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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四十年发展回顾与反思
【英文标题】 The Forty-yea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tudy: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作者】 张辉【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中文关键词】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
【英文关键词】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forty-year, retrospect, reflect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2
【摘要】 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从初创到繁荣。学术成果数量巨大,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但回顾以往,仍有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这包括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创新和国际影响力的不足、研究成果定位模糊、过于追逐热点、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但展望未来,中国正处于一个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人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参与、观察和研究实践,从而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英文摘要】 Forty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has witnessed the growth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China from establishing to prosperous with a huge amount of academic fruits and an improving research quality. There are, however, still many problems remained for reflection when look back to the past including weakness on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llegibility of research purpose, over-chasing heat points, singlenes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so on. But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hina is in an era to get much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offering Chinese scholars vast chances to take part in practices, observations and researches on practices, so that great opportunities are brought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749    
  
  尽管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法律规范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商业法律,但作为一个学科形成,却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国际经济法(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这个概念和学科的出现是在“二战”以后,其背景和条件是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强化。从“二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国际经济法概念并通过学术争论大体勾勒出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而在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与世界隔绝封闭之中,法学教育研究搁置,因此中国学者未能参与这一学科的创立。但在1978年之后,伴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交流,在实践需求的推动下,我国学者迅速介绍和引进了国外国际经济法学说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开创了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在40年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创立和发展概况
  (一)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创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我国法学教育和研究事业恢复之时,一些学者感受到对外经济交往对于相关法律研究的迫切需要,开始着手在中国开创一个崭新的学科。这一工作首先从介绍和评析国外学说开始[1],并在我国学者中形成了关于国际经济法范围的两种不同观点,主要反映在1983年《中国国际法年刊》所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在这次学术争论中,姚梅镇和王名扬教授主张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总称,是独立的法学部门;而汪暄教授和史久镛先生则主张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分支,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2]
  虽然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地位存在学术争论,但我国教育主管机关很快便从法学教学角度对其独立性予以了确认。1982年,国家教委正式将国际经济法学列为法学二级学科,国际经济法学获得了与国际法学平等的地位。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出版,将国际经济法学列为法学的14个分支学科之一,具有关条目撰写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主编。
  1984年5月到6月间,由武汉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和江西大学发起,在庐山举办了国际经济法讲习班,有来自全国53个单位的90多人参加。姚梅镇等老一辈国际经济法学者为参加讲习班的代表讲授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若干专题,培养了师资,是我国国际经济法教学和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转折。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倡议建立国际经济法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经协商、讨论,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通过了研究会章程,并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姚梅镇教授被推举为会长。此次会议标志着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新兴法学学科。
  (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蓬勃发展
  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迅速发展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强大动力,有关教学和研究面向我国实践,强调综合和应用,积极为中国融入国际经济潮流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学科获得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
  1.学科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使得国际经济法学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格外重视,国际经济法被列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国际经济法专业也被列为法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的独立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办公室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合并为一个学科“国际法”,但在教育、学术研究等领域,三个学科仍事实上存在,具有较大独立性,均有各自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国际法三个学科本身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断加强。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法新问题不断出现,这些新问题往往是跨越性和综合性的,国际法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此更为开阔,不少学者的研究跨越多个领域和新兴学科,国际法三个学科的分野不再绝对和明显。
