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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英国普通法土地保有权的建构及其内涵特征
【作者】 咸鸿昌【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分类】 土地法【中文关键词】 土地保有制;普通法;土地保有权;占有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9)09-0131-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9
【页码】 131
【摘要】 英美法系的财产法是以英国普通法土地保有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诺曼征服后英格兰完备的土地保有制是普通法土地保有权产生的制度基础。亨利二世时期开始,自由保有制土地的司法管辖权逐渐集中到王室法院手中,借助王室法院的一系列占有性诉讼程序,当事人基于保有制享有的土地权益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形成为土地保有权。土地保有权的内涵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司法程序的发展明确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5808    
  
  财产权是民法的基石,也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作为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法系,其各自的财产法律制度在具体的概念、规则和技术方面彼此间存在明显差异。英美法系的财产法是以英国普通法上的土地保有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大陆法系的财产法则是以所有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两种财产法律制度的差异集中体现在两种财产权的差异上,这种差异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财产法律建构视角。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通常将英美法系的土地保有权等同于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大陆法系上的占有进行比较,试图寻求两种财产法律制度的差异。其实,基于特殊的制度背景,英美法系上的保有权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它尽管与占有密切相关,但是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占有。本文试追溯英国普通法上的土地保有权的建构历程,并结合普通法有关规定分析其内涵和特点,以寻求英美法系建构财产法律制度的独特视角。
  普通法法系的土地权利制度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当初在建构其土地权利制度时,英国普通法并没有遵从任何先验的财产理论,而是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将当事人在土地上享有的权益在法律上确认下来,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权益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形成具体的土地保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产生时的土地制度,不仅为土地保有权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土壤,赋予了土地保有权以特定的法律内涵,也为这种权利产生后的现实运作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因此,我们只有结合这一制度背景才有可能解读土地保有权的内涵,寻求普通法财产权体系的建构视角。在英国土地法律史上,这一制度就是诺曼征服后在英国建立的普遍的土地保有制。
  保有制(tenure)在拉丁语中为tenor或tenor investiture,本义指领主(lord)向保有人(tenant)封授土地时设定的条件。在英国土地法上,用该词表示保有人以某种役务(service)为条件向领主持有土地。[1]就其内容而言,保有制包含着领主和保有人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对保有人而言,他取得土地收益的同时要向领主提供役务并负担相应的附属性义务(incidents);[2]对领主而言,他从保有人那里获得收益的同时必须保证后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就其性质而言,土地保有制包括两个方面:即土地的分封与保有人对领主的身份依附关系,它既是一种土地利益的分配方式,也是一种体现分配者身份地位的法律关系模式。
