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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基于声誉机制的法官激励制度构造
【作者】 吴元元【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法官激励;声誉机制;判决书书写;道德理性;法官职业伦理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2
【页码】 76
【摘要】

能否建构新型的法官激励制度体系,真正激活其主体意识、强化道德理性、有效实现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创造性转化是影响我国司法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律认知、事实认定、以及法官决策后果预估三个维度的不确定性导致法官的思考过程难以观察、决策结果难以实行“数目字管理”。对于法官的激励不应搬用企业或行政机构等科层组织的考课设计,应当遵从组织扁平化的改革趋向,构建法官声誉机制,发挥其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培育法官的法治美德意识。实施判决书署名制度等层面的改革,为增强判决书说理提供充分的激励,在技术维度推进法官声誉机制建构。强化法官职业伦理规则,以司法场域的纪律规训砥砺法官的道德理性,激励法官积极追求良好声誉,防止法官的声誉资本受到不法侵害。应当将“君子之道”适用于司法审判,塑造法官作为维系与守护公平、正义价值的“士”的共同体。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846    
  
  能否实施有效的司法治理,公平、公正、高效、快速解决转型时期各类进入诉讼场域的纠纷,是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司法治理绩效如何,直接关涉国家治理技术的优化升级、治理之道的变迁转化与社会秩序控制的得失成败。而预期司法治理目标能否实现,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即在于能否建立一支廉洁、专业、效率型的职业法官队伍。借助这个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化法律职业群体,充分展示司法公正、凝聚司法共识、重塑司法的公共信任,真正实现“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社会期待与集体心理寄托。司法治理是以包括、但不限于法官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为轴心而展开制度实践的系统性工程,任何用心良苦、用意良好的司法制度设计,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职业群体使之有效运转,其不但会导致良法成为一纸具文,更重要的是,其将可能导致司法运行过程中机会主义者利用职业队伍的罅隙、漏洞或空白上下其手,从而严重损及司法公共信任,败坏司法道德理性,伤害法治美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自1999年启动、迄今仍然在积极探索变革之道的多轮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相当重要。司法是具有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决策过程,必须依靠法官的司法技艺、洞见、实践智慧,甚至是在多年制度实践中砥砺而成的司法直觉;而法官又是一个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职业群体,能否借助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极大地激发这个群体的职业荣誉感,使之充分感受到法官作为一种“志业”而具有的无上荣光,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指向之一。着眼于司法改革进程中“人的主体性治理”,本文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其中人力资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引入基于声誉机制的交叉学科的观察视角,构设法官激励的新型制度体系,以期有裨益于激活其主体意识,强化道德理性,培育法治美德,实现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创造性转化。
  一、人力资本的激励原理:基于法官决策不确定性的考量
  人力资本只能激励不能“压榨”。[1]这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其进行机制设计的主要切入点。对于人力资本而言,由于委托人—代理人[2]之间存在诸多信息不对称,后者拥有大量前者无法获取的私人信息,而且囿于高昂的信息费用,委托人也难以对代理人实施有效的全程动态监督。因此,在治理机制设计上,就必须遵循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原理,通过科学合理的激励安排,促使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兼容,代理人在完成委托人交付任务、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追求。概言之,只有确保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相一致,才能使得前者的行为取向符合后者的利益,不至于在诸多难以观察、难以检验的代理过程中肆行机会主义行为。激励缘何重要?原因盖在于:它是应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制度安排,是诱导个体理性兼容集体理性的关键所在。
