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冤案纠正中的证明问题
【英文标题】 Issues on Proving Innocence in Injustices Remedy
【作者】 程龙【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冤案;无辜;证明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6
【页码】 83
【摘要】

冤案纠正中的“无辜”需要以一定方式进行证明,做到真正的不枉不纵。根据冤案发现类型的不同,证明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确切度最高的真凶落网型冤案证明要求相对低。而可能另有真凶型、事实疑问型冤案则需要对无辜者的“无辜”进行标准更高的证明。从未来发展看,应当建立冤案纠正听证程序,并划分不同的冤案纠正启动机制以配置冤案纠正中的举证责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641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持续关注,冤案纠正成为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目前,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冤案的形成机制[1]、发现机制[2]和防范机制[3]研究。但是,对于另一个话题却始终鲜有触及:冤案[4]纠正中需不需要证明?需要何种证明?如何在保证不错判的前提下确保不错放?换句话说,无辜者在冤案纠正中是否需要对其无辜加以证明?如果需要,应当如何证明?这成为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无辜何以需要证明?
  纵览目前学界对于冤案纠正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有一个鲜明的理论预设,即冤案中的无辜者被无辜卷入刑事诉讼。意即冤案中存在“无辜”是讨论的前提,而不是一个待证的对象。笔者认为,对于冤案形成、发现和防范等问题的讨论,这样的理论预设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因为上述研究问题与领域的特点,必须在肯认冤案和无辜者存在的基础上才能对问题加以研究。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无辜是否需要证明这个问题可以不加讨论地接受。随着对冤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被以往研究假定,甚至忽视的问题加以研究。
  (一)冤案的概念与实质
  长期以来,在学界与实务界中将冤假错案合并为一个概念。但论其实质,冤案、错案、假案三者存在明显差异。所谓冤案,有学者认为,其核心特点在于必然发生性、偶然发现性、孑然昭雪性、悚然危害性、昭然违法性、因素复杂性等。[5]笔者认为,简而言之,冤案就是使无辜者卷入刑事诉讼,并被错误判决有罪的案件。其核心要素在于无辜。错案的概念大于冤案,冤案本身当然属于错案。但错案不仅包括使无辜者蒙冤,还包括尽管被告人确实有罪,但因为侦查、公诉和审判程序的瑕疵甚至是错误导致的程序正义贬损的案件。例如,侦查过程中存在威胁、引诱等不法侦查活动的案件;或者审判中存在不当管辖、对于回避的错误决定的案件等等。而假案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概念,其实质是虚构案件,致使无辜者、无关者卷入刑事诉讼。例如,为了完成刑事案件考核指标而虚构案件。又如为了各种滋事、报复目的而“报假警”等。[6]本文中的冤案严格限定于笔者所述概念,即使无辜者卷入刑事诉讼,并被错误判决有罪的已生效案件。不包括因程序违法而导致的错案,也就当然不包括理论上单纯因为严重程序违法、非法证据排除导致的无罪判决。同时,强调冤案是指最终判决已生效的案件,不包含在上诉阶段加以纠正的错误一审判决案件。
  根据上述对冤案的界定,冤案实际上只是针对特定的无辜者而言是“冤枉”的。与假案的核心区别在于,案件本身是真实的。即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对社会、个人造成的犯罪危害也是实际发生的。之所以是冤案,并不是犯罪事实客观上不存在,而是该犯罪事实不是无辜者所为。简而言之就是抓错了人,其实质在于案件另有真凶。
  (二)无辜需要证明
  在冤案中,无辜者从理论上经过了侦查、公诉和审判诸多程序被错误定罪。这些冤案产生的原因有诸多因素,学界对此业已有不少理论研究成果,而冤案成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如果冤案产生的过程中侦控审机关没有故意的违法行为,即没有故意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违法侦查、违法公诉和违法审判,也没有刑法上的枉法裁判、刑讯逼供等罪行,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冤案发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冤案中的无辜者其错误定罪本身是经受了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的筛选、检验的。易言之,其“错误定罪”本身是符合刑事证明标准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无辜者错误定罪本身是在表面和形式上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7]
