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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国际组织合同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以及法律选择的范围
【英文标题】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the Scope of Choice of Law in the Contrac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作者】 李娟【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文关键词】 意思自治;国际组织合同;买卖合同;民商事合同;法律适用
【英文关键词】 party autonomy; commercial contrac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pplication of law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62
【摘要】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私人主体签订的合同,也是决定国际组织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国际组织与私人缔结的合同的准据法的确定,首先应遵循意思自治的方式,合同规定应适用的法律是当事人意思的明示表示,理应得到尊重和适用。在国际组织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情形中,当事人意思自治还意味着选择国内法之外的法律,包括国际组织内部法、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国际组织内部法是国际组织合同法律适用中所独有的现象,国际法、国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在适用时均有国际组织自身特色和要求。
【英文摘要】 Party autonomy is the basic principle in application of law of the contract, which is applied in the contracts between private parties. It is also the primary principle in the contrac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pplicable law in the contract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parties shall be adopted according to party autonomy. Applicable law written in contract which is expressly indicated by the parties shall be respected and appli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tracts, the parties can choose amongst internal 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besides certain municip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 specific in the law application of contract. International law, municipal law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re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744    
  
  国际组织以自身名义参与国际民商事关系,其中最为频繁的是与其他国际私法主体签订合同,建立民商事合同关系。国际组织签订的各种合同中[1],最常见的是买卖合同,主要是与供应商签订的货物和服务供应合同以及国际组织作为货物和服务供应商与其他人签订的供应合同。国际组织几乎每天都要签订这类合同,如购买药品、科学仪器、教学仪器以及技术援助项目所需的设备等。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会签订大批的货物服务采购合同;欧洲原子能机构(EURATOM)在其履职过程中也签订了大量的采购合同和建筑合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也签订了大量的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双方选择的法律应得到适用,这也是合同法律适用中的首要原则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时,合同应受与之有最实质、最重要联系的法律的支配,即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补充。[2]以国际组织为一方当事人的民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虽然是国际私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自身的特色,不囿于传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
  一、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组织合同法律适用中的运用
  合同领域内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观念,在中世纪意大利学派的学者萨利塞(Salicet)的著作中就已出现。16世纪,杜摩兰(Domulin)提出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荷兰“法则区别说”的代表人物胡伯(Hubor)、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美国学者斯托里(Story)、意大利学者孟西尼(Mancini)等学者的不断发展,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理论得以完善,[3]并发展成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4]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私人主体签订的合同的法律适用,也是决定国际组织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