  对于不同的工作岗位而言,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按照可观察、可检验的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工作过程易于观察,劳动成果易于检验。最典型的莫过于流水线上计件制/计时制工人。在现代工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工人是否积极投入生产、是否有怠工行为等等,可以通过监控设备予以即时观察,工作绩效可用量化指标准确衡量。(2)工作过程易于观察,劳动成果难以检验。各类内勤人员的工作性质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内勤人员多从事事务性工作,其工作时间、工作状态、投入程度可以直接从外部便利观察,但由于其辅助性的职能定位,对于组织产出的附加值难以准确度量。(3)工作过程难以观察,劳动成果易于检验。典型代表如企业市场销售人员。他们进行的市场营销活动是高度个人化的,几乎无法为外部监督者所观察和追踪。另一方面,他们的终端劳动成果却非常容易确定:企业的销售额、毛收入、收益率、利润率等都是足以充分体现销售人员边际贡献的准确指标。(4)工作过程难以观察,劳动成果难以检验。典型的比如各类组织中的管理决策层。决策是组织治理中的最高位阶,关涉的是高度抽象的脑力劳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这类岗位的工作人员是否进入思考、如何进行思考等难以从外部观察监督,其终端劳动成果也无法直接量化为确定性数值。[3]
  作为与司法场域逻辑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的实践载体,法官审判活动主要属于第四类岗位:工作过程难以观察,劳动成果难以检验/计量。从司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内在规律看,法官审判是一个高度智识化的活动,其间关涉大量的实践理性和技艺,从可观察、可检验的视角看,实施有效监督的信息费用相当高昂,倘若采取行政科层或企业厂商的监控方式和治理技术,则不仅无助于提高司法绩效、无法解决当前“案多人少”[4]的迫在眉睫的案件压力,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的制度进路来看,这类机制设计难以适应司法决策过程所需要的实践理性和技艺,无法实现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价值追求。
  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分类,知识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纯粹理性,大致是几何、代数、逻辑之类可以精密研究的学科,如今还包括传统的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实践理性,则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做出选择的方法,用来确定命题之真假、对错和行为善良否,如伦理学、政治学,还包括应用型的科学技术;技艺则是指那些无法或几乎无法用言辞传达的、似乎只有通过实践才可能把握的知识,有时甚至是只有某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才能获得。[5]司法的过程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法官无法借助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推演、借助三段论的逻辑演绎得出德沃金所说的“唯一正确答案”;[6]相反,从确定事实、适用法律、系统性预估判决的社会后果等多重维度观之,它是一个融合实践理性和司法技艺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难以用显性的法律规范予以描述、并事先确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也很难借助各项量化指标对法官的工作绩效进行标准化计量。概言之,它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以及不确定性的思考决策过程,而越是具有创造性、不确定性的工作,则越需要激励机制而非严厉监控或“强制”,这是人力资本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聚合了法官的专业智识、情感、直觉、伦理判断、价值追求等复杂元素的司法过程中,这一原理的深刻理解和准确适用尤为必要。
  (一)法律认知的不确定性
