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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科学量刑与程序保证
【作者】 陈浩铨【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科学量刑;区别对待;程序保证;反对歧视;有利被告人回归社会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9)09-0014-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9
【页码】 14
【摘要】

从实体法来看,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不能如现行教科书阐述的那样“对一切涉讼公民不因各种具体因素的差别而作任何区别对待”,而应该在对行为人具体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实行科学量刑,宽严相济、区别对待。从程序法来说,重要问题在于如何为科学量刑提供程序保证。科学量刑与程序保证所包含的“是”与“应该”相统一有其哲学意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5805    
  一、科学量刑: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党在新时期提出了“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这不由使人想起马克思说的一句十分深刻的话:“一个存在物若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因而其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1]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正提示着量刑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为了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必须重新广泛深入地研究刑事司法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宽严相济的实际意义作出阐明。刑罚的裁量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量刑是否公正与平衡已经成为人们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由此提出应该实行以人为本的科学量刑,其内涵十分丰富。
  第一,量刑应当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刑事诉讼法教科书在解释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时认为,所谓一律平等就是对一切涉讼公民不因各个方面的差别而在法律上区别对待。这样一刀切式地解释,尽管过于简单,却恰恰符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法治实际:(1)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淡薄,权力、地位、影响、财富等因素造成执法不公平;(2)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保护本地利益,同样案件得不到同样处理;(3)不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滥用侦查、强制措施;(4)办案先入为主,不全面收集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无罪辩解不认真调查核实;(5)司法不讲效率,不讲事实,不重证据,不依法办案等等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另外,各种工具论几乎成为一种公理:“法律是国家的工具”,“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法律是发展经济的工具”,“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工具”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国家、阶级斗争、发展经济、党的政策等等无不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形成种种特权。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刑法学及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在论述量刑与审判的基本原则时特别强调反对特权,强调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不作任何区别,任何人不得因其身份的理由逃避法律的审判,这种强调在法律史上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可以肯定,反对特权,在适用法律上对涉案公民一律不作任何区别对待正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人们对法律认识的深化,对如何实践社会主义法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如何以人为本成为人们追求的新目标,费尔巴哈说‘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人乃是理性的尺度”。[2]社会形势的变更,使人们更加重视刑事法律对人的保护功能与刑罚的社会效果,不作任何区别对待的僵化阐释显然与现实的需要有着不少的差距与矛盾,因此已经不再合乎时宜。
  中国古代的刑事诉讼适用法律从来都不是“一刀切”的。在典型的《唐律疏议》中,关于定罪量刑就有“八议”请、“减”“赎”“当”等多种规定,这些规定以前我们都认为是封建法律为保护封建等级制和特权而设定的,因此必须坚决予以批判与否定,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中的合理性以及传承性。事实上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典由于与传统礼教高度结合,不仅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后代长期沿用并对周边地区的法律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现代中国的法制也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五种人可以不起诉一样,唐律的《名例律》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也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也体现司法的共性与个性的结合。
  唐律虽然没有“刑事责任年龄”的专用名词,但是《名例律》明确规定凡年满15岁到70岁以下的人犯罪要依律处罚,而老小残疾犯罪则可以减免或不处刑罚。唐律沿袭汉代以来的旧例,将“老”分为70岁以上、80岁以上、90岁以上三档,“小”分为15岁以下、10岁以下、7岁以下三档,残疾人相应分为“废疾”(痴呆、哑巴、侏儒、一目盲、一肢折)和“笃疾”(癫狂、两肢折、双目盲、又聋又哑)两档。规定凡70岁以上、15岁以下以及“废疾”者触犯流罪以下罪名,一般可以“受赎”(以铜赎罪);80岁以上、15岁以下以及“笃疾”者触犯杀人之类的死罪罪名,可以“上请”,死罪以下罪名可以收赎;90岁以上、7岁以下即使触犯死罪罪名,仍然一律不予以追究。当今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制是从传统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而来,传统法制是现实法制的根,其影响力不容低估,汲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理所当的,对当今中国的司法实践是有益的。