  即便是在冤案侦查、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出于对国家刑事判决的合法性预期和权威的尊重,在被纠正前,也应当被推定为定罪的证明标准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或证据确实充分。从经验和司法逻辑上看,对于冤案的纠正只能采取反向的“证伪”,在无辜者的无辜被证明后,才能反向认为之前的冤案诉讼程序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不是先假定冤案的诉讼过程有程序或实体违法,才导致了冤案。[8]因此,证明无辜者的无辜乃冤案纠正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另一方面看,无辜者的“出罪”意味着另有犯罪人必须“入罪”,因此,在学理上其实可以认为,证明无辜者的无辜和证明真实犯罪人的有罪是并行但并不能合并的两条证明路径。下文将会论述,不是所有的冤案都伴随着真凶的落网,但是根据本文对冤案的界定,所有的冤案都必定伴随着真凶的发现。因此,冤案的纠正其实包括了两重任务:其一,对于无辜者而言,是用新的证据证明其冤案中的合理怀疑确实存在,因此不足以定罪;其二,对于真凶而言,是用冤案中原有的证据以及新发现的证据证明其犯罪成立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无辜的证明对上述两重任务而言均有意义:第一,证明原案中对于无辜者的定罪确有问题,也就是发现并证明了“合理怀疑”的存在,进而击破原案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条;第二,证明无辜的存在,实质上是割裂原案所收集的证据与无辜者的联系,为这些证据与真凶产生联系建立相关性。[9]否则,难以从法理上说明,为何发现另有真凶就能打破原案对于无辜者的定罪判决?为何原有的定罪证据仿佛突然间就与无辜者失去关系而与其他人产生了关系?盖因上述原因,对于无辜者之“无辜”,实有证明的必要。
  (三)证明无辜与无罪推定
  对于无辜需要证明这一观点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于无罪推定原则及其衍生的疑罪从无原则。[10]既然对于无辜者的定罪有疑问,那么当然应当推定其无罪,自然也就谈不上对无辜的证明。笔者认为,这种反驳是不成立的。首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仅仅是理论上的阐述,而目前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盛行“疑罪从轻”的做法。尽管这种做法值得探讨甚至批评,但必须尊重这个司法实际。只有从实际出发的讨论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大而化之地用应然但不现实的规则去解决实际问题,步子迈得太大,也没有针对性。其次,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侦查、控诉和定罪审判的刑事诉讼原则,当然没有异议。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述的冤案均指已生效的判决。也就是说,对于冤案的纠正是指对已生效判决的纠错工作,对于无辜的证明是在这个意义和阶段加以讨论的。在这个阶段,对原审被告人“定罪”的审判已经结束,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没有适用空间。从法理上说,在审判阶段对犯罪事实存在并为被告人所为的证明责任自然归属于公诉机关,被告人对于无罪并不承担证明责任。而实际上的冤案,在其最终被认定前,也是推定控诉机关完成了其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因此,对于生效判决的纠正,提出自己“无辜”的冤案被告人当然需要适当证明。最后,不枉不纵是目前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避免错抓无辜者当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错放带来的社会危害。来自北大法宝
  二、冤案的发现类型
  对于无辜应当证明什么?怎么证明?这些问题与冤案的具体发现类型密切相关。这一节将尝试对冤案发现类型做具体区分,以便在下一节中针对不同的冤案发现类型,拟定证明无辜的不同方式。
  (一)真凶落网型
  真凶落网是最多也是最明显的冤案发现形式。近年来,比较著名的冤案如云南杜培武案。在对杜培武定罪后,因偶然机会发现该案另有真凶并将其绳之以法。有学者对20起较重要的冤案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17件冤案的发现与发现真凶或真凶落网密切相关。[11]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真凶与真凶落网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当然的逻辑递进关系。意即发现另有真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让真凶归案。因此,笔者严格区分真凶落网与仅仅发现真凶,但真凶并未归案两种情形。尽管目前司法实践中,发现真凶并使其归案的比例非常高,但在本文讨论的冤案纠正的证明问题上,真凶是否归案直接影响着对于无辜的证明,下文将会详述。