  就“法官如何思考”[7]的大前提看,法官据以适用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并不是含义确定、具有唯一正确理解的格式化文本,法律解释方法——无论是平义解释、立法原旨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都无法确保各方主体对法律文本形成确定的统一认知——想想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的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解释及截然不同的判决。[8]按照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细分,法律规范还可以分为规则和标准两大类。[9]规则比之于标准,尽管概括性程度相对较高,它是意图通过对相对确定的事实状态赋予相应法律后果来实现对行为的指引和规制的一种规范形态,然而,其中关涉的概念、范畴和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仍无法摆脱上述不确定的“宿命”。法律实践常见的例子是:没有约因,合同不可强制执行;本诉讼中的合同没有约因,本合同不可强制执行,[10]事实上,不同主体对于何为约因、某协议是否构成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合同”依然存在认知分歧和异议,很难通过上述法律解释方法来准确认知“约因”、“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就标准而言,其显著的弹性、模糊性决定了标准势必需要法官更大程度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官的思考过程及其相应的司法决策过程愈加不确定。标准将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变项都纳入考量视域,以充满弹性的原则、导则赋予裁判者更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加繁重的法律解释任务。与之相适应,对标准的适用需要获知相当数量的关涉当下、情境化的“地方性知识”,信息费用较高。典型的比如,对于侵权法中的过失责任制度,“伤害者只有在他只要适当注意就可以避免这一事故时才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即使非常精确地界定‘适当注意’,例如,把它界定为防范事故的成本低于本可避免的事故之预期损失,法律也许还是难以确定这一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11]
  (二)事实认定的高度不确定性
  司法过程的事实认定,并非像本质主义假设的那样,必定有一个作为客观实体的“事实”在某个时空组合内存在,只要穷尽所有的认知手段,就一定能够准确还原案件发生的全部场景,探知各个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不是一回事,而司法过程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法律真实。即依托现有的技术侦查手段,在程序法律规则的要求下,确定哪些事实足以构成能为法律所支持的证据,而由这些证据构建起来的“真实”就是法律认可的真实。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法官会根据自己的内心确信,基于证据规则的指引,对呈现其眼前的事实材料进行甄别、筛选、组合,甚至是裁剪,以使之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要求;同时,法官也不可能为了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从而无限制地上溯追踪各种与案件相关的信息,他们只能在现有的证据制度约束下将因果链条从某处截断,形成法律认可意义上的证据链。[12]因此,这个认知过程从实质上看,也是一个事实加工过程,其间必然充满了大量的裁量性因素,法官的各种“前见”必然影响事实的最终认定,不可能得出一个毫无争议、确凿无疑、众口称是的“事实”——想想曾引发强烈舆论争议的“许霆案”,对于许霆利用自动柜员机系统升级异常,以自己余额仅有176.97元银行卡持续取款170余次、取款数额175000元的行为,且不说社会公众,就是法律职业内部也是众说纷纭,分歧极大;而在强大的舆论风暴下,二审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只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个字,策略性地绕开了事实的法律认知难题。[13]可以说,如果忽略了司法过程中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将司法认知等同于科学探知,那么,审判的小前提——案件事实就成了“永远等不来的戈多”。
  (三)法官决策后果预测的不确定性
  如何全面、充分、科学预估司法裁判的系统性社会后果,是一个更为突出地反映法官能动性、司法过程裁量性的维度。从传统法理教义来看,法官常常被定义为保守的角色,司法自制或司法谦抑被奉为法治美德,法官就如同布莱克斯通笔下的“活着的法律宣谕者”,只能忠实地按照立法者的原旨适用法律或“发现”法律,而不能成为规则的创造者。然而从司法的实践运作观之,无论是欧陆法系的法律逻辑演绎,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都不是能够完全脱离社会网络、自为自在的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仅仅依靠理解概念、规范之间的关系或确保规范体系内部的圆融自洽就可以得出“唯一正确答案”,做到无论胜败、两造皆服。司法过程很少存在韦伯所说的“自动售货机”模式:从机器的一端输入事实和法条,从另一端即可得出判决,相反,司法是一个规则与事实时常发生摩擦的地带,[14]法律规范体系本身充满了模糊、冲突、甚至是空白,势必导致为数不少的疑难案件即“HARD CASE”,[15]无论采取哪种法律教义,都很难两全其美或多方兼顾,判决结果最终导致的两难甚或是多难是实践中的常态。