  所谓宽严相济、区别对待,不仅意味着承认地区差异性与案件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承认人的具体差异性是客观存在。首先,我国领土幅员辽阔,各地之间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差别颇大,人们对金钱数额的感受各不相同,因此在刑事司法的尺度上不能追求绝对的统一,为解决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司法解释赋予了各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具有根据本辖区的情况确定量刑起点的权力。如盗窃案件等犯罪的起刑点就存在不同。其次,具体案件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盗窃了价值同为1000元数额的物品,由于清节的不尽相同因此可能承担各不相同的法律责任,因此即使同一高院内部刑罚尺度的统一也只能是相对统一,而不可能要求绝对统一。再次,法院对被告人适用刑罚,既根据刑法的规定又必须结合社会以及该被告人的实际情况,通观全局,形成宽与严之间的平衡,达到宽、严的良性互动,才能发挥刑罚的最佳效果。最后,对被告人处予各种刑罚与中医对患者进行辨证施治是相通的,所谓宽严相济,就是要求每位法官对待每一刑事案件都应如大夫对待每一位患者的病症一样客观、全面、一丝不苟,量刑亦如用药一样谨慎、严肃、恰如其分,充分注意量刑的平衡:(1)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严重侵犯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众基本利益的犯罪行为,要依法严厉制裁,而对于初犯、偶犯、从犯、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和其他一些轻微犯罪,则应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2)对老人、妇女、残疾人、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和亲人间的犯罪,由于情有可悯,更应当贯彻人道主义,体现人文关怀。总之,既要严格执法,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又要以刑事政策为指导,努力实现司法的最佳社会效果。这种有区别的对待应该由立法者在进行长期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合理、具体的分类,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况按照普遍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与相似的,那么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到有区别的对待。可以认为,科学量刑体现了和谐社会关于刑罚的思想、观念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表现,因而,只有实行科学量刑才能更有效地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和谐。
  第二,量刑应当有利于被告人将来回归社会。
  刑法虽然是成文法,对刑罚的解释与适用不能超出刑法条文可能具有的含义,但活生生的正义必须结合具体的对象一一人,刑罚的适用除了实现一般正义外还必须实现个别正义。法官面对具体个案时,必须注重涉案人的具体情况,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将正义理念与被告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形成的刑事判决才可能是科学正确的。从刑满释放后又屡屡犯罪的累犯不断增加的严峻社会现实来看,我国现行的刑罚原则一罪刑相适应尽管是正确的,但单单实行罪刑相适应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刑罚给被告人将来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就给法官量刑带来了任务,法官在科学量刑上是有责任的。科学量刑不仅要坚持罪刑相适应而且应当更加注重如何有利于被告人将来回归社会的特别预防。从量刑上体现特别预防的精神,正是科学量刑超出现行法律种种界限并显示出更加科学的地方,这样的量刑尽管法律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这里的量刑新概念应当是法官的一种职业自律性,无疑,这一内容是具有方向性的。如果说科学量刑提出了罪刑相适应与有利被告人将来回归社会的结合点,具有了理论理性,那么以下内容应当作为法官在进行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具体要素。(1)详细了解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情况,包括犯罪的目的、动机,犯罪时的故意与过失心理;(2)详细了解被告人人身的情况。如性格特点、生活经历、家庭环境、亲属关系以及经济状况等;(3)详细了解被告人犯罪之后的态度,如逃匿、坦白、退赃、赔偿等。了解上述这些情况是颇有意义的,是需要精详地再三予以检讨和研究的—要知道这些事实不仅非常真实地表明被告人人身的危险性,而且直接关系到被告人承受刑罚的耐受性及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必须指出,将损害赔偿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予以考虑是值得肯定的,这无疑是承认了刑罚的安抚和补偿功能。由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是人们往往认为非常普通的刑罚事实上也内涵着深刻的精神性。科学量刑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将一种普通的司法行为上升为精神的、科学的行动。谨防骗子
  第三,将定罪与量刑作为两个互相独立的阶段更有利于科学量刑。
  要判断一种司法程序是否科学,不仅要看它提出了什么目标,而且要看它如何去达成这个目标,尤其是,要看它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内在巩固地切中并实现这个目标。由于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原则是‘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司法实践大都将定罪与量刑作为一个阶段,这在实际的操作上非常容易混乱。笔者认为,应当将定罪与量刑分开:将定罪作为一个阶段,着重考虑被告人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将量刑作为另一个独立阶段,在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侧重于影响刑罚轻重的各种因素的权衡,在定罪要件和量刑要件之间划一条界限,明确量刑时只考虑量刑要件而无须再斟酌定罪要件。这就为法官实际操作确定了规则,划清了界限。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刑法第61条仅仅规定的是“根据犯罪的事实”但并没有要求区分这些事实是定罪方面的事实还是量刑方面的事实,而实际上法官在量刑时考虑的定罪方面的事实与量刑方面的事实是不同的,因为科学量刑在观念上强调法官在量刑上对于被告人未来的改造是负有责任的。那么很显然,只有将定罪和量刑区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阶段,科学量刑才有可能真正实行。从现行的法律关于量刑的规定来看,其着重点加强调和关注的乃是犯罪的事实、性质与情节,而科学量刑强调应该将有利于被告人将来回归社会作为论定刑罚的核心依据之一。这种既强调罪责方面的责任又兼顾人的命运方面的考虑,应该说更为科学,也更为人道。总之,对于科学量刑来说,其唯一的真理其实就是刑罚必须适应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出于这样的原则,量刑不应是一种冷漠的、枯燥的法条搬用,而更应当成为一种既体现罪责相适应,同时又考虑刑罚个别化,关心被告人未来命运的司法过程。如果要对这种量刑方法是否科学作一个预测的话,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通过如此方法量刑,将来社会上的累犯也许会越来越少。
  二、实行科学量刑的程序保证
  马克思说:“不论理性或现实都同样证明这样一件事实:不考虑任何差别的残酷手段,使惩罚毫无效果,因为它消灭了作为法的结果的惩罚。”[3]我们知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同时我们也知道,刑事诉讼法教科书对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解释,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不能因为行为人的身份差别而实行区别对待”。应该说教科书的论述确实已经落伍了,阐明法律原则的当代性或揭示其当代意义,是法学研究一个恒久的主题,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任务就是对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重要内涵进行更为全面深入地重新探讨,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重要内涵,实行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刑事政策,实行科学量刑才会有程序上的保证。
  根据刑事诉讼法教科书的解释,对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最为重要的核心是反对特权,这一结论尽管正确,现在看来似乎不够全面。
  综观中西方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历史,强调诉讼平等,反对封建特权是在18、19世纪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开始迅速高涨起来的。正如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力图摆脱纠问式诉讼模式的桎桔一样,它在另一方面要求坚决地拒斥一切诉讼上的特权,强调法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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