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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社区矫正:刑事政策学的诠释
【副标题】 兼论对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反思【英文标题】 Community corrections
【英文副标题】 annotations to the science of criminal policies
【作者】 冯殿美韩建祥【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 刑事政策 综合治理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24
【摘要】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在专门的国家机关的指导和监督下,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本文对社区矫正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介绍了社区矫正的两极化刑事政策背景和其基础即二元化的刑事政策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了反思。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601    
  
  

当今世界各国刑罚的发展趋势表现为“轻轻重重”,即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累犯等人身危险性较大、难以矫正的犯罪采取较重的刑罚,对较轻的刑事犯罪,如初犯、偶犯、过失犯罪等采取较轻的刑罚或非刑罚化措施。这种刑罚发展趋势是“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刑罚领域的具体体现。在此国际化背景下,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标志着我国的刑事政策逐步向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但如何在此《通知》相关规定的指导下使我国的社区矫正真正发挥作用,确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刑事政策学角度的诠释,加深对社区矫正的认识并促使其向科学化、技术化方向发展、完善。

一、社区矫正的考察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在专门的国家机关的指导和监督下,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产生发展是刑事新派的教育刑思想的体现,它主要是针对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尤其是社会力量的参与,对其在社区中进行教育改造,这种社会化的措施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都早已确立并都实施了社区矫正政策,以2000年数据统计为例,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和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1]德国,矫正刑思想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刑事政策学家李斯特,当时的德国处于进行刑事立法改革的背景下,李斯特将其改革思想首先放在少年身上来实现,他将少年刑法与少年帮助法视为一个统一体。在他看来,少年犯罪人正处在成长过程之中,他们是完全可以矫正的。[2]李斯特针对少年犯的矫正刑思想对世界各国的少年刑法的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李斯特看来,能矫正的罪犯应当予以矫正,不能矫正的罪犯应使其不致再危害社会。[3]对那些可以矫正的罪犯,他主张不能立即机械地转处自由刑(往往是短期自由刑),而是应当以惩罚性的劳动来替代罚金刑,对于被转处惩罚性劳动的犯罪人,不予关押,以免受其他犯人的消极影响。这一思想被德国的一些州所接受,并以“公益劳动”来代替所谓的替代自由刑。[4]在矫正刑思想的基础上,李斯特又主张社会防卫的理论,这一理论为德国刑法典所确立的保安处分制度奠定了基础。保安处分思想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对那些不能矫正或者矫正很困难的犯罪人进行社会隔离,剥夺其终身自由,一是对那些可以矫正的犯罪人进行教化改善,矫正其社会危险性。这正是矫正刑思想的体现。德国刑法典中作为保安处分之一的行为监督规定,一方面,被判刑人接受监督机关和缓刑考验帮助人的“帮助和照料”;另一方面,可通过许多指示对行为人的生活进行干预,以及对违反指示科处刑罚。[5]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监督措施就是一种社区矫正政策。日本现行刑法典没有规定保安处分制度,而是在其单行刑法中加以规定,其保安处分之一的保护观察、更生保护就是社区矫正的一种,它规定受缓刑宣告(根据缓刑者保护观察法)或者实行假释(根据犯罪者预防更生法)交付保护观察时,其保护观察是带有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对于符合更生保护条件的犯罪人,于释放后6个月内,在不违反本人的意思的范围内,于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的监督下,由保护观察所所长亲自进行,或者委托地方公共团体或更生保护委员会进行。[6]菊花碎了一地

我国现行刑法典其实也有社区矫正的规定,比如其所规定的缓刑制度、假释制度,只是在《通知》颁布之前没有正式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社区矫正概念的提出,是我国刑法思想发展和刑罚制度进步的表现,顺应了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按照《通知》的规定,我国的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下列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人,如果是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按照《通知》的规定,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二、社区矫正的背景:两极化刑事政策

刑事古典学派以报应刑思想为指导,认为刑罚是对犯罪人的报应,行为人的罪行多重,就应有多重的刑罚与之相适应,即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7]此思想的影响下,主张刑罚的一般预防,重视刑罚的威慑功能。在刑事古典学派的刑事政策思想中,因果报应是其最基本的思想体现,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必须要被科以相应的刑罚。他们认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因而,在刑事古典学派看来,刑罚的功能就在于惩罚犯罪,威慑社会上其他人不要犯罪,在其思想中并无教育刑思想的内容存在。如果对犯罪人施以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化措施,根本达不到其所主张的使刑罚所造成的“痛苦”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与快乐”[8]因为,为预防一个犯罪,抑制动机的力量必须超过诱惑动机,作为一个恐惧物的刑罚必须超过作为诱惑物的罪行。—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9]

