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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法学研究》
论个人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
【英文标题】 On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by Administrative Law
【作者】 王秀哲【作者单位】 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
【分类】 行政管理法【中文关键词】 隐私权;私权;行政公开;隐私权法
【英文关键词】 The Right of Privacy;Private Right;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Publicity;Privacy Act
【文章编码】 1005—0078(2006)02—039—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39
【摘要】

从隐私权的私权属性出发,应该确立以私权为核心的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理念;行政权力公共利益属性决定了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离不开行政公开制度建构;在平衡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中,制定个人隐私权保护法,为隐私权行政法保护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英文摘要】

From the nature of privacy,we should take the idea that the core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by administration law must be based on private right.For the character of public,it is impossible to protect this right without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publicity.In the balance between government power and individual right,Privacy Act can provide a direct leg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362    
  隐私权是现代社会公民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不仅应该写进宪法,更需要在规制国家权力的公法领域得到具体落实,尤其是在行政法领域。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秩序、进步、发展都越来越依赖政府,政府权利的扩大甚至涉及到了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事情。政府权利扩张的结果是公权力更容易渗入私人生活领域,对私人领域造成侵犯,这种侵犯是无处不在的,在资讯社会变得越发容易。所以,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隐私权所具有的私的属性,行政权行使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属性,以及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三个方面是研究个人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的出发点和基础。
  一、确立以私权为核心的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理念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法,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学,无论是控权论,还是管理论、平衡论、公共利益论,都是以行政权、行政主体作为研究的对象,都是从手段出发追求国家及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或集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都体现了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视角下的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即都是以公权为基础来建构行政法治的规则体系和规范实践,但近年来,行政相对方权利本位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这是一个全新的由公权启动的私权分析视角。[1]笔者认为,行政法的核心理念是行政权力、公共利益还是私人权利、个人利益,恐怕不能绝对下定论,至少在某些特定问题上是这样,在个人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的讨论中,就必须确立以私权为核心的行政法保护理念。这种理念是和隐私权强调私权的价值基础相联系的,具体而言个人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内容:
  (一)尊重个体价值
  从哲学伦理学角度出发,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基础在于对个体人本身的思考,正如美国学者Glenn Negley在一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个体的道德地位如何界定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在哲学上最深奥的思考。……很显然关于隐私是否确实是个人的权利的任何思考都离不开我们所承认的对个人的界定。”[2]
  尊重个体价值是个人主义的精神和灵魂,这种价值不是脱离社会和集体的极端的价值,而是存在于社会与集体中的个人的价值,这种价值承认人的各色各样的差异性、承认人的理性有限性、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从而给个人以充分发展个性的空间,而每个个人个性充分展现正是社会进步和创造性发展的源泉,这种发展必然要求给每个人以可供支配的私人财产,有私人生活的空间和思想自由、精神自由的空间,从物质到精神自由的个人空间的展开本身就隐含着对隐私权保护的当然要求。
  所以,个人和个人权利的正当性是先定的、毋庸置疑的,因而其价值地位是绝对至上的、惟一目的性的。社会或国家的正当合理性就在于其对于确保个人生命和个人权利的积极意义。[3]隐私权的存在必然建立在尊重个人主义价值的基础上,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分析,则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代表个人权利,行政主体权力代表共同体的公共利益,那么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就应当先于行政主体的权力,是其源泉和目的。承认个体性的存在,对行政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个人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的核心基础。
  (二)尊重和保护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又称“人性尊严”、也称“人的尊严”,简单来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它体现的是对个体人的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的尊重,是把每一个人当作人来对待的价值取向,人格尊严是生而为人就应该具有的绝对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价值地位。
