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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国际公法学:特点、问题与趋势
【英文标题】 The Features, Problems and Trends of China’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ithin the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作者】 杨泽伟【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关键词】 中国国际公法学;国际法理论与制度创新;国际法研究
【英文关键词】 China’s Science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and system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33
【摘要】 1978年以来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恢复、发展和有为3个阶段。40年来,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发展主要有重视推动国际法治的发展与进步、积极开拓国际法研究的新领域、更加注重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急需以及学术精品意识不断增强等特点。然而,中国国际公法学仍然存在对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未能很好地加以总结、国际法的理论创新有待加强、有世界影响的学术著作仍然比较少见以及学术研究“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为浓厚等问题。未来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发展将呈现出国际法理论为中国整体发展战略和外交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将更加受重视等趋势。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制度创新、增强国际法发展的中国话语权,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国际法学者的重要使命。
【英文摘要】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ince 1978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covery, development and promising.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China's law has focused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ctively exploring new areas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urgent need for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growing more awareness of quality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ience public law. For exampl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are not well summarize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academic works with world influence are still rare, and academic research stil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ned economy”, etc.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ill show that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in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iplomatic practice will be more prominen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will be more valued. Meanwhile, it i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in the new era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hines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7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制定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并在国家承认、国家继承、双重国籍、国际条约、和平解决争端、“和谐世界”的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重大国际法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1]“中国以建设者姿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事关国际法解释、适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积极发声。”[2]中国已缔结了25000多项双边条约,参加了近500项多边条约[3],加入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按照“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不折不扣地履行条约义务,严肃对待国际责任,在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维护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回顾和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发展历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国际公法学四十年(1978—2018)的发展历程
  1978年以来,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恢复阶段(1978—200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的国际法学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停滞不前。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国际公法学开始进入恢复阶段。它主要表现在:1980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国际法学术团体——中国国际法学会;1981年出版了第一部全国通用的国际法教科书——《国际法》(***崖主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1982年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国际法专业性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法年刊》。[4]此外,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交学院分别成立了国际法研究所[5];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相继开设了国际法学专业;国际学系的课程设置,也逐渐趋向科学、合理。
  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例如,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法律知识讲座上发表了关于国际法的讲话。他说:“国际法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各国越来越重视利用国际法来保护自身的权益。这是国际社会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所有代表国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工作的同志,也都要学习国际法知识。”[6]2000年,李鹏同志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讲座开始前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法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掌握国际法知识,对于我们做好人大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7]。
  (二)发展阶段(2001—2011年)
  2001年伴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国际公法学也步入了发展阶段。2005年9月,胡锦涛在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部分代表时指出,世界各国应该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国际和谐社会……法治和国际法在建设国际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同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8]。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同时也“指明了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公法学界除了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以外,还开展了各种国际法活动。
  1.举办了多种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
  例如,2003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功地举办了本塞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中国首届全国选拔赛。200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首届“国际人道法模拟比赛”。中国空间法学会还成功举办了多届“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法庭比赛”(Manfred Lachs Space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此外,还有“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比赛”“海洋法模拟法庭比赛”等。举办这类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不但能够增进学生学习国际法的兴趣,而且能够提高学生实际运用国际法的能力。
  2.创办了一系列国际法方面的学术刊物
  除了原有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以外,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还创办了《武大国际法评论》[9],湖南师范大学李双元先生主持创办了《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10],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主办了《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主办了《国际法研究》(双月刊)[11],厦门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主办了《中国海洋法学评论》,厦门大学刘志云教授主编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12],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主办了《国际法评论》[13],西北政法大学王瀚教授主编了《中国航空法评论》,中国海洋法学会还创办了《中国海洋法年刊》[14],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中国学者还创办了英文刊物,如易显河教授主编了《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5]。这些国际法方刊物的设立,为中国国际法学者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平台,有利于中国国际法学的传播与发展。
