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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展权的功能定位
【英文标题】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作者】 李春林【作者单位】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文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权;国际法;结构性转型
【英文关键词】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a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人权特别是发展权在中心目标与基本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相通性,两者联系紧密且相互促进。而发展权在晚近经历了从基本人权到一般国际法原则,再到全球治理原则的累积性性质变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法发生结构性转型,即从主权权利本位法走向国际义务本位法;从合作法走向共生法;从工具理性之法走向价值理性之法。由于具有多重属性与维度,发展权在推动国际法结构性转型过程中能够发挥强大的助推功能。
【英文摘要】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been written into UN resolutions many times, and thereby entered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linked and mutually promoted in terms of their central objectives and the pursuit of basic values.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cumulative changes in nature from basic human rights to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n to principle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lls for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at is the sovereignty-based law to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based law; from the cooperation law to the symbiosis law; from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based law to the value rationality-based law. Because of its multiple attributes and dimensions,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can play a powerful role in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745    
  
  一百年前即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重建战后世界秩序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但该计划并未获得国际法学者的支持,加之为大国政治家束之高阁,最终它未能阻止“二战”爆发。只是在再度经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之后,世界才发现“十四点和平计划”闪烁着真理火花并开始吸纳。[1]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全球治理与人类未来绘制的美好蓝图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十四点和平计划”更具进步性和宏伟性,因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机构包括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法进行结构性转型。发展权等国际人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联系紧密,并对实现国际法结构性转型具有助推作用。而发展权从其诞生以来经历了深刻的性质变动,因此,我们应准确定位发展权在推进国际法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基本功能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发展权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的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走向,在一系列重要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国际社会热烈反响。作为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该理念正在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并与发展权存在多方位的一致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进入国际法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
  用“命运共同体”来描述国际体系未来发展方向出自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自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5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反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2017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首次精准地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内涵。
  由于承载人类美好生活向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成对和平权、安全权、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国际人权的基本表达,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而且也是国际人权保护的中国方案。正因为如此,它被一再地写入联合国决议特别是人权理事会决议中,开创了构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新时代。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强调,应当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届会议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食物权”两份决议,都明确提出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该理念正式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国家之间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平等对话与通力合作,2018年3月23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上,我国提出“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并获得通过,决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建成人权为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发展权全方位相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实现人权为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伟大目标,与承载人权和自由之实现的发展权是天然盟友。发展权的内涵有三方面:“一是存在一项可称之为发展权的不可剥夺的人权;二是存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特定过程,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此过程中得以充分实现;三是发展权是一项每个人和各国人民借此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该特定发展过程的人权。”[3]201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把我国定位为发展权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同时我国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因此,在实现发展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我国扮演的角色完全相同。究其原因,二者在中心目标、价值取向和现实追求等方面完全一致。
  首先,无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发展权,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世界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二者的中心目标是相同的。各国人民一直向往过上一种世界美好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被写入《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并被定性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普遍自由”。自那以后,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人权宣言》,再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法律文件,都在不断地诠释“世界美好生活”。《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对发展权进行了阐释:“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凭此项权利,每个人和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够获得充分的实现。”由此,发展权的真正目的是确保人类的物质改善抱负与自由和尊严抱负间的和谐。[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与时俱进地把“世界美好生活”描绘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因此,两者都致力于诠释并实现《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世界美好生活”目标。
  其次,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发展权,都追求公平、正义价值,因而两者在基本价值追求方面是统一的。世界上主权国家林立,无论大小强弱,都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上,追求公平正义,乃是人类长久以来的共同梦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在国际社会擎起一面公平正义的大旗。[5]这首先要求废弃国际关系中残存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接着还要打破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法中确立的制度霸权,实现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最后还要求在全球经济、人权和环境治理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和实质正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6]