  人文精神强调:每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充分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同样,每个人对他人也应该如此看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有助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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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终极价值基础是二战后德国基本法在写入人格尊严内容后具体实践的结果。这种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价值基础,它支持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也包括个人私生活秘密不受窥探,它所对应的侵权对象是绝对的,既包括平等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公权力。
  在当今社会,人的尊严构成了一个法治国家宪法的“立宪原则”。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对任何国家行为、立法、司法、执法机构均是一种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人的尊严又是一种主体权利,它还包含着,任何人都不必忍受他人对自身尊严的伤害,不必忍受他人的任意施为,且可向伤害人提出起诉和赔偿要求,在紧急情况下更可使用自卫权。[5]所以,对于人的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树立了行政权力行使的绝对界限,由此,与人的尊严的实现密切联系的个人隐私权当然成为政府行政权力行使不可逾越的边界。
  (三)承认个人自治
  承认个体价值、尊重人格尊严,最终应该落实到予个人以充分自治的自由的空间和领地。划出不受干涉的、尤其是不受国家强制力干涉的私欲的范围和界限,这种划分不是国家强力或法律刻意所为,而是从尊重个体价值出发,给个人选择的自由空间,承认个体的差异性,认同多元化的生活价值,在不影响他人、不影响公益的限度内予个人以充分行使自由的领地。隐私权的保护价值就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在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中保留个体自我实现和选择的空间,对于不影响他人和公益的多种生活样态的宽容和保护,对于个体自我追求的鼓励和支持,都是当代隐私权的内在价值。如果从否定的、消极的面相界定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的价值,那么个体自由的保护权即隐私权保护的需求就是必然的,这在当今世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角度看,越发意义重大。即使是新兴资讯隐私权主张积极的自我参与、决定权的行使,其价值基础也是个人私域自我选择、自我支配这种不受干预的个人自治的实现,否则,既然国家权力具有当然的对于个人资讯的收集、利用和管理权,那么个人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并发表意见。
  从对抗国家的角度出发,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要求给个人留出充分的个人自治的空间。个人自治是一种个人自由权意义上的价值,虽然它一定以人格尊严为终极价值目标,但是,它不会自动在人格尊严价值中实现,它需要在公民对抗政府权力的基本权利保护中特别设定,公民资讯自决权的确立和行使就是这种设定的结果,即政府机关本着公共利益可以收集利用个人隐私,但是必须以个人可以控制决定自己的隐私为基础和前提。
  以私权为核心的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理念实际上是从传统的行政主体主导论转向行政相对人主导论,这种行政法私权性质的强调已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例如行政法学者关保英在其专著:《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中指出:“在行政法的研究中,常常将行政权、行政组织以及相关的行政规则作为研究的起点,但是,这样的研究,此种视角下的行政法学,实际上是以第二性或者第三性的东西为起点的,而不是从第一性的东西出发的。”[6]第一性的东西就是权利,它确立行政法的根基和目的。所以,对于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的私权理念的确立尤其重要,这与个人隐私权的私的属性密不可分。
  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是行政法治实现的必要手段,而对于私权的承认和保护则是行政立法和执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个人隐私权行政法保护应该确立的核心理念,并由此决定了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的制度架构和具体落实。
  二、在行政公开制度建构中实现的隐私权行政法保护
  现代社会透明政府的理念,使行政公开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个人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也是在行政公开的制度建构中凸现出来的,并且个人隐私权保护也是行政公开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讨论个人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不仅要强调行政公开的制度基础作用,而且行政公开的个人隐私权边界的设定非常重要。
  (一)公共利益目的性与行政公开
  私权作为一种个人生活自由权,并没有脱离开以公民自由权抵御公权力的传统效力,因为,在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中,个人自由具有先在性和不可侵犯性,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性,政府才能干预和限制个人自由,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介入和管理也必须有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性,这种正当目的性不是任意设定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效率最高的警察。”[7]实践证明行政公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证公共利益正当目的性的制度。所以个人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当然离不开行政公开。
  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福利国家权力的扩张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把个人隐私展现在了世界面前,在政府更多地介入私人生活行使管理权时,隐私权更经常面临行政权的侵犯,政府管理权力的无所不在使得纯粹的通过个人退避的消极不受侵扰性的隐私权已经不存在;在资讯社会,个人已经成了无所不在的网络的一个结,人们发现虚拟的网络世界必须有法制约束,否则人类社会本身都将面临毫无秩序和混乱的局面,在为网络立法时,个人在网络中资讯隐私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其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必须通过政府的积极建构来完善,不仅要规范私法性质的社会组织的网络数据收集、利用行为,而且对政府在网络上对个人资讯隐私的管理和利用的规范更为重要,这种规范的前提必须是把政府利用个人隐私的公共利益目的性公开放在阳光下,而不能暗箱操作。这也正是行政公开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先制定诸多公开政府行为的法律,然后才制定《隐私权法》,并且《隐私权法》是美国行政公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
  行政机关收集利用个人隐私的公共利益目的性必须通过行政公开制度体现出来,但是在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开过程中,对于个人隐私的保密也是政府的义务,由此决定了个人隐私权还是政府行政公开的必要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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