  自美国学者杰塞普1956年提出“跨国法”概念以来,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就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3]我国学者在引入国际经济法概念时,受到广义学说的较大影响,倾向于综合与应用,但又对美国学者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范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以“跨国性”和“经济性”为标准,筛选国际经济法所包含的规范,进行对应的理论研究。40年间,在吸收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基础上,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健全,学术研究日益深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1984年刘丁教授所著《国际经济法》是我国第一部概论性的国际经济法著作,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系列教材在1987年后陆续出版,包括《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海事法》5部,是我国第一套国际经济法系列教材。1989年姚梅镇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概论》也是早期影响力较大的国际经济法教材。较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法著作还包括1994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学》、余劲松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学》,1999年曹建明、陈治东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2000年余劲松、吴志攀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2014年张庆麟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等。20世纪90年代后,各类国际经济法教材和著作日益丰富,这些著作均持广义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体系,国际经济法学是研究国际经济法规范的学科体系;国际经济法学体系主要由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国际贸易法学、国际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国际货币金融法学、国际税法学、国际经济组织法学、海商法学、国际经济争议解决法学等分支构成。也有部分学者从规范体系的逻辑性出发,强调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限于国家间经济交往关系,如左海聪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将国际经济法限定为国际经济管制法,严格区分公法和私法,将私法规范从国际经济法体系中分离出去,并将其称为国际商法。总体而言,国际经济法学的晚近发展更为强调问题导向,已经较少体系争论。
  2.教学实践
  由于实践的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国际经济法律人才的培养。除法学本科教育阶段国际经济法作为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外,对于涉外经济类专业,国际经济法也同样属于必修课程。为培养了解国际经济法律的高级专门人才,全国各主要法律院校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相继设立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点,北京大学从1981年,武汉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从1984年,厦门大学从1986年开始招收国际经济法博士研究生。1987年,姚梅镇教授指导的研究生余劲松在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培养的首位国际经济法学博士。此后,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还获准设立国际经济法博士后流动站。随着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设立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获得了国际法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包括国际经济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日益完善和丰富,涵盖了国际经济法律的各个方面。国际经济法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在法律、经济、外语等各方面的复合式发展,适应了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实践需要,受到国家外经贸主管机构、司法机关、企业、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的欢迎。
  3.学术成果
  改革开放后,我国涉外经济领域立法发展迅速,先后颁布了《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海商法》《对外贸易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重要法律,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立法更是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我国还加入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多边条约,缔结了大量双边贸易、投资、税收、海运等协定,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这些实践为我国学者从事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承担了大量国家各级科研项目,形成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
  40年来,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涉及国际经济法的各个领域,研究日益深入细致,虽然与国际学术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正不断缩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国际学术界正不断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4.学术交流
  随着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开展,国内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也日益密切。
  1982年12月,中国国际法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上海联合举办了我国第一次国际经济法学术研讨会,对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若干具体问题等进行了探讨。1984年在庐山举办国际经济法讲习班和初创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之后,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进入活跃期,极大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1987年,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全国国际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3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4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选举姚梅镇教授担任会长。1989年和1992年研究会分别在大连和厦门召开学术会议。1993年,研究会在珠海会议上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由于姚梅镇教授逝世,学会推选陈安教授为会长,学会秘书处设在厦门大学。此后,学会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制度逐渐固定化,每年由不同学校承办,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和氛围,促进了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2005年,另一个国际经济法学术团体——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沈四宝教授当选为会长。目前,两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均采取定期学术研讨的方式,彼此促进,共同发展,使我国国际经济法学术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在国外大学、研究机构进行访问研究日渐增多,而外国学者受邀到国内大学访问、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也日益频繁,国内外学术交流正不断加强。