  (二)可能另有真凶型
  可能另有真凶与真凶落网的区别在于真凶是否归案,是否可以接受审判从而对其定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巧合、误认、心理问题乃至程序违法等因素,都会导致证据错误地指向了无辜者。在进一步的上诉审、申诉审过程中,司法机关可能会发现这些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确为无辜者所为。也就是说,证据只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却不能证明该犯罪事实一定与无辜者有关,因此,审判机关实际上是潜在地认为,该案不排除另有他人作案的可能。事实上,一些真凶落网型的冤案中,就曾出现过发现可能另有真凶,但无法证明真凶确实存在的情况。如真凶落网型的云南杜培武案中,在二审过程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杜培武是否曾遭受刑讯,该案侦查中警犬对于杜培武的嗅辨、对杜培武脚上所沾泥土与被害人遇害现场残留泥土的鉴定都存在一定的不确信,怀疑可能另有真凶,因此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逻辑上看,几乎所有的冤案都必然伴随着发现另有真凶的可能到真凶落网的过程。实际上,发现可能另有真凶是重启侦查,进而使真凶归案的关键一步。在证明上可以认为,发现可能另有真凶实际上就是对原案件中无辜者定罪的“合理怀疑”,只是由于我国“疑罪从轻”的实际存在,导致了冤案的发生。也有学者认为,与证实另有真凶相比,发现可能另有真凶实际上是没有新证据证明该疑点的存在,而是在原证据中发现了矛盾,因此是“无新证据型”冤案;而真凶落网并被定罪的案件则为“有新证据型”冤案。[12]笔者部分同意这样的划分。但是,“无新证据型”冤案中,不仅包括了可能发现另有真凶的疑点,也包含了虽然没有发现另有真凶的可能,但现有证据由于其不确实、充分或相互矛盾,因此无法定罪。笔者将之划分为第三种冤案类型。
  (三)事实疑问型
  尽管无法从原案证据中发现另有真凶的可能,但由于其证据内部的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性或确实充分性的欠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认为无辜者确实犯罪,笔者将这一类事实上无法证明任何人犯罪的冤案称为事实疑问型冤案。另外,实践中还有如湖北佘祥林案这样的被害人离奇出现,进而证明无辜的案件出现。[13]尽管“被害人出现”这种冤案发现方式与“假案”类似,但论起本质,实际上还是原案证据无法证明犯罪事实确实存在并为无辜者所为。事实上,荆州、荆门等地中院也确实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理由将佘祥林案发回重审或再审,因此,笔者也将这类“被害人出现”的案件归为事实疑问型冤案,司法实践中,事实疑问型冤案的比例大大低于真凶落网型和可能另有真凶型冤案。但是,这也恰恰是绝大多数潜在冤案的最初形态。冤案发生的完整逻辑应该是首先发现现有证据存在疑问,进而发现可能另有真凶(或没有真凶最终结案),最终抓获真凶使无辜者昭雪。但是,由于“疑罪从轻”的实际存在,也恰恰是这类冤案发现的“初级形态”案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在实践中,有极少数案件最终能因为其无法最终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而判决无罪。如云南孙万刚故意杀人案、山东陈世江故意杀人案、辽宁刘相荣受贿案、河北徐东辰杀人案、河北徐计彬强奸案、山东张裕彬流氓恶霸团伙案、河南信祖平等人拐卖妇女案、陕西徐剑铭、吴强受贿案、湖南辜建军破坏军婚案、湖南贵光彩强奸案、福建黄大旺诬告陷害案、福建罗玉明盗窃案、内蒙古姜永盛贪污案、浙江梁世林等人盗窃案等最终能被及时纠正。但事实上,大量潜在的冤案处于无法发现真凶,但定罪事实尚有疑问的状态;甚至一些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件,如前述孙万刚案等,也仅仅是事实尚有疑问就在再审时得到冤案纠正。
  (四)冤案发现方式与证明无辜的关系
  之所以要详细地区分冤案的不同类型,其法理内涵是冤案的发现方式不同,对于无辜的确信度也有不同。易言之,如果冤案发现的确定度越高,那么无辜的可能也就越高,对无辜的证明强度需求也就越低;而冤案发现得不那么确切,那么无辜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较低,对无辜的证明强度需求也就越高。
  从三种冤案发现方式的区分来看,显然,真凶落网并定罪的冤案中,其冤案的确定度最高。因此,对于真凶落网型案件,实际上对真凶的宣判定罪也就意味着对于无辜者无辜的证明。而可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好饿但是不想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064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