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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论WTO中的发展权
【英文标题】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the WTO【作者】 王国锋
【作者单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分类】 国际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WTO; 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人权
【英文关键词】 the W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5)03-0079-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79
【摘要】

发展权是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人的集体的国家和民族自由地参与和增进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并享受发展利益的一种资格或权能,是全体人类对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发展权已超越国际人权法的特定范围,成为指导包括WTO在内的国际关系各领域的一般国际法原则。WTO规则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均包含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发展权实现的因素,但其在整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将发展权这种综合性的人权纳入WTO,可以在整体上矫正GATT/WTO运行以来所奉行的传统发展理论对人权的漠视和侵害,并按照人权的要求对WTO进行民主化改革,强化WTO以人为本的精神,以人权的规尺推进全球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不是将其作为已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辅助措施。

【英文摘要】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competence or the qualification that individual persons and countries or nations as collective people freely participate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enjoy the benefit thereof. It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mankind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as surpassed the specific scop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has become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gu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ifferent fields including the WTO. Although both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rules of the WTO include factors being advantage to accomplish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 these rules actually mainly benefi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fore, to introduce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to the WTO can rectify the disregarding and infringement of human rights caused by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which have been applied sinc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GATT / WTO. Moreover, advanced democratic reforms of the WTO can be undertaken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spirit of humanitarianism of the WTO can be strengthened as well. The realization of global fairness and justice should be promoted by the standard of human rights rather than being considered as auxiliary measures against the existed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3238    
  
  WTO规则的成功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然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限缩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的空间,对其发展权的实现构成了威胁。虽然自1986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WTO商品贸易总量中的份额一直稳步增长,并且到2012年已增长至42%,[1]服务贸易的份额也已增至2012年的35%,[2]然而不到世界1/5的发达国家仍然占有58%的商品贸易份额和65%的服务贸易份额,并且42%和35%这两个平均数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快速增长和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并存——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贸易量增长迅速,而最不发达国家却处在日益被边缘化的地位。[3]根据联合国的调查统计,近20多年来,人类的贫困在加剧,贫困人口在增加,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已由过去的25个增加到现在的49个。[4]虽然GATT/WTO随着其调整范围的扩大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却忽视了对人权的关注。因此,联合国保护和促进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两位报告人在其所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把GATT/WTO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梦魇”。[5]WTO及其发达成员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并使他们切实获得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已成为WTO未来发展成败的关键。西雅图会议的无果而终、坎昆会议的不欢而散以及多哈回合的艰难突破[6]已为WTO敲响了警钟。对WTO规则中的发展权因素进行探究并对二者关系之协调进行研究,对该问题的有效解决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权:指导WTO改革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发展权概念是由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在1969年首次提出的。此后,在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积极推动下,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在1993年第二届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上,发展权又被《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确认为“一项普遍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以及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至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发展权的基础及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达成了共识。