  国际组织签订合同的新情况在于,不仅该合同含有国际因素,而且合同的缔约人自身就具有国际性质,这强化了要尊重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法律选择。国际组织缔结的合同是国际合同的一种,而一个国际合同可以受多个法律体系的管辖,可以是国内法体系和非国内法体系的混合。对于将当事人意思自治运用在国际合同中的情况,有些学者将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运用至极,认为合同的规定就是当事人意思的明确表示,而这是古老的契约必须信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在起作用。主张意思自治的学者们认为合同本身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lex contractus),菲德罗斯(Verdross)是这一理论的主要支持者。该理论认为国际合同受当事人的意思约束而产生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合同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秩序并确定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享有排他的管辖权。[5]而曼教授(Mann)对“合同法(lex contractus)”的理论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任何法律关系、任何合同必须受一确定法律体系的管辖,否则不能想象。合同不可能包括所有处理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规定,所以合同必须要依赖一个已存的法律体系来填补合同没有规定的空白,合同的准据法此时就发挥了作用。[6]
  根据1977年国际法学会奥斯陆会议关于《国际组织与私人缔结的合同》的决议规定,确定国际组织与私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缔结的合同的准据法,首先应采用意思自治的方式,合同规定应适用的法律是当事人意思的明示表示,理应得到尊重和适用。如果合同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受托解决争端的机构如仲裁庭等应努力探明当事人的隐含意思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如果无法探明当事人的意思,则按客观标准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7]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法院地冲突法认为当事人的意愿具有决定性,而在合同中载明应适用的法律就是法律冲突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根据曼(Mann)的观点,国际合同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不同法律体系作为合同的准据法,当事人的意思处于优先的地位,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应得到贯彻。然而,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秘书处获得的信息表明,虽然国际组织常在合同中载明争端解决条款,但一般情况下没有准据法条款。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8],因它缔结的合同数量大,同时存在的争端也多,因此它签订的合同一般会有准据法的规定。
  如果国际组织与私人签订的合同没有规定准据法选择条款,在这种合同引发的案例中,必须评估合同涉及的所有关系,并在法院地冲突法的框架内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再考虑所有情形,然后得出一个应适用何种准据法的结论。[9]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国际组织的政府间性质和其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对此,可以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到参考。[10]国际组织与私人的合同关系究竟是由国内法管辖还是由其他法律(如国际组织内部法、国际法或一般法律原则)管辖?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实践表明,这种国际合同关系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国内法,国际组织依靠一般法律原则来解释合同。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其研究合同中不规定准据法条款,并阐述了不规定准据法的理由。主要理由如下:(1)如果允许适用合同立约人法律,将会使每一个合同受不同法律的支配,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这些法律并不熟悉,并且这种适用可能还会导致对合同文书的文本修改;(2)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同总是指向奥地利法则似乎过于专制,与我们作为国际组织的地位不符;(3)如果指向“国际法”或“一般法律原则”,则肯定会引起诸多困难,尤其无法告知合同立约人对于可能出现的任何具体问题应适用该法的何种实体规定。因为任何问题均可能提交国际法庭或国际仲裁庭解决,所以国际组织将缔结任何合同的最后一步放在国际组织的总部进行,以希望如果发生任何争议,不必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11]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国际组织签订合同具有重大意义,当事人有权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一条传统冲突规范,主要由当事人在不同的国内法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范围包括实体法和冲突法。然而在国际组织层面,当事人意思自治还意味着选择国内法之外的法律,包括国际组织内部法、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
  曼教授在其文章《国际法人缔结的合同的自体法》中[12],从传统的观点出发认为国际法人[13]与私人签订的合同受当事人选择的国内法体系的管辖。然而,他指出在许多案件中将合同提交国际法更为有利,并且拒绝承认适用一般法律原则以及菲德罗斯的合同法理论等替代方法。曼教授认为每一项合同必须由一个已建立的、包括其强行法的法律体系管辖。他所举的案例均与国家相关,但他认为对国际组织也同样有效。巴迪福(Batiffol)的观点具有普遍性,认为国家与私人的合同应由国内法管辖。对于国际组织,他认为国际组织与私人可以达成协议,将他们之间的合同置于某一国内法管辖之下。他对如下三类合同进行了区分:(1)普通合同。例如交付办公设备的合同或工作合同,国际组织可以同意将这些合同提交国内法管辖。(2)与职员的雇佣合同。这些合同由巴迪福所称的国际组织的行政法或内部法管辖。(3)与国际组织行使职权有关的合同。这些合同按原则由国际公法管辖。巴迪福认为,衡量一个法律关系是由国内法管辖还是由其他法律体系管辖,不应以法院地冲突法为基础,国内法只有在国际组织提交其管辖时适用,否则就适用包括国际组织内部法在内的国际公法。詹克斯(Jenks)认为,国际组织就其全部行为既不能由国内法、习惯或惯例管辖,也不能完全脱离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国际组织的内部法等。[14]谢尔默和布洛克(Schermer and Blockker)在其《国际组织法》一书中适当地指出了诸多办法,如国内法、国际组织内部法、一般法律原则、东道国法等。[15]如果国际组织拥有国内法上的法律人格,则能适用国内法,并且认为因为国际私法规则适用于其他法律主体,所以其也可以适用于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的内部法适用于合同关系,而国际组织可能单方面修改由其内部法管辖的合同条款,如投标合同中有关投标人的平等问题,国际组织内部法或根据国际组织内部法签订的合同也可能指向国内法。可以得知,国际组织涉及的商业合同的法律适用的发展过程,由国内法逐渐发展到其他法。