  诺曼征服以前,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尽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还没有产生明确的土地保有制的理论,[3]土地持有人对土地的占有与他对领主的身份依附关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各地方的土地制度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许多地区存在不向任何领主持有的自主地(allo-dial)。由于没有一种统一的土地法律关系模式,统一的土地法还不具备产生的基本条件。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挥师入侵英格兰,史称诺曼征服。征服英格兰后,威廉继受了盎格鲁萨克森王室的大片土地,没收了反抗威廉的英吉利人的土地,并宣布国王为全国土地的最高领主,从而在法律上废除了英格兰原有的自主地这一土地法权形态,排除了在未来土地权利体系中产生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威廉一世将征服得来的土地的一部分留作己用,其余部分以保有制的形式分封给自己的军事随从和贵族、教士等持有。后者成为国王的直属封臣(tenat in chief,或称tenant in capite),向国王提供各种役务并承担各种相应的附属性义务,双方以土地的封赐和持有为基础结成第一等级的土地保有制关系。直属封臣将从国王处取得的土地的一部分留作己用,其余部分以某种役务为条件再次分封,与受封赐者(次级封臣)结成第二等级的封建土地保有制关系。依次类推,层层封授,直到占据并实际耕种土地的保有人(tenant in demesne)。在理论上,法律对于再分封的阶梯并无限制,随着土地的再分封,在同一块土地上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保有制关系,据梅特兰记载,爱德华一世在位时期,在同一块土地上曾同时存在八个保有制关系。41086年8月1日,威廉一世在索尔兹伯里召开效忠宣誓会,所有的土地保有人都向威廉一世行臣服礼(homage),[5]宣誓永远效忠于威廉国王、反对威廉的敌人,从而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英国全部土地都最终向国王持有的基本原则。同年,为了保证这一原则的实施,威廉一世又派官员奔赴各地调查土地封赐状况,调查结果编成了所谓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在此次调查中,凡是土地持有人不能提供领主封赐证据的,其土地一律被国王没收。威廉一世一系列加强王权的措施,将英格兰所有的土地关系都纳入到土地保有制的模式之下,使土地保有制成了一种普遍的土地法律关系模式。
  诺曼征服后建立的土地保有制涵盖了社会各个等级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按照中世纪的法律,人们依据保有人所提供的役务的性质不同,将土地保有制分为自由保有制(free tenure)、不自由保有制(unfree tenure)和租赁保有制(leasehold)三类。所谓自由保有制,指保有人向领主提供的役务具有确定性(certainty的保有制形式。根据保有人所提供役务的具体内容,又可将其进一步分为骑士役保有制(knight service)、教役保有制(frankalmoin)、侍役保有制(serjeanty)、索克保有制(socage)四种。不自由保有制又称维兰保有制(villeinage),指庄园居民以某种不确定性(uncertain)的役务为条件向领主持有土地的保有制形式。租赁保有制指承租人以支付租金的形式向出租人定期租赁土地的法律关系。13世纪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落,保有制的身份依附性色彩不断淡化,不同种类的自由土地保有制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骑士役保有制和侍役保有制逐渐向索克保有制转化。1925年以后,英国所有的土地保有制一律转化为自由的索克保有制。时至今日,英国全部的土地都以自由索克保有制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向国王持有,土地保有制依然是英国基本的土地法律关系模式。
  与同期的欧洲大陆各地相比,诺曼征服后在英格兰律立的土地保有制具有普遍性、完备性的特点。中世纪时,欧洲大陆尽管也在某些地区建立了封建土地保有制,但这种保有制仅限于军役保有制[6],并没有包含所有的土地关系。此外,在大陆许多地区仍存在许多没有领主的自主地。从总体上看,中世纪时,欧洲大陆各地土地法律关系始终处于分散状态,不同地区之间彼此差异很大,土地关系的这一特征不仅使统一的土地权利制度长期无法形成,也为罗马法复兴后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土地权利制度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到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身份依附关系的衰落,欧洲大陆许多地区原本发展程度就非常有限的保有制关系也很快消失,对土地法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诺曼征服后,英国土地保有制不仅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而且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社会关系领域,土地保有制成了各种社会利益赖以存在的基础。保有制以其自身特有的社会内涵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决定着各种土地权益彼此间的逻辑关系。普通法产生后,人们主张土地权益时,这种土地权益必然受到保有制的制约,在具体的法律形态上以保有制的模式体现出来。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的土地保有制为普通法土地保有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亨利二世时期的司法制度的变革则直接将这种土地保有权确认下来。1154年,亨利二世登上英格兰主位后,针对斯蒂芬时代社会秩序混乱、王室权益受到损害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王权的措施,确立了一系列司法原则,最终将自由土地保有制土地的司法管辖权从各级领主转移到王室法院手中。[7]