在这里,经常出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而且任何一方都无法以压倒性的理由证成自身的正当性。循此,法官在功能意义上就不可避免地扮演规则创造者的隐性制度角色,他们必须充分调动法理教义和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分析权利—义务分配格局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制约因素,巧妙平衡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仔细比较、权衡各个备选判决方案的得失利弊,系统评估所有可能的社会后果和利益再分配效应,从中选出机会成本、社会整体福利损失最小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法官有着很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自由裁量的色彩相当浓重,法官必须既有必要的自制谦抑又有适度的能动超越,制度化地从事“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16]循此,司法过程必定是高度智识性的,始终遵循的是实践理性/技艺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知识的力量越是制约着最终的整体司法绩效,则对于法官的人力资本治理就越发依赖于激励机制而非科层监控;相反,当司法过程不是依赖于或不能依赖于知识运作时,它的结构就必定是高度授权性的,它的灵活性就越小,就会越发强调行政性,强调由上至下的科层监控机制。[17]
  二、法官激励之道的制度变革:声誉机制
  法官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多个变量:薪酬、职位晋升、裁量权力、闲暇、同行影响力、社会声誉等等。在多轮司法改革中,薪酬、晋升等激励因素受到相对较多的关注,而对于声誉机制则着墨不多。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产,声誉具有显著的非货币收益,如果它能在法官的效用函数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那么这将是一种“惠而不费”的激励机制,能够以相当强劲的推力促使法官积极追求司法公正,重塑司法公共信任。也只有法官积极追求好名声,注重声誉收益,司法美德才能真正内化于其心灵深处,无需过多的外部规训而成为一种意识自觉,法官的道德理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声誉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个体、群体、阶层等的公共认知和评价,具备何种声誉,意味着享有这类文化资产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位阶。从功能上看,声誉就是一种区分机制,将不同的主体、群体以社会公认的理性标准区隔开来,并附之以不同的社会标签,以便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交易中做出选择。对于享有更多声誉资产者,自然更容易在社会交往中获得青睐、信任和便利,更容易扩大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结构洞”。[18]典型的比如,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更容易信赖警察、军人、教师、学生或干部……从昔日的黄袍马褂到今天的制服法袍,莫不如是。尽管社会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成员之间的均一化,但是,从激励更多社会公共善品的角度出发,其仍在不断生产着各种文化资产的分类: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名校和非名校的区别等等;商业亦如此,例如著名商标和著名企业。[19]依据布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20]基于声誉的分类赋予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同的“将牌”,使得具有不同声誉资产者获得了社会互动中效力大小不等的强力维度,即爱默森意义上的“权力—依赖”关系,[21]具有好名声者,很容易获得交往对手基于信任而提供的源源不断的长期收入流,也更容易获得即便是短期交往者、一次性博弈对手、甚至是陌生人的尊敬和敬意,从而赚取相当可观的心理满足——这既是边沁所说的十五种快乐的源泉之一,也是现代行为经济学颇为看重的人们决策选择的重要激励因素。与之相适应,享有更多的“好名声”类的声誉资产者,为保有附着于信任而产生的长期收入流,保有人们的尊敬和敬意,自然会更加“爱惜羽毛”,会有更强的动力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非常高效的自我约束机制。他们会注重遵守职业/社会场域规范,甚至会邀请他人从外部监督自己,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更高等级的规范要求,塑造基于声誉的身份权威。在这个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过程中,他们力求自己行为符合更高等级规范要求、积极追求声誉资产增值的努力,实际上向社会公众传递出如是信号:我是一个值得信任、尊敬的主体。[22]在这个意义上,声誉机制在其激励机能上成就了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主体自我控制体系。