  由于发展权被界定为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它天生就追求国际正义。最早把发展权界定为一项人权的穆巴耶解释道:需要发展人权来矫正国际经济体制的不公正。而在该体制中,北方的受益建立在牺牲南方利益的基础上。[7]应当说,受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洗礼的发展权构成社会正义与国际正义追求的法律表达。布朗利指出:“该项权利构成对于需要一种国际经济正义纲领的大体确认”,结果,“有义务根据发展权阐明现有人权标准,不论在国内法律体系方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这本质上是断言国际经济与社会正义的标准”。[8]
  最后,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发展权,都致力于创建国际新秩序,从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实现个人和集体权利与自由,因而两者在现实追求方面是一致的。发展权的思想起源与法律诉求来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联合国宪章》把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设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第28条规定:“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够获得充分实现。”而发展权正好赋予该项生活在公正的社会与国际秩序中的人权以实质性内容。[9]而且,为了延续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生命力,发展权给各国施加国际合作的义务和责任,以改造现有国际秩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所有人的人权的普遍实现。正如有学者指出,若要实现发展权等集体人权,就应“改变现有世界秩序的基本构造”。[10]
  与发展权寻求创建各国得以共同发展和所有人的人权得以充分实现的国际新秩序相一致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构建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参加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所强调的:“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人性尊严都由此得到充分保障。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发展权相辅相成
  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发展权都承载着人类对世界美好生活即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与普遍自由的向往,致力于实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两大核心追求即国际公正与经济发展,同时把个人和人民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因而两者天然就相互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依托发展权,同时也会促进发展权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以整个人类共同体为基本单位,以维护人类共同体权利为核心任务和目标,主张超越国家之间或者不同文明之间的一些分歧和冲突。”[11]与此同时,实现发展权也会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发展权等国际人权的实现。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促进发展权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伦理支撑,而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国际人权保护的实现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出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实现方面的不可分性和相互依存性,因而唯有依托命运共同体才能充分实现人权。各国的人权保护实践显示,人权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际维度也非常重要。[12] 正因为如此,《世界人权宣言》第28条强调,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实现要求有一种社会和国际秩序,而此种秩序需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来确立。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重新界定发展并引入新发展理念来促进发展权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内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国际延伸,是中国为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将会有力地推动发展权的国际保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发展被重新界定为“均等发展”、“互惠发展”和“持续发展”,这将会促进发展权和其他国际人权的实现。[13]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有助于革新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以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实现合作共赢,从而促进国际人权的实现。通过革新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赋予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权等国际人权保护方面以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同样,我国也正在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国内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以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改革。因此,在重构国际人权话语体系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发展权负有共同的使命。
  2.发展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绘制的是世界走向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发展蓝图,并致力于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矛盾,因此,它的构建需要得到以经济发展和人权实现为中心使命的发展权的助推。
  首先,发展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权利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尊重各国主权,而且要保护个人和集体人权,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内涵乃是相关人权的正式表达。这就使得发展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基石性意义。发展权“既是一项独立的人权,也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前提。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将它视为取得实现人权的必要手段的权利”。[14]因此,发展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权利依托,同时也是个人、人民乃至人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
  其次,发展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义务配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改革国际秩序和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尤为强调各类国际行为体必须尽到自身义务,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展权致力于创建一种每个人的所有权利和自由在其中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的国际秩序,并为此给各方利益攸关者设定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强调:“实现发展权既是各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由于两者的目标追求完全一致,发展权确立的义务配置实际上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务配置。
  最后,发展权促进国际法结构性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法发生结构性转型,而发展权天生就旨在变革现有国际秩序及其法律安排,因而在促进国际法转型方面将发挥多重功能,并由此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支柱,对此下文将详加论述。
  二、发展权性质变动的基本轨迹
  如前所述,发展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旨在通过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发展权所表达的基本诉求是:世界各国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相互依存和休戚相关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因而应当谋求共同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因此,我们可以从发展权的演变中看到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呼吁,发展权的“初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构建所有人都能够充分享有人权和自由的命运共同体,并为此发生持续的性质变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诞生则把促进各国人民充分享有人权和过上一种美好的国际共同体生活的努力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
  事实上,从斯多葛学派打开古希腊城邦的封闭性从而放大至由所有男性组成的世界共同体开始,[15]人类对于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就从未停止过。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国际共同体的概念还经常被国际组织和国际司法机构提及。因此,有必要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棱镜来窥探发展权的性质变动。