  5.社会实践
  国际经济法学是一门贴近社会实践的学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始终秉持着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合作事业。国际经济法学界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委托研究项目或咨询项目,就“中国加入1965年《华盛顿公约》”、“中国参加的国际经济条约在香港的适用”、“外资国民待遇”、“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外交保护”、“中国入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法修改”等发表研究报告,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中国学者和专家也进入“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员名单、争辩解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名单。
  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发展回顾[4]
  (一)国际经济法基础理论
  1.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
  国际经济法学作为一个新兴法学学科,在研究对象——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创立时,即产生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
  广义说主张,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而国际经济关系应理解为既包括国际法主体(国家、国际组织等)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包括私方当事人(自然人、法人、经济组织等)之间的跨国经济关系,还包括国家对涉外经济活动的管理关系,因此其所涉及规范范围既有国际法规范,也有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规范,也包括私法规范。[5]而狭义说则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法主体(国家、国际组织等)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其规范范围限于国际公法规范,因此属于国际公法的分支。[6]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狭义说的观点主要为国际公法学者所主张,而在国际经济法学界,则几乎是压倒性地支持广义说。但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期后发生了变化,一些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年轻学者开始转向狭义立场,但他们的观点与80年代国际公法学者的狭义说有根本不同,其前提是承认国际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国际经济法学是独立的法学学科。
  例如,有学者认为,广义上的国际经济法不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法律部门存在,只有狭义理解的国际经济法(有关经济的国际公法)才能成为独立法律部门,但以跨国经济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学科,即广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学是可以独立存在的。[7]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与国际公法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与国际公法并列的新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以统一实体法为主体的国际商法是另一新兴国际法部门,国际法由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四个法律部门构成。这一观点将传统的广义国际经济法体系进行了拆分,国内法中的涉外规范被还给国内法相应部门法,而国际经济公法成为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私法成为国际商法,从而保证了每一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统一。[8]
  尽管对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有了以上反思,但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仍为广义说,这在各种教材中表现尤为明显。虽然广义说在逻辑上存在一些学者们批评的缺陷,但对于教学无疑却是有利的,学生们需要了解的是关于国际经济法律知识的各个方面,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讲述对于学生形成解决问题的整体观是有效的,也更有利于他们今后从事实践工作。
  2.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各种著作和教材中一般采取三原则说,即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9],另有少数学者将有约必守原则列入其中[10]。还有学者提出尊重国家主权、保护并促进自愿合作、诚信履约等三原则。[11]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学者对经济主权原则格外强调,认为它包括对本国自然资源、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完整的永久主权,包括国有化和征收权,以及对外的平等权。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浪潮下,我国学者大多反对主权淡化论,主张只有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规则才有助于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发展。[12]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公平互利原则十分强调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实质公平问题,主张应当通过国际法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待遇,真正使发展中国家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和发展。此外,我国学者也十分重视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认为合作是国际经济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发展则是国际经济法的目的所在,必须将实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权放在重要位置。
  关于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讨论对于深化对该法律体系和学科研究立场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对国际经济法范围的广义理解,目前关于基本原则的理论仍存在不少问题。对于通常的三项原则,我们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这些原则均为公法特别是国际公法原则,而无法涵盖广义国际经济法中的私法部分。而作为一个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可以贯穿全部法律体系,为各个部分法律规范所遵循。有些学者试图以“有约必守”原则涵盖私法部分规范,但该原则适用范围过于广泛,它既可适用于国家间关系,也可适用于私人间关系,甚至还可适用于国家和私人间的关系,似乎很难为国际经济法所专有。并且公法原则与私法原则混同,仍无法解决国际经济法体系内的逻辑一致性问题。
  3.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特征。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即使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也大大提高,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情况也使得经济领域的问题益发成为全球的公共问题,必须由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协调处理,国际经济法规则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学者认为,二战之后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了规则导向,但这些规则是国家实力博弈的结果,因此规则导向的秩序并不意味着公平合理的秩序,也并非是理想的国际经济秩序,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应以法律规则为支撑,但规则体系应更体现公平价值。[13]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发展呈现新态势,治理规则体系的变革成为大趋势。中国应以现行规则体系的参与者和变革者的双重角色,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匡正规则体系内在缺陷。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成为指引性理念,中国可以从全球性多边机制、区域和诸边机制、双边机制、单边机制以及非政府层面机制等多重路径入手,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变革,共创国际经济法新规则。[14]
