及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为基准,才能判定从往至今发展中国家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及现今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对其中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之公正性问题认知的真伪。

【英文摘要】

Concerning on the basic logic of Power Defines Income, in fact, the static point of view has been applied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fairness of the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tablished after World WarⅡ for the past study, and the study in this way has been failed to reach a completed conclusion. Only to add the dynamic point of view which reflects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the power, change of the income and interaction of them, we can judge whether or not the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as been fair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far, and whether or not the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is fair to Trump’s governing Americ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952    
  引言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之后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创制的。众所周知,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严重缺乏公正性为由,掀起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高潮。然则,时移世易,时下仍然占据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美国,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反倒不断指责现行国际贸易体制对美国不公。[1]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问题究竟应当如何作出确当的解读,已成为当下国际经济法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就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问题,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为重要的视角是抓住其本质——此类秩序的基本逻辑加以研究。总体而言,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可被定性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采取的是“实力界定收益”的市场化逻辑[2],即依各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其可得收益(经济利益与决策权等)的大小,并以制度化或法律化的形式将之固定:一些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直接作出了依各国经济实力分配收益的安排。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加权表决制,各国分得的投票权多少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的大小;更多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则属于通过确保竞争机制来间接推行各国依经济实力分配收益的过程。在后一种情形下,规则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施的结果却是经济实力强势国家的可得收益大于弱势国家。例如,战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推行贸易自由化,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分配制度红利,即一个国家产品越具有比较优势,从中获益就越大。
  围绕“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这一主线,过往,中国学界对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公正性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采取的多是静态的视角,即着重立基于“现在时”——各国既有经济实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收益分配之现状,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将来时”——各国经济实力变迁带来的收益变化之结果,因而这样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增添动态的视角,解析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问题;申言之,本文拟选择“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的两大内在构成要素,即各国的实力兴衰与收益变化及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为基准,判定从往至今发展中国家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及现今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对其中自由主义国际贸易体制之公正性问题认知的真伪。
  一、经济实力上升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之公正性问题
  显然,以“实力界定收益”为基本逻辑构建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弱势国家存在内生的不公正性。然而,当弱势国家的经济实力处于快速上升期,且与强势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之时,那么,依“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弱势国家将会获得越来越大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3]这一趋势表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弱势国家的不公正状况在客观上不断得到了改善;相应地,弱势国家对此类国际经济秩序不公正性的认知就会减弱。此等情形可从战后初创之时欧洲国家和晚近新兴经济体对待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立场中得到有效验证。
  (一)初创之时欧洲国家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公正性的认知
  回溯历史,二战之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始创于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易。[4]
  战后初期,美国遂成霸权国,经济实力处于巅峰状态。[5]因“实力界定收益”是强者的逻辑,故美国当时力主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坐拥支配性权力的情形下,假如美国选择殖民主义时代直接统治他国的那种方式,或可一时从全球攫取巨大收益,但日后必将难以为继。非图一时而是谋一世,如果引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可防止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无序竞争再次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温床,同时也为美国商品顺利进入其他国家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开疆辟土扫清道路。同时,依“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美国不但初始可从中获得大的收益,而且只要其后美国的实力得以保存,通过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锁定,美国起获的收益便有了可持续性的保证;要言之,战后,美国推举以“实力界定收益”为基本逻辑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不是为了攫取暴利性质的短期收益,而是进行一种细水长流式的长期投资。
  相反,战后初期,欧洲国家国力凋敝,与美国存在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既然如此,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又是当时美欧之间交易的产物,那么,欧洲国家为何没有以“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对其不公为由拒绝接受此类国际经济秩序呢?就此可做如下具体分析。
  二战结束,美国开始为欧洲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如实施马歇尔计划等,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了欧洲国家在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现时收益的不足。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欧洲国家坚信,其经济实力巨降乃战乱毁损所致,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状态,它们的技术、人才、经验、国民素质等优势资源并未丧失,只要有开放的国际市场,假以时日,即可东山再起。据此,欧洲国家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本身对它们战后经济复兴有利,且在此类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下,一旦本国经济实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可得收益必将上涨走高。简言之,战后初期,欧洲国家看好自身经济复兴的前景,相应地,看涨从“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及制度安排中可得的长期收益;亦即,欧洲国家认定其与美国之间暂存的收益分配之不利差距,日后终将缩小,乃至消失。因此,当时的欧洲国家并未主张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其不公,而是立足自身长远经济实力上升态势将带来的收益增长,选择接受此类国际经济秩序。聊五分钱的天吗
  后来的历史发展恰好印证了欧洲国家当初的预期。20世纪50年代,欧洲经济开始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依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欧洲国家所得收益也相应增加。当然,这也意味着美国相对于欧洲国家经济实力优势趋于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相对收益分配差距的收窄,期间也引发了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波动,如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的过程。但从总体上看,当时美国并未阻挠欧洲国家取得这种制度性收益的增长,基本上保持了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动态稳定,因为美欧都属于所谓的“民主国家”,对相互之间收益变化的敏感性较低;而且时值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阵营需要对付共同的外部敌人——苏联。因此,美欧更加关注整个西方世界的团结,而不是陷入有关收益分配是否公平的内部纷争之中。
  (二)晚近新兴经济体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公正性的认知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当原创于发达国家内部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扩展到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之时,曾招致后者持续长达20余年的强烈挑战。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何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掀起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之高潮并未得到延续,反而出现了潮落呢?