  2012年通过的《海牙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以下简称《海牙原则》)规定,除非法院地法另有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在国际、超国家或区域层面上被普遍接受的、具有中立性和平衡性的法律。这意味着当事人可选择的法律规则,不仅包括国内法,还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以及各国法律所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16]国际组织合同的法律适用除了前述海牙原则中的法律体系之外,还有一个国际组织内部法体系,这是国际组织合同法律适用中所特有的情况。
  二、根据意思自治选择国内法作为合同准据法
  在国际组织所涉的案件中常要适用国内冲突法,在有些情况下为适应国际组织的情况,需要对国内法中的冲突规范进行修改以便于适用国际组织。如果法院地的冲突法指向国际组织的法律,国际组织自身又有相关的法律,则该法律能够并且必须被适用。如果法院地国承认可以以灵活的方法或者其他方法推定当事人意图,则在法院地法的框架内很容易完成修改冲突法规则。当适用于两个私人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冲突规范与适用于国家与私人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冲突规范不同时,更适合将后者类比做国际组织与私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由于国际组织没有具体的冲突规范,所以有关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实践信息非常分散,有些国际组织表明自身在某些领域受传统冲突规范的约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美洲国家组织(OAS)、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已表明它们承认物之所在地法支配租赁合同和其他不动产交易。东道国法律已被万国邮政联盟(UPU)接受支配商业合同,被美洲国家组织接受支配劳动合同和其他私法合同。世界银行对从私人当事人处所获得的贷款规定适用市场地的法律。其实国际组织在许多领域都会适用国内法,如合同领域、不动产物权领域、知识产权领域以及侵权行为领域等都有适用国内法,其中又以合同领域国内法的适用最多。合同领域的情况比较复杂,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表现最为丰富的领域,在合同领域适用国内法的情况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东道国法具有一定的优先性
  国际组织签订的大量商业合同中,根据当事人的选择,其准据法条款选择东道国法律的居多,东道国法一般是作为物之所在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也或是当事一方或双方的住所地法。国际电信联盟与瑞士当局、公司以及个人签订的在日内瓦购买或租赁不动产的合同规定,争议应由仲裁员裁决,由仲裁员决定仲裁程序,但合同应遵循瑞士法律,即物之所在地法,如有必要,也可以适用一般法律原则。供应货物和服务的合同没有规定可适用的实体法,但规定了以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许多实际情况表明,仲裁程序受瑞士法的支配。
  1947年《联合国与美国关于联合国会所的协定》规定,“除非另有规定,或者《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另有规定,美国联邦、各州和地方的法律应于会址区内适用”。因此,在联合国会址区内发生的行为将适用东道国美国的法律,这些行为不仅包括缔结合同的行为,也包括其他行为如侵权行为等。有此种规定的还有亚洲开发银行与菲律宾关于东道国的法律适用于国际组织的总部区域内的协定。当国际组织与私人签订商业合同时大多会选择在其总部进行,并在合同中明确东道国法律的适用,使合同可适用的法律具有确定性。
  欧共体签订的大量合同均选择东道国法律如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法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货物和服务采购条件也是如此。美洲国家组织签订的合同也规定:“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和解释所产生的任何问题适用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或者美国联邦的法律。”近东救济工程处关于第三人责任的保险合同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释和适用应适用黎巴嫩法律。
  新近成立的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ITER)[17]在其《热核实验堆协定》第14条中规定,公共和职业卫生和安全、核安全、辐射防护、许可、核物质、环境保护以及防止恶意行为等适用法国法。该组织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涉及这些方面时,也适用法国法。因为法国是该组织的东道国。某些国际组织与东道国的协议就明确规定了东道国法律在某些情况下的适用。1957年3月4日,国际劳工组织与瑞士的贷款协议第3条规定:“瑞士法中有关责任的规定应适用于本协议。”[18]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46条规定了银行可接受国内法院管辖的情况[19],当然包括东道国的法院,东道国法的适用可由此类推。因此,在确定合同某些方面的法律适用时,会优先选择东道国的法律,东道国的法律在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中具有一定的优先性。
  (二)选择某一领域声誉较好的特定国家的法律
  在一些国际组织商业合同中,为了方便,当事人会根据意思自治选择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因该国法律在某一领域比较发达并且声誉良好。如前国际难民组织(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缔结的租船合同规定,合同由英国法支配,因为英国在此方面的法律发达而且完善。国际金融公司早期与私人的贷款合同选择适用纽约的法律,这些合同常涉及非常复杂的金融交易。[20]世界银行早期的贷款协议也是如此,但只限于协议的解释。欧洲投资银行规定:瑞士法适用于那些与欧共体相关的国家和组织发放的贷款(如希腊、土耳其以及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21]),并且还进一步规定了瑞士法院有管辖权。国际劳工组织在为技术支持目的而购买的特种汽车的购买合同中,因供应方不接受国际劳工组织常用的“购买指令”的规定,经过协商,国际劳工组织接受了供应方的标准合同,该合同明示适用一特定国家国内法。这种适用该领域发达且完善的法律的做法常被私人公司在其合同中采用。