刑事新派遵循目的刑思想,或者说是教育刑思想,他们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犯罪原因,将犯罪原因归结为犯罪人自身、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重视刑罚的教育、矫正功能,批判刑事古典学派的报应刑论,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人,而在于矫治犯罪人,使其不再犯罪,改恶为善,重新复归社会。在刑事新派的刑事政策思想中,矫治刑观念是其主导观念,在他们看来,犯罪是社会的病因,犯罪人就如同病人一样,病人需要的是治疗,因而犯罪人需要的也是治疗性的、回复性的处遇,而不是惩罚。“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语),因此社区矫正等非监禁性处遇措施是刑事新派的刑事政策思想的必然要求。

从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新派的刑事政策思想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刑事古典学派的刑事政策思想是以刑罚运用为核心的,主要是借助于刑罚的威慑性,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因此,刑事古典学派对刑事政策是持相当狭义的理解的,仅将预防犯罪之手段限于刑罚。[10]但是,犯罪是由行为人自身的生理、心理因素以及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系统作用的产物,刑罚并不是制止与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刑事政策主要以特别预防为其目的,因犯罪人犯罪性大小之程度以及犯罪性形成之过程等均各有不同,故各个犯罪人在矫治其犯罪性上之需要亦因人而异。因此欲期对犯罪人所为之处遇能真正的发生改善之作用,须依个别化之原则。[11]从刑罚个别化的角度出发,就应针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处遇措施,对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人采取诸如监禁、剥夺生命等严厉的刑罚手段,对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人采取罚金等财产刑,或剥夺某种资格的资格刑,或采取社区矫正等非监禁的社区处遇措施,用李斯特的话讲,就是“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12]因此,只有在刑事新派的刑事政策思想的视野中,社区矫正思想才有提出、存在并得以落实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刑罚的报应性和预防性并非是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的,现代刑罚的目的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讲究报应基础上的预防。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正当原则,表现在刑罚上,就是刑罚必须建立在罪有应得性的基础之上。罪有应得性作为刑罚根据与应受惩罚性作为犯罪特征存在一种对应关系。预防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效率原则,刑罚目的中的效率原则是以防卫社会为基础的,当社会受到犯罪的侵害时,为了保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有权惩治犯罪。任何刑罚,都是因其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存在的。[13]但是,刑罚的预防性必须受报应性的制约,否则将有侵犯人权的危险,成为国家惩罚犯罪时滥用刑罚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两极化刑事政策正是刑罚目的报应性与预防性相统一的产物,其具体表现就是“轻轻重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朝着所谓“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现象称为刑事政策的两极化。[14]具体而言之,“轻轻”是指对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人采取较轻的刑罚,诸如罚金刑、资格刑、社区处遇措施等;“重重”是指对那些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的犯罪,如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累犯等采取严厉的刑罚,将其长期监禁,没收其全部财产,甚至于剥夺其生命以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

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实行除因为上述刑罚目的二元性的本质要求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现实因素,即各国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大量犯罪激增的现实这一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遵循刑罚目的的二元性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对那些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轻微犯罪实施宽松的刑事政策,实行社区矫正等社区处遇性措施,由社会参与,国家与社会上的力量联手(但以社会为主导)共同教育、改造犯罪人,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这样,国家就有足够的精力打击那些社会危害性严重的刑事犯罪,保护社会免受犯罪的侵害,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全体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实行社区矫正是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刑罚结构日趋合理的重要体现。

三、社区矫正的基础:二元化的刑事政策模式

论及刑事政策的模式问题,不能不先谈刑事政策的概念。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刑事政策,即谓为国家以预防以及镇压犯罪为目的,运用刑罚以及具有与刑罚类似作用之诸制度,对于犯罪人以及有犯罪危险人所作用之刑事上之诸对策”;[15]“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本国犯罪态势制定的,依靠其权威推行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犯罪人和有犯罪危险者运用刑法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方针、策略和行动准则”;[16]“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在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势进行评断的基础上,为了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而制定的指导方针”。[17]上述刑事政策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主体的界定过于狭窄,或者认为是国家,或者认为是国家或执政党。如果这样界定刑事政策的话,刑事政策的作用不会得以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出来,达不到刑事政策对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指导目的。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与实践。[18]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教授所提出的“社会整体”,既不是单指国家,也不是单指社会(此处的社会是指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而是二者的合一,即国家和社会的组合。所以,我们认为,刑事政策的主体应是国家和社会,刑事政策就是指国家或者社会为了实现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犯罪现象和犯罪态势,通过运用刑罚和与刑罚具有类似作用的其它非刑罚措施,指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活动,对犯罪人和有犯罪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对策和策略。

既然现代刑事政策的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二元主体,即国家和社会,那么刑事政策的模式也就不是单一式的,而应采取二元化的刑事政策模式。刑事政策模式首先是由法国的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教授提出的,她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刑事政策予以把握。就刑事政策而言,系统分析不给它下与特定内容相联的定义,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表示社会整体用来治理犯罪现象的制度的全部社会与国家联系的交叉点。[19]戴尔玛斯教授认为,模式一词是指反映某一事物或过程的工具[20],所以刑事政策模式在此就是将模式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来对刑事政策进行科学的研究,以期能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主体的二元性出发,刑事政策模式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即国家模式与社会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刑事政策的制定、适用与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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