  (一)声誉何以重要:司法场域激励逻辑的视角
  司法与行政的场域逻辑不同,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场域关系、激励效应也应区别开来,这是司法本身的规律使然,也是司法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司法而言,应当遵循的是法官独立思考的场域逻辑,在程序性规则和实体法规范的制度约束下,依据内心确信对呈现其前的案件事实做出判断,形成判决,是一种基于司法实践理性和技艺的高度智识化、个体化的决策模式——合议庭不同的法官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投出相应的一票,不应有放弃自己内心确信的、违心的附和或反对意见。在这种智识性的场域逻辑支配下,其组织机构呈现扁平化,法官作为个体,彼此是相互独立的,并无隶属或领导—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他们既没有支配他人的制度权力,也没有服从他人指令的制度义务,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基于“专业尊重”的同侪平等。由于镶嵌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之中,科层制锦标赛式的职级晋升激励就不应是法官们弥为珍视的“胡萝卜”,相反,同侪的认可、尊敬、钦羡才应该是他们在意的非货币性收益,在职业共同体中的口碑、声望才应该成为法官衡量自身职业生涯成功与否的重要标识。声誉是扁平化组织中的关键性激励因素——但凡注重同侪平等者,大都是知识密集型的组织体。想想新经济形态下诸多高科技企业的组织结构,都呈现高度平台化,诸如谷歌、英特尔、微软、苹果,所有的研发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都在一个平台上工作,没有特权,甚至没有办公室墙壁的隔阂。[23]而从组织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看,知识共同体的驱动力量是声誉,而不是在其他类型组织形态里——比如行政科层,比如企业——更有效的薪水、晋升等。在声誉的诱导下,人们更注重自己的技术/智识职责,追求思考的力量,看重能否以客观、公正、理性的论证说服同行,赢得后者基于“智识拜服”而源自心灵深处的认可和敬意。易言之,声誉作为激励机制,必须有效激活司法场域本来应有的智识逻辑和技术优势,才能使得司法恢复其作为扁平化组织应有的、注重“同侪尊重”的形态,重建司法应有的法官独立思考的决策空间,凸显知识在司法判断中应有的力量而非科层威权的支配,恢复司法基于实践理性/技艺的知识建制。相反,在既往的法官激励要素中,行政场域的科层逻辑不恰当地取代了司法的知识逻辑,直接套用行政系统科级、处级、局级、部级等序列的晋升激励成为法官职业规划中孜孜以求的重要价值目标,甚至成为彰显法官能力、认可度的关键标识。这种逻辑的错位,会诱导法官将人力资本的投资聚焦于职级晋升,而非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的决策职责。这种科层等第的激励使得法官产生了错位的自我预期:如果与同行相比,自己的官职总是“上不去”“进步慢”,这一挫败感就会成为他们离开司法队伍的重要动因。[24]多轮司法改革始终坚持的目标之一,在于司法场域的去行政化,真正从组织机构、体制建设层面全面落实《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着力强调的司法独立、法官独立。但是,几经努力然而司法场域中的高度“行政化”现象依然积重难返,不少青年法官甚至认为取消行政晋升通道后“没盼头”而纷纷离职,个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仅仅注意到了行政科层逻辑支配的制度缺陷,却没有意识到匹配于司法——这一扁平化的知识场域的激励机制应该是什么,没有意识到应当如何以声誉激励逐步削弱、替代晋升激励,从而确保在行政职级上升通道取消后,仍然有足够的吸引力将法官、特别是青年法官留在司法队伍之中,导致在员额制实施后出现了原有的科层激励退隐、而基于智识优势/技术职责的声誉激励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的空白地带,进一步加剧了法官流失。[25]
  (二)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声誉机制的组织—吸附功能
  声誉足以激励更多优秀的法律人加入法官队伍。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法院都面临“案多人少”巨大压力,特别是在立案从审查制改为登记制以后,“有案必立”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常态,法官的工作负荷陡然剧增。司法裁判是高度智识化的过程,法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宽松的工作环境进行独立、审慎的思考,一个经得起当事人、社会公众以及时间检验的司法判决必然是从容思索的产物,而不可能是繁重办案负荷之下“赶工”的结果。如果案件数量形成对法官的“硬约束”,那么,司法过程势必异化为工业流水线上的计件工作制,势必以数量论英雄,这本身就与司法内在的知识逻辑相抵触的。