  3.“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经贸合作
  在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促进我国加大全面改革开放意义重大。我国学者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间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主要以美国、欧盟和中国为主体,显示出中国在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地位提升以及将面对的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应结合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深入研究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内容。[15]在此背景下,应充分考虑、分析国际上现有制度的运作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一套同时适用贸易与投资的争端解决规则,相关规则应强调调解与仲裁的结合、保持较高的透明度、尊重缔约方的原意,并将其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审理案件的原则;同时,同一案件的调解、仲裁和上诉过程应由不同的专家负责;这既可体现东方文化的特点,又可解除西方社会对调解与仲裁不分的疑虑。[16]还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现有的合作机制类型松散、职责重叠、主体单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推进造成诸多局限,也影响了合作效能的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需要丰富合作形式,推动合作议题全面深化,促进“国家—市场—社会”多方参与,形成合作类型多样化、治理内容全面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合作机制以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17]
  (二)国际贸易法
  1.国际贸易私法
  在国际贸易私法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公约)、国际贸易惯例以及国内《合同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在概论性的国际经济法教材和国际贸易法教材中均将CISG公约重点讲授,但总体上,20世纪年代对CISG公约的介绍多于研究,特别是深度研究较为欠缺。这种情况在2000年之后有所改变,在CISG公约通过25周年和生效20周年前后,国内学界都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大量纪念和研究文章,均有相当见地和深度。2007年10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成员国的适用和解释”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国内外此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就CISG的历史、现状及发展,CISG中合同成立、违约及其救济等具体制度,CISG的适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研究成果反映了CISG公约研究的当前国际水平。
  1994年,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这部国际合同统一法采取了非公约、由当事人自愿采用的适用方式,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合同法,比CISG公约更前进了一步,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其性质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它属于国际商事惯例,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特殊的法律重述。[18]还有学者对其适用规则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探讨。[19]
  1998年,我国终于结束了内外有别的合同立法模式,颁布了统一的《合同法》。对于这部深受CISG公约影响的法律,国际经济法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比较研究。[20]由于我国在加入CISG公约时对合同形式进行了保留,而《合同法》并未对合同形式进行任何限制,因此对保留是否与《合同法》相冲突以及涉外合同是否应继续进行书面形式限制引起争论。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继续对涉外合同施加书面形式限制不合适,应当撤回保留。但有的学者认为保留与《合同法》并无适用上的冲突,我国当事人与CISG公约缔约国当事人的合同仍应采取书面形式,而与非公约缔约国当事人的合同则不受形式限制;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存在表面上的冲突,并使CISG的适用十分复杂,影响当事人对公约的选择。[21]这些讨论对2013年中国撤回对合同形式的保留起到了积极作用。《合同法》颁布后,学者对其与CISG公约的关系也进行了较多讨论,例如其第402403条引入了某些英美法制度,弥补了外贸代理制度的不足。[22]
  在国际贸易领域,国际惯例作用重大,特别是国际商会编纂的成文惯例。我国学者对相关的基本理论,如国际贸易惯例的定义、性质、地位、解释和适用、我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23]我国学者还就具体惯例的解释和适用进行了不少有益研究,如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的历次修改均有较多分析。[24]
  2.国际贸易公法
  国际贸易公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WTO法,自我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谈判以来,研究GATT/WTO的热潮便兴起,吸引了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到2001年我国加入WTO,这种热潮达到顶点。直至今天,在国际经济法学领域,有关WTO的研究成果仍是最多的。这种力量的投入使我国关于WTO的研究迅速发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不断追赶国际水平。
  (1) WTO法基本理论
  关于WTO法的特点,学者们注意到其“规则导向”特征,与GATT相比有很大转变。[25]有学者还认为其主要特点在于,组织成员的非主权国家化;规则的动态性,调整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于新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使规则具有更强的国际法拘束力;规则调整的纵向国际经济关系将更多影响横向经济关系等。[26]WTO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典例,中国法治与WTO法治之间相互砥砺并产生良性互动亦非常重要,须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把握契机对中国法治推力进行整合。[27]
  但也有学者指出,WTO谈判机制存在大国权力导向,如“绿屋会议”对WTO合法性的挑战,致使它在规范和争端解决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值得怀疑,这种国家与市场互动的倾向不仅不符合国际经济关系的伦理要求,也没有达到规则导向的目标,应当在对事实分析的基础上以建构主义的思路促动贸易制度变革,强化伦理的意蕴,确立规范的力量,使得国际经济体制朝向良性、持续发展。[28]还有观点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际贸易法治、深化多边主义合作等方面体现了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色彩,同时也由于该体制内效率和公平价值的失衡、权力结构的改变、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以及“区域公共物品”的竞争等因素而面临种种挑战。[29]而今,WTO改革呼声强烈,这又将是国际经济法学者研究的新热点。
  (2) GATT第20条问题
  WTO多个案件中被诉方援引GATT第20条抗辩,而中国在WTO的多个案件也涉及GATT第20条的解释和适用,因此GATT第20条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一案是WTO第一起直接适用GATT第20条(a)项的公共道德例外的案件,给中国未来参与WTO争端解决提供了多重启示,我国学者研究指出,中国应准确把握一般例外主张上的要点,特别应重视争端解决过程中的举证。[30] GATT第20条第1项公共道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应分别朝着“国际化”和“广义的”方向谨慎发展。[31]争端解决机构在解释第20条中必要性检验时,对管制目标和替代性措施重要性的认识明显不足,对二者的确认标准需要在争端解决实践中进一步予以明确。[32]在“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中,专家组报告拒绝中国将GATT1994第20条适用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1条第3款的主张,中国学者认为这一结论采用了过于僵化、机械的文本解释规则,错误地割裂了WTO各协定之间的逻辑联系。[33]第20条与资源出口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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