  究其根源,乃是时至这一阶段,在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因发展状况不同带来了经济实力变迁,主要表现为自此有了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界分。[6]
  二战之后,后来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虽历经曲折,但在优势产业、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其经济振兴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到了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启,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为其乘势而上,快速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勇于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国内经济社会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日趋扩大,成为推动自身经济腾起的根本动力。[7]
  在这一崛起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发达国家始创的既存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固然有利于强者,但其与生俱来的进入上的开放性和竞争上的平等性之制度特征,也会给弱者提供赶超的机会。[8]只要在融入此类秩序后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够顺势而上,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在“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及相应制度安排项下获得越来越大的收益。犹如打牌,在同样的规则下,牌技差的牌手开始输多赢少,但只要苦练牌技,以后赢得比赛的概率将会不断增大。于是,其后遂成的新兴经济体不再像历史上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看跌,而是看涨自己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可获得的收益;详言之,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运行的结果是,其所获的绝对收益将会不断增大,且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收益分配差距也将逐步趋于缩小。事实上,较之历史上的发展中国家,自此,既存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之于新兴经济体的不公正状况整体上得到了改善,从而导致构成发展中国家阵营主力的这些新兴经济体不再全面挑战此类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是全球崛起速度快的新兴经济体,对于既存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之公正性认知的变化,可谓典型一例。
  改革开放前期,中国首先进入既存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是在货币金融领域。然而,因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尚属有限,在“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项下,收益分配对中国存在明显不利的状况。例如,按照加权表决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只获得很低的份额和投票权。因此,中国理所当然认为,既存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不公正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诸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并强调“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再次指出,“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国“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国仍然认定“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继续“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此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经济实力迅猛提升,中国已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大国攀升为世界上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应地,在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及相应制度项下,中国实现了巨大的收益增长。[9]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实力受到重创,而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减,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上此升彼降的态势愈益明显。随之,在“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及相应制度项下,相对收益分配状况也越来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化。
  有鉴于此,从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开始,中国将以往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当时,已有国内知名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对待既存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基本立场的这一调整,并对其发生的背景、原因和内涵作了精要的解读:
  “过去有几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国际秩序的表述方面,都提出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今,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如何对待现有的国际秩序方面有了新的提法。……中国将‘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新提法表明中国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形势,在国际秩序方面有了新的建设性的战略思路。现有的国际秩序,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将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将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方面。以此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10]
  2013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正式提出之后,中国更是多次强调,将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11]
  较之以往,此处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前添加“更加”这一措辞表明,中国虽然认为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不公平、不合理之处,但其基本公正性已经接近具备。由此,中国实际上不再挑战现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而只是主张对其进行比较和缓的改进。“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12]
  最后,仍需指出的是,虽然对经济实力提升较快的新兴经济体而言,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运行的结果,其公正度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对于那些仍然处于贫弱状态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而言,此等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状况依旧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在当下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过程中,理应给予它们更多制度上的惠顾。例如,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的第一项早期收获成果,2017年生效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一大创新之处就是,赋予发展中成员和不发达成员“点菜式”获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即属此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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