  择要而言,亨利二世时期确立的司法原则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一个人依自由保有制取得的土地未经法庭审判不得被侵夺。从1155年开始,亨利二世主持审理了一系列领主剥夺保有人土地的案件,逐渐确立了这一原则。第二,无论在领主法庭还是在王室法院,自由保有制下的土地权益必须以王室令状提起诉讼。为了提起诉讼,原告必须花一笔钱从国王的官员手中购买令状,“除非有国王或其政法官的令状,一个人没有义务在他的领主法庭中就自己的自由持有物(free tenement)应诉”。[8]对领主而言,他们从这种司法管辖中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因而渐渐失去了管辖自由保有制土地案件的兴趣。到13世纪时,“领主很少主张对自由持有土地的管辖权,因为他们从中很少或根本无利可图”,[9]而国王根据这一原则轻易地将自由保有制的案件由领主法庭转移到郡法院或王室法院。第三,以权利令状在领主法庭中提起诉讼时,如果被告选择以大咨审团(rand assize)的方式答辩,领主法庭应当将案件移交给王室法院管辖。由于大咨审团审判比此前的司法决斗更加合理,在诉讼中被告通常选择采用大咨审团审理。与此同时,自由保有人以占有性令状(etty assize)提起的诉讼只能由王室法院管辖。上述诉讼程序变革,使领主法院失去了对许多自由保有制土地案件的管辖权。第四,国王作为全国最高的领主,有权监督所有的土地案件使之都能得到公平审理。在实践中,王室法官常基于这一司法监督原则以案件审理不公为借口将案件从领主法庭转移到王室法院审理。伴随着这一系列司法原则的确立,王室司法管辖权得到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领主司法管辖权迅速萎缩,到14世纪时,王室法院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中央法院集权化进程最终完成”。[10]
  自由土地保有制司法管辖权的变更,对土地法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质言之,这些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伴随土地司法管辖权的集中,土地保有制关系逐渐摆脱各级领主法庭的控制,在内容方面逐渐消除地区性差异,其类型和规则逐渐统一,适用于各地自由保有制的“普通法”逐渐形成。王室法院在规范各地方保有制关系的过程中,法官们以超然的心态看待各种地方习惯和保有制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对各地的习惯进行分析和评价,定其取舍,逐渐排除、否认保有制中各种不确定性的地方习惯,“倾向于执行一种国王法院中实施的更加普遍的习惯。这种习惯在全国各地均得到适应而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地区”。[11]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案件被提交给国王法院审理,王室法院管辖的案件越来越广泛。这必然促进司法管理手段的规范化、制度化。司法制度的这一变革具有原动力特征,合乎逻辑地促进了观念和实体法的变革。随着土地法律知识的积累,王室法院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认识和规范土地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视角,保有制下的土地权益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被确认下来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12世纪开始,在规范土地关系的过程中,王室法院逐渐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不动产诉讼程序(real action),用以保护和规范自由土地保有制关系。综合起来看,普通法上的不动产诉讼程序主要有以下四种,即权利令状诉讼(writ of right)、新近侵占令状(assize of novel dis-seisin)、收回继承地令状(writ of mort d'ancestor)、进占令状(writ of entry),其中后三种被称为“占有性诉讼”(assize)。
  权利令状诉讼是最早产生的不动产诉讼制度,但是,在以该令状提起的整个诉讼程序中,法庭并不关心原被告哪一方是土地的所有权人,或诉争土地的所有权归哪一方所有,而仅仅通过比较原被告的身份特征来决定诉讼两造哪一方最有资格赢得诉讼。换句话说,在审判中,法庭关注的并不是土地权利的内涵和效力,而是当事人的身份。因此,该诉讼程序尽管被冠以“权利”之名,但它所关注的仅仅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反映了法律关注的主要问题仅仅是对纠纷做出判决的时代——个还没有分析所有权和占有概念的时代”。[12]权利令状诉讼程序的‘身份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土地权利的概念。此外,权利令状程序复杂拖沓,对原告要求太过苛刻,[13]且判决结果过于严厉,[14]随着更加快捷高效的占有性诉讼程序的兴起,原告总是尽可能避免选择权利令状进行诉讼。“早在13世纪,人们就认为权利令状是一种具有风险性的救济方法,并尽可能避免使用它”,[15]因此权利令状诉讼很快衰落。