如果要真正恢复司法应有的运作形态,切实激活司法场域独立思考、独立决断的制度基因,就必须保证每个法官作为个体所承担的案件数量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为确保法官能够从容、审慎履行裁判职责,可选的方案有二:(1)减少法院系统承担的案件总量;(2)吸纳更多的优秀法律人进入,增加法官人数。在当下转型时期,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商业主导的“陌生人社会”转型,纠纷解决需求日增,规则之治呼声愈高,大量原本可以由其他社会机制解决的民间纠纷涌入法院,因此,在短期内减少案件总量并不可行,更具现实意义的制度设计则是优化激励机制,吸引职业共同体中其余行当—典型的比如律师、法律顾问等——进入法官队伍,强化法院系统的人力资本建设,切实减少每个法官的具体承担的案件负荷。按照信息经济学原理,促使某一/某类主体从一个职业场域转移到另一个职业场域,需要满足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即主体转入后者获得的收益要大于或至少不小于留在前者之中的收益,否则不足以激励他们“转会”。[26]循此,在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中,必须弄清楚:对于法院意欲吸引、而目前仍未进入的处于其他行当的法律人而言,到底他们在意的职业回报是什么?什么类型的收益才能对之构成真正有效的激励?也就是说,法院系统能够提供的激励,必须是他们在原来的职业场域难以获得、或者只能以过高成本获得的制度收益。
  从当下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看,在切实解决“案多人少”的紧迫问题之际,吸引其余行当的法律人进入法官队伍还有更多的智识考量。我国既往的法官选拔是类似于欧陆法系的职业制,[27]即法律院系的学生毕业后,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司考的一系列考试进入法院系统,实行公务员制式的人事管理。法官多数从法学院到法院,职业经历单一甚或空白,习惯于从概念、法条即法律语词解读案件,对判决结果缺乏系统性的把握和预测,要落实多轮司改提出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难度较大。当下的司法改革汲取英美法系旁门制[28]的选拔模式优点,聚合不同职业场域的知识、经验和技艺,促使法官持有多元的视角,形成源自思想交汇的力量,避免职业制法官作为“单向度的人”而出现的判决偏颇——有同样训练和经验的人们趋向于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事物,[29]从而忽略了可能导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冲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背离的诸多“暗物质”。在因视角多元而生成的思想交汇的意义上,律师、法律顾问等加入法官队伍,是职业制从旁门制的转型,是选拔机制从基于法律教义向注重实践理性/技艺的变迁。为了实现上述司法改革在案件负担和智识构成两个维度的变革目标,就必须细致分析律师、法律顾问等法律人之所以转向法官队伍的内在驱动力,以适销对路的激励吸引人、留住人。对于律师/法律顾问、尤其是精英律师/法律顾问而言,高薪是其在原来职业场域业已获得的回报,对其而言并不稀缺,因此对于既有法官队伍普遍关注的薪酬改革,对于律师而言并不具有激励效应,真正有效的激励是在其个体视角下看来稀缺的资本、不可替代的“将牌”。没有足够的特定稀缺性,不足以吸引其“转会”并留住人。相反,如果转换到法官系统,律师们获得了不菲的声誉,也就是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赢得了相当可观的文化资产,享有这一文化资产带来的身份收益。如前所述,声誉作为文化资产具有重要的标识功能,某一主体一旦获得,就拥有了韦伯所说的“社会印章”(a social seal of approval),[30]很容易在社会交往中获得优惠式的区别对待,具有更强的信任资本和更丰厚的社会网络资源。如果能制度化地重塑法官职业的声誉机制,使之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那么,法官身份就有更显著的代表公平、正义、不偏不倚的符号意义,就更容易被社会公众认为是崇高的象征,从而更好地满足公众对于法治的念想和期待。即便在某个案中法官的判决或许不符合公众的预期,但是基于法官整体的崇高声望,公众也会平静接受判决结果——想想美国诸多由政治问题转化为司法问题处理的制度实践,以及法官平弥重大社会争议的“九个人统治的国度”[31]的法治隐喻。这种集体心理,不仅有助于法治美德的培育和尊重,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强化声誉对于法律人的吸引力,形成良性的制度循环。同时,对于我国当前司法审判中当事人不易服判息讼、公众容易基于盲目情绪随意评论司法——典型的比如中央芭蕾舞团对《红色娘子军》著作权判决不服,竟然公开发布声明称主审法官是“劣质法官”,[32]而此荒唐举动居然赢得不少不明真相公众的叫好——有很好的矫正意义。循此,在丰厚声誉资本的支撑下,服从判决就是培养美德,尊重法官就是恪守法治,法官身份意味着社会基于真正的内心确信而生成的敬意、敬仰和智识钦羡,生成了对于社会公众的法治精神威权,其在标记社会认可程度的等级机制中具有高位位阶,对非法官的法律人而言,符号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三)培育法官道德理性:声誉机制的价值—美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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