  (三)合同履行地法和贷款发放地法
  国际组织确定商业合同时,双方当事人为方便行事常会选择合同履行地或者贷款发放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欧共体有时就会采用合同履行地国家的法律即合同履行地法。在许多情况下,采用合同履行地法的做法,不是规定在每一个合同中,而是包含在欧共体所制定的“一般条件”(general conditions)中,欧共体签订的大多数合同就是如此。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大部分合同,根据它相关内部规则的规定,选择合同履行地国家的法律,如果合同由几个自然人或公司联合履行,为避免分歧,则选择适用该国际组织所在地法即比利时的法律。一些欧共体的合同也选择合同履行地法。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火灾保险合同规定,适用火灾危险发生地国的法律,如果该国法律没有规定,则适用保险法的一般原则和政策的规定。
  国际组织提供贷款的合同常选择贷款发放地国家的法律,或者以货币发行国或借款者的法律替代,具体选择哪个法律则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如欧洲理事会社会发展基金(Social Development Fund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的贷款合同常选择其东道国(法国)的法律。
  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有关它们地位及特权与豁免实践的联合国出版物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实践总结如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作为借款人的实践依靠市场的习惯(如资金筹措市场或债券发行市场)。如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债券在欧洲发行,则明确选择受特定市场法律的支配。至于贷款人的性质,当贷款由瑞士借给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时,受国际法的支配,而贷款由机构如德意志联邦银行借给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时,尽管双方明确要受国内法的支配,但没有明确规定应适用何国的法律。[22]
  (四)根据格式合同默示选择的法律
  在有关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实践的出版物中,联合国秘书处认为,指向一个已知的国内法体系也可以是通过暗示作出。因而专门机构在不同国家签订的租赁合同常采用当地的标准合同形式,一般适用国内法。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国际组织与服务提供方签订的格式合同中,如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保险等。此外,采用某一国家的格式合同常被理解为双方默示合意选择适用该国的法律。
  (五)国内法适用的限制
  国家发展出相对充分而明确的法律体系是国内法的一个优势。国内法在技术上适用于国际组织并没有多大困难,有很多国际组织签订的合同适用国内法,尤其是东道国的法律。例如,为避免另一当事人法律的适用,一些国际组织比较谨慎,把签订每一份合同的最后一步都放在自己总部进行,以合同缔结地法以应对适用另一当事人住所地法的要求。然而,有些国际组织认为,即使是它们的商业行为,也不应受任何特定国家国内法支配,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就采如此立场。尽管有些国际组织将争议提交国内法院管辖,但又规定非商业性质的关系不受国内法支配。原因在于,如果这些合同关系适用国内法,可能存在合同的规定会被所适用法律的规定所取代的风险。当然也可以通过合同条款来排除这种取代,但有这样规定的合同条款很少。
  国际组织常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签订合同,如果适用国内法就会存在合同的一致性问题。为了保持合同形式的一致性,国际组织有自己的格式合同,例如运营合同,包括研究合同或贷款合同,以及其他与组织的运营有关的普通商业合同。近东救济工程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其他救济组织的物品采购常在不同的国家进行投标,采用标准的形式将更为有利。同样,也需要保持合同内容、条款解释的一致性。为此原因,为了避免不同的合同受不同法律的支配,许多国际组织希望规避缔约另一方法律的管辖。此外,国际组织也不熟悉缔约另一方的法律,适用该另一方的法律甚至会要求对国际组织的合同文本进行修改,或者导致其他管理上的不方便。而在多边协议的情况下,则不可能适用每一缔约方的协议。
  不可否认,有少数区域性组织在合同中适用国内法,例如欧共体的许多合同受比利时国内实体法的支配,而比利时是欧共体主要机构的所在地。但是总是指向东道国法律似乎太随意,与国际组织的地位不相符。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材料采购的三边合同关系中就出现要求适用国内法的情况。一成员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核原料,国际原子能机构又提供给另一成员国,两个成员中的一方在所提建议中有一条指向它的国内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答复如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它的各种合同和协议中,从未使自己受缔约伙伴的国内法管辖。若现在如此做,尤其在国际协议中,将会开一个很不明智的先例。这样,恐怕其他国家均会要求有同样的条款,其结果会是:a.在存在许多成员国的情况下,解释将非常复杂,且这些成员国的法律可能难以确定;b.与不同成员国缔结相似的协议的解释将多样化;c.在多边协议的情况下,如果协议的另一缔约方要求相同的条款,那么可能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23]其实,由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运营的特殊性,它与私人当事人的运营合同也采用这种方式。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它的研究合同中就采用了此种方式,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如果适用合同立约人的法律会导致合同法律适用的不一致以及对合同文本的修改,且总是适用东道国的法律将过于专断。
  因此,在国际组织签订的合同中,鉴于国际组织运营范围的广泛性,适用缔约另一方的国内法均会导致同类合同在不同国家出现不一致,虽然统一适用东道国的法律是一种解决方法,但这又显得过于随意,东道国的法律有时与合同的联系并不密切,这样也有损国际组织的国际性质。因此,国际组织合同适用国内法总是受到限制。
  三、根据意思自治选择国际组织内部法作为合同的准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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