  3.主动参与了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关程序
  例如,针对国际法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咨询意见案,中国深入参与该案的审理过程,于2009年4月16日提交了书面意见,并于12月7日由时任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薛悍勤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法院出庭并作口头陈述,就该案相关的国际法问题充分、完整、深入地阐述了中方的法律立场。“这是新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法院司法活动,具有重要意义。”[16]又如,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第一个咨询案—担保国责任咨询意见案中,中国政府于2010年8月9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交担保国责任咨询案书面意见,反映了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活动中担保国责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2011年2月1日,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发表的咨询意见基本上采纳了中国书面意见的观点。[17]此外,2018年,中国政府就国际法院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提交了书面意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该案将在“非殖民化和民族自决”和“当事国同意原则”两方面产生的重要意义。从各方提交的书面意见和口头陈述看,中方在联大解释性发言和向国际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的主要观点,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和认同。毛里求斯积极评价中方“承认国际法院在履行联合国非殖民化职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8]。
  4.中国学者在各类国际组织的活动更加活跃
  中国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和专家还经常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参加各类国际组织的工作,在国际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倪征教授、史久镛教授、薛捍勤大使相继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李浩培教授、***崖教授、刘大群大使先后出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赵理海教授、许光建先生、高之国博士先后当选为国际海洋法法庭和海底争端分庭的法官。此外,***崖、李浩培、倪征、陈体强等均先后成为国际法研究院院士;倪征教授、黄嘉华大使、史久镛法官、贺其治教授、薛捍勤大使和黄惠康大使都曾担任过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贺其治教授当选为国际空间法学会理事、国际宇宙科学院通讯院士;等等。另外,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史久镛还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张玉卿教授、曾令良教授、朱榄叶教授、董世忠教授和张月姣律师被推选为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指示名单成员;张月姣、赵宏还当选为WTO上诉机构成员;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朱民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赵厚麟当选为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李勇当选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柳芳当选为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黄解放出任国际民航组织法律事务与对外关系局局长;吕文正当选为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委员等。所有这些,不仅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荣誉,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扩大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国际影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此外,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很快。截至2005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559所(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独立院校以及各类法学专科院校——引者注),法学专业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19]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法专门人才。此外,还有不少学子在国外获得了国际法学硕士或博士学位。
  (三)有为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20]并呈年轻化趋势[21];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法学会对国际法研究的组织、引领工作在不断加强,如中国国际法学会的网站于2015年9月正式开通运行[22],中国际法学会还专门设立了“中国际法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航天科工奖)”[23]和“国际法新锐奖”(中国国际法学会学术年会学生论文奖)[24]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更加积极,更为重视国际法的作用和注重推动国际法的发展。
  1.发布了有关国际法方面的立场文件和声明
  例如,2014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公开发表了《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该文明确指出:“一个坚定致力于对内推进法治的中国,同时也必然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25]2016年6月,中俄两国共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双方重申了“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等10项主张[26],回应了当前国际法面临的紧迫问题和重大挑战,成为中国国际法实践的又一创举,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积极反响。[27]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8]。这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2.成立了专门的国际法咨询机构
  首先,教育部批准设立了首家与国际法有关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以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为支撑单位,联合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郑州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等协同单位共同申报的“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2011协同创新中心”;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要求,瞄准国家领土海洋维权重大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建设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平台;该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组建了11个创新团队,支撑国家领土海洋战略与政策,服务国家领土海洋维权斗争,提供领土海洋维权技术支持,服务于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
  其次,中宣部批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单位。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同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以“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为目标,致力于为中国智库建设引航开路、树立标杆,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目标方向和举措等方面,积极开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前瞻性问题研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在25家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单位中,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是唯一一家法学类并且是国际法的试点单位。
  最后,外交部正式成立了“国际法专家咨询委员会”。该咨询委员会于2015年1月正式成立,由国内著名国际法专家学者组成,为我国重大外交问题提供法律意见、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贡献智识。第一届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有4名顾问、11名委员。
  3.专门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公法学》
  201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以曾令良、周忠海为首席专家编写的《国际公法学》教材[29]。该书是在教育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编写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与国内出版的其他国际公法教材相比,该书除了系统阐述国际公法的基本原理、原则、规则和制度之外,还注重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梳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阐述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理论指针。
  二、中国国际公法学四十年发展的主要特点
  40年来,中国国际公法学者公开发表了很多国际法方面的学术论文。据中国期刊网检索系统统计,1979年到2000年,以“国际法”为关键词的全部期刊论文达到871篇;2001年到2011年,以“国际法”为关键词的全部期刊论文为2573篇;2012年到2018年,以“国际法”为关键词的全部期刊论文总计1721篇。此外,中国国际公法学者还出版了不少国际公法方面的著作。40年来,中国国际公法学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重视推动国际法治的发展与进步
  一方面,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多极化趋势的增强,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利用国际法规则来缓和矛盾、解决争端。在国际交往中遵循国际法规则,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和自觉追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30]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印、缅三国共同举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指出:“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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