  有学者把发展权的诞生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权利。[16]而且,发展权在诞生之时就不仅具有人权属性,而且也具有国际法原则的基因。而在诞生之后,发展权仍然没有停下性质变动的脚步。国外有学者强调发展权在过去近30年中经历了一个勃兴、倒退和复苏的过程。[17]我们认为,发展权的勃兴对应的是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倒退”,准确说来是转型,对应的是它作为一般国际法原则;而“复兴”,对应的是它作为一项全球治理原则。
  发展权为何会发生持续的性质与功能变动呢?一方面,发展权要实现它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发展权利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确定的基本使命,这就要求发展权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动自身性质以积蓄力量;另一方面,也与国际原则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功能分不开。发展问题在国内通常是国家政府和宪法关注的头等大事,即奉行以核心立法为基础的治理;但在国际社会,没有世界政府和国际宪法来集中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只好奉行以国际原则为基础的治理。其中,在联合国体系创立时代,确立的治理原则有国际合作原则、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等;在争取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时代,确立的治理原则有团结原则、国际发展合作原则等;[18]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确立的治理原则有“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发展权从人权演变为原则,乃是对国际社会原则治理路径的延续。
  (一)发展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按照《发展权利宣言》的定性,发展权乃是一项人权。发展权产生的依据是: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充分实现说到底取决于一国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从根本上讲,发展权建立的前提是:经济发展不论是就其目标还是过程而言,都构成一项人权。”[19]而且,自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以来,国际社会已就发展权的人权属性达成普遍共识,并视发展权为一项普遍的和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是指全部个体及其集合体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发展及其利益的一项基本人权。”[20]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权在国际人权体系中地位尤为特殊,享有所有人权既是落实发展权的必要条件,也是其目标。发展权还会朝国际法原则的方向演进,因为它承载所有人权实现的基本使命。
  (二)发展权作为一般国际法原则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就提出发展原则,主张把它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21]这为发展权演进为一般国际法原则奠定了基础。“一般国际法原则是指经常贯穿于国家实践和国际政治决策的‘演进性’原则。它们已经历反复适用的阶段;它们不同于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因为后两者通常以相当清晰的权利和义务表达……”[22]发展权早先并没有明确规定特定主体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也没有相关条约和习惯的支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权目前不是一项具有相应法律义务和责任的新兴国际法原则。“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件的基础上,它们在公约、宣言和建议中得到确立,这些证明了发展权在国际法中的存在。”[23]
  事实上,过去30年,民族国家的实践已经推动发展权演进为一般国际法原则。[24]正是由于发展权自身具有尊重人权与促进发展相统一的特点,该项权利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25]各国国内法律体系一再确认促进平等和机会公平原则,规定共同福祉与促进民众幸福。因此,发展权的核心内容,即有关发展的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在很多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宪法中都能找到。[26]尽管习惯法和条约可能不会明确地确认这些规范,但它们仍可以被视为一般国际法原则。[27]归根结底,发展权是在发展原则基础上产生的;而后,发展权能够演变为一般国际法原则,是与它经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洗礼分不开的。发展权实为一项以人权话语表达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原则。这正是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尽早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矫正不平等和补救现有不公正的原因所在。
  作为一项新兴的国际法原则,发展权具有强有力的“软法”理由支撑。[28]事实上,国内学者也强调发展权的国际法律原则属性。“随着发展权概念的发展,发展权已经超越了国际人权法的特定范畴,成为指导国际关系各领域的一般国际法原则。”[29]当然,发展权同时也是一项国际人权法原则。“作为一项人权法原则,发展权呼吁所有人的人权都应当反映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行政、政策、立法和其他措施中,并明确要求义务承担者认真对待普遍承认的个人人权的发展维度,从而尊重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固有尊严。”[30]
  (三)发展权作为一项全球治理原则
  发展权担负着使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公正化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普遍发展的使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若要延续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生命力,发展权就必须演进为一项全球治理原则。由于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国内层面的发展需要具有适当支持性的国际条件与环境。[31]此种国际条件与环境需要将发展权演进为一项全球治理原则。因此,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权还必须具有全球治理原则的属性。这被学者称为“发展权的复苏”。[32]
  全球治理是在没有世界政府和国际宪法主导的情形下展开的,它主要依靠原则和在原则统领下的规则,因此,国际原则在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过程中往往需要发挥多方面的功能,但前提是它们不仅具有法律维度,而且也具有伦理和政治维度。发展权跨越国际法领域而迈入国际关系领域,演变成具有多维度的全球治理原则,这不仅是全球治理的需要,而且来自多方面的推动,其中包括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人权(发展权)批判、“千年发展目标”的确立、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的发起、《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这一切都推动发展权迈入国际人权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地带。换言之,在没有世界政府来消除各地贫穷和促进各国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权提出有关发展的全球治理问题,并设计解决路径,因而成为一项全球治理基本原则。
  作为全球治理原则,发展权具有法律、政治和伦理多个维度。“发展权业已从有争议的发端演变为国际共同体的发展政策的一个突出的法律方面。该项权利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的法律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朝着确立发展权在国际共同体内的合法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33]发展权的政治维度,是指它构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解决发展问题达成的基本政治共识。至于伦理维度,则是指发展权“成为与发展,因而与全球化有关的法律的正当性来源”。[34]由此,发展权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国际社会还正在推动其“主流化”,即进入联合国和WTO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活动和主要议程中,以促使国际法发生结构性转型。而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求的国际法结构性转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而提出的科学方案。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一些理念和规则没能反映全球化在国际关系中的深刻变化,因而与人权保护和人类进步的当代需要已不相适应。“全球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改变了国家之间进行互动的方式。经济全球化给人权法带来挑战,而人权法是针对先前的国际关系模式而创制的。”[35]支撑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仍旧奉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它把追求国家价值和实现国家利益作为中心使命;虽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但西方霸权色彩仍很浓厚,在解决气候变化和发展失衡等全球性问题方面显得软弱滞后和力不从心。因此,当代国际法体系距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还有不小距离,必须发生结构性转型才能大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对于国际法结构性转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提出要求,又提供指引。“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理念资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了美好蓝图,将对全球治理制度层面的完善和发展起到重要引领作用。”[36]对此,可以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全球公共产品通常被分为三类,即物质性公共产品、制度性改革产品和观念性公共产品。[3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是一种观念性公共产品,它绘制的是物质性公共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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