  新近侵占令状是根据1166年亨利二世《克拉伦敦诏令》(Assize of Clarendon)规定产生的。与权利令状相比,新近侵占令状在程序上具有明显优越性,因而很快成为规范自由保有制土地关系最重要的司法程序。该令状的具体格式如下:“国王问候郡守!D向我们抱怨说,从……时起,[16]T不合理且未经审判地非法侵占了他在某庄园的自由保有物[17]。因此我们命令你,如果D向你保证他提起的权利请求真实可靠,你应当重新占有该保有物及其动产,并不得再就该保有物发生冲突,直到我们的巡回法官到达该地举行审判时为止。同时,你应当召集附近地区12名自由且守法的人调查该保有物,并将他们的名字签于此令状上。届时由适当的传讯官传唤他们到上述巡回法庭法官面前准备审理案件。上述的T应当交纳质物以保证届时他自己、或自己不出庭时由自己的管家(bailiff)出庭接受审判。届时应当提供传讯官的姓名、质物和本令状”。
  与权利令状相比,新近侵占令状在程序上更加便捷、高效。更为重要的是,新近侵占令状还表现出与权利令状不同的实体法思维方法。在诉讼中,原告起诉的是被告的侵占行为,因而法庭审理程序均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被告是否像令状中描述的那样在指定的时间内以原告声称的方式侵占了其土地?如果陪审团查明问题属实,被告应当将占有的土地返还原告;如果不属实,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继续占有土地。整个诉讼过程自始至终没有涉及土地的所有权,它所要解决的仅仅是保有制下土地应当由谁占有的问题。根据这一令状程序,一个人因为占有了土地所以能够获得王室法院的司法救济。反过来讲,他占有土地的事实因为受到法律的保护并成为司法救济的客体,所以他在法律上享有了一种确定的权益。新近侵占令状通过判定土地占有的归属,将保有制下的权益在法律上确认并保护下来,于是在英国普通法上合乎逻辑地产生了一个实体法概念——保有(se isin)[18]。保有权概念的产生,表明英国已经开始脱离具体的保有制下的身份依附关系,将当事人在保有制下享有的权益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范畴确认下来。
  继新近侵占令状之后,1176年的《北安普顿诏令》 (Assize of Northampton)又设立了收回继承地令状,在法律上确认了保有权的可继承性。在上述两种令状的基础上,王室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了进占令状[19],进占令状通过审查权利人取得保有权的依据(title,即产权),明确了保有权的流转规则。
  这样,随着这一系列诉讼程序的不断发展完善,自由保有人基于保有制享有的权益不仅在普通法上被确认下来,而且,普通法的司法实践进一步确立了有关保有权的取得、变更和消灭等规则,确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保护土地保有权益的制度。到13世纪初,随着统一的王室司法逐渐取代分散的封建领主司法管辖制度,英国土地法的观念和制度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土地法律制度进入了一个保有制当事人均拥有财产权的时代,即普通法土地保有权的世界。
  与大陆法系借助立法理性设计建构财产权利的制度模式不同,英国普通法上的土地保有权是借助司法规范技术产生的。基于英国特殊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这种保有权尽管以占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与大陆法上的占有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保有,我们有必要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对保有权的构成要素加以分析,以此来揭示其内涵和特征。
  在大陆法系各国,法律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占有,但从根本上看,占有是与所有权对立的一个事实范畴。所有权是权利人依法支配物并排除他人干预的权利。不享有权利的支配和占有,就超出了以所有权为线索建构土地权利体系的法律思维空间。尽管基于特定的社会需要,法律有时不得不保护没有权利或非所有人的事实占有,但是,这种保护仅仅是法律上的一种例外性的、暂时的规定。在大陆法上,一种占有要取得法律保护必须具备两个构成要素:占有的事实要素(对物的控制)和主观要素(将物据为已有的意思),即所谓的体素和心素。在占有的构成要件上体现了一种以权利主体为中心的法律思维方式。但在英国土地法上,保有权始终依存于土地保有制关系,法律也是按照保有制关系的逻辑确定其构成要素的。具体讲,普通法上的土地保有权包括以下四个构成要素。
  (一)客体要素
  从亨利二世时开始,一个保有制关系下存在两种保有权,即领主的保有权和保有人的保有权。这两种保有权的客体是不同的,保有人保有权的客体是作为有体物的土地,领主保有权的客体则是他基于保有制取得的领主权益。[20]
  通过保有制的分封,土地上的利益在领主和保有人之间做了分割。保有人对土地的关系体现为一种直观的占有,所以在亨利二世时法律很容易地采用与占有同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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