1986年8月,国际法协会在汉城召开的第62届大会上通过的《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法原则的逐渐发展宣言》,将发展权作为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法原则之一,并认为发展权是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尤其是人权法的原则。由此可见,随着发展权概念的演进,发展权已经超越了国际人权法的特定范围,成为指导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第1款规定:“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该条首先表明,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这就意味着发展权是不可牺牲的。[7]其次,突出了被认为是人权的所有权利和自由的相互依赖性。[8]这就表明,应对所有人权给予同等关注并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发展权并不是可以个别地或独立于其他权利之外予以实现的所有不同权利的总和。这些个别权利作为发展权的组成因素,必须以一种顾及它们同所有其他权利相互依存的方式实现,既不有损于其他权利的实现,也不忽视实现所有权利全过程之持久性的要求”。[9]从而该宣言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发展权应该被看作是所有人权发展的一个进程,要求改善发展权的实现,就是促进或改善至少是若干人权的实现,不论该若干人权是公民、政治权利,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其他权利不受损害。[10]
  宣言同样强调了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其第2条第3段强调国家发展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尤其是宣言第8条规定,通过国家采取措施所实现的发展应确保“所有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机会均等”,确保“妇女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根除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由此可见,公平和正义是发展第一位的决定因素,而传统的发展观念(诸如GDP的增长),“就不能被视为发展进程、诉求的目的和人权,它们可能带来增大的不平等或差距以及财富和经济力量的巨大集中,没有改善社会发展、教育、医疗、性别均衡和环境保护等指标,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牵连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侵犯”。[11]在这里,公平的概念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不仅贫穷的个体和弱势群体有资格获得相对于富裕人口的平等机会及其带来的收益,发展中民族国家也拥有要求相对于富裕国家的平等权。“国际经济中的贫穷国家像富裕的发达国家一样有权平等参与决策并分享利益”。[12]
  实现发展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有三种:一是个人;[13]二是在内国行为的民族国家;[14]三是在国际上行为的民族国家。国际合作对发展权实现尤为重要,“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障碍方面相互合作”。[15]特别是,个别国家承担有不实施阻碍另一国家发展进程以及采取积极措施促进该进程的增加责任。因而,接受发展权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将要做的不仅仅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且需要控制他们的政策和策略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发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一国的经济政策不再可能脱离国际互动而独立存在,使发展权成为所有政府都承认的人权,迫使他们遵守一种行为准则,这种准则不但阻止他们破坏实现发展权所需的条件,而且还要求他们积极地协助和促成发展权的实现。一国的义务超出其边界,可通过积极行动帮助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民。”[16]
  由此可见,《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的内涵主要在四方面进行了界定:(1)发展权是一项人权。作为一项人权,与将发展依赖于“自发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以及自愿的、特别的发展援助相比,它使各国政府负有了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履行保障该权利在一国实现的义务。(2)发展权是一项(具体)发展进程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基本自由和人权,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都能得到充分实现。(3)公平和正义问题是发展进程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发展过程必须包括所有相关个体自由的、有效的和充分的参与,以及每个个体必须有均等的机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享有发展利益和收入的公平分配。(4)发展权使三种主体承担了责任:处于社会中的个人、在内国层面运作的国家和在国际层面运作的国家,包括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诸如发达国家对帮助促进发展进程肩负着增加的责任。“从国际层面看,权利主张者居住国以外的国家,如果它们是确认这些权利的国际协定的缔约方,它们也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这些权利。”[17]
  总之,从内在特质看,发展权是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人的集体的国家和民族自由地参与和增进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并享受发展利益的一种资格或权能,是全体人类对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从外在特征看,发展权是广泛存在于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旨在满足人的基本要求的一项基本人权。从抽象意义上看,发展权是人的个体和人的集体参与、促进并享受其相互之间在不同时空限度内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权是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地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所获利益的权利,是关于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18]已成为一般国际法原则的发展权理应成为WTO改革和解决发展问题的指导原则。
  二、WTO规则:发展权实现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对 WTO包含的发展因素的人权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权”保障措施、例外和制裁等与众不同的问题。它体现了对“人权”的一种广泛诉求和对国际经济制度本身实现重大范式变革的终极呼唤。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它要求将伦理原则明确融入国际经济关系和政策制定中以促进公平和人类福祉,并建议用人权来检视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我们以作为人权法原则和国际法原则并具有结果导向的发展权作为衡量标准来考察WTO可以发现,虽然WTO各涵盖协定没有使用发展权这个概念,但其确实包含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发展权实现的因素,同时也存在一些阻碍其发展权实现的规则。
  (一)WTO有利于发展权实现的因素
  自 GATT/WTO体制确立以来,其的确在整体上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这无疑也是对发展权的促进和保护。WTO对发展权的促进客观上体现并取决于各涵盖协定中所包含的发展因素。从宏观层面上讲,《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体现了发展权的精神。其序言规定,各参加方“在处理他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时,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障充分就业……”为目的,同时还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发展权的应有之义,是发展权适用于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引致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了代际之间的公平。该协定还明确规定,各参加方“需要作出积极努力,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当的份额”。该条体现了《发展权利宣言》第4条第2款的精神,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宣言第10条的落实。从实践层面看,自GATT生效至WTO诞生,共进行了八个回合的谈判,使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得到了大幅度降低。WTO使自由贸易的规则由货物贸易扩及到了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领域,同时使长期游离于GATT以外的农产品贸易和纺织品贸易回归了WTO,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作为整合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二分法之不合理性的发展权实现的前提基础依然是经济的充分发展,而GATT/WTO对自由贸易的促进和保障就是为发展权的实现创造和奠定物质基础。GATT/WTO的一揽子协议更多地是从整体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它也试图校正自由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权实现的全球性失衡。
  作为一项新人权,发展权被界定为一种具体发展进程权。[19]它的实现和行使必然要“清除发展的障碍”。这一具体进程权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需要清除哪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进行详细经济和社会分析的问题。目前,除了有一个宽泛的实现发展权的纲领性规划,发展权本身并没有详细界定需要清除的障碍。在贸易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发展权接纳了一个广为接受的经济结论——贸易限制即是发展的障碍。发展权“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pen-ended Working Group)”所委托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其产品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的优惠待遇。时至今日,它们的大多产品在受到保护的各工业化市场仍然面对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20]
  在这一点上,WTO的市场准入目标与发展权具有了共性。其主要区别是WTO各涵盖协定并不仅仅以发达国家的单方行为的方式来看待贸易限制的减少,发展中国家对贸易限制的减少同样被看作对其自身有利。在这方面,发展权就显得非常模糊,并且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暗含的预设:从发展权的角度考量,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能力和支配地位,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的义务更多应由发达国家承担。对发展权作这样的理解具有其合理性,根据罗尔斯的“区别对待原则”,把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对待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享有权利方面落后者,并替他们采取积极行动。
  尽管没有使用人权的话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待遇的需要仍得到了WTO各涵盖协定的普遍确认。《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序言第2段对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GATT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GATT第36条第8款明确规定了“非互惠的概念”,即“在削减或取消针对欠发达缔约方贸易的关税和其他壁垒的谈判中,发达缔约方不期望因其作出的承诺而获得互惠。”GATT东京回合有关“授权条款”的决定又对该概念进行了强化。授权条款使发达国家以GATT第1条例外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待遇成为可能。该决定还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就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达成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协议。WTO成立之后,部长级会议又专门作出了《关于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措施的决定》,对授权条款决定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了重申,并对一些新的问题作了规定。另外,GATS第4条也规定,应通过与增强国内服务能力相关的具体承诺的谈判、改善进入分销渠道和利用信息网络的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部门和出口提供方式实现市场准入自由化等途径,为发展中国家成员增加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提供便利。
  概言之,在WTO各涵盖协定中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根据其目的可分为五类:
  (1)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2)要求WTO成员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3)赋予发展中国家在调整贸易措施的规则和纪律方面一定的灵活性;(4)允许就履行义务享有更长的和更为灵活的过渡期;(5)技术援助条款。这五类条款中还包含了一些与最不发达国家具有特殊联系的附加条款。
  这些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属于WTO法的实体规范,在其程序法DSU中也包含了一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待遇的条款。这些条款主要包括DSU第4条第10款、第8条第10款、第12条第10款、第12条第11款、第21条第2款、第21条第7款、第21条第8款和第27条第2款。另外,DSU第21条第8款和第24条规定了与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有关的特别程序。这些规定要求,在争端裁决的所有阶段,应给予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特殊情况以特别考虑。这些规定还要求,在根据这些程序提出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事项和在丧失或减损得以证明的情况下,根据这些程序请求补偿或寻求中止减让和其他义务的授权时,各成员应表现出适当的克制。此外,如果在磋商中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则应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请求,总干事或DSU主席应进行斡旋、调解和调停,以期在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前,协助各方解决争端。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成员与发达国家成员之能力的不对称性在WTO各涵盖协定中已通过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予以确认。然而,这些规定是否充分以及应如何加强这些条款的实施一直是困扰WTO的一个问题。就GATT/WTO体制运作的实际效果来看,尽管这些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对促进和保护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发展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些条款大多具有“最佳努力”的性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
  (二)WTO不利于发展权实现的因素
  时至今日,虽然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力量和地位日益壮大和提高,WTO仍然由发达国家控制与主导。WTO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是以发达国家在国内实行过且证明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为蓝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富国国内贸易规则的延伸。即使WTO规则是按照世界各国情况平均加权后制定出来的,也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这就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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