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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论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及其保护法益的位阶设定
【作者】 张小宁【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
【分类】 经济法学
【中文关键词】 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保护法益;位阶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2
【页码】 145
【摘要】

我国传统的经济刑法理论过于强调对经济秩序的维护而忽视了对国民权益的保障,其背景在于统制主义经济的思维方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经济刑法应当区分为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前者同时强调对经济制度与国民权益的保护,后者则突出国民权益的重心地位。关于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有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在多元论内部,针对个人法益与制度法益的关系问题,有阶段法益论与多重法益论之争。中国目前的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应当以经济制度的健全作为首要法益,并注重国民权益保障途径的完善,换言之,采用多元论中的阶段法益论。在阶段法益论的指引下,关于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发展,应当从保护法益重心观的转变、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契合度的提高、特别刑法的立法推进等几个方面着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851    
  一、经济刑法的重心法益:国民权益还是经济制度
  (一)问题的引出
  所谓法益,是指法所保护的利益。刑法不可能仅教育人们如何言行举止,它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对社会利益进行恰当的保护。[1]不过,关于哪些行为应当由刑罚加以禁止,哪些利益应当受到保护,或者说,哪些利益值得由法特别是刑法加以保护等问题,却实在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例如,在证券期货犯罪中,金融市场的健全性或者投资者对于金融交易秩序的信任等是否值得作为法益加以保护的问题便值得研究界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法益论的任务。在经济刑法领域中,如何划定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的范围,如何抽取关于该法益的共通性质从而为经济刑事立法设定界限等问题便是经济刑法法益论的存在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刑法的法益论在立法论中需要同时发挥指引机能与批判机能,而在解释论方面,经济刑法法益论还要为解释的合理性提供学理依托。[2]首先看法益论在立法论中的机能。我国现行《刑法》制定之际,正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声提出之初,在从固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之际,经济制度的构建或经济秩序的稳定被视为最重要的保护法益。因此,现行《刑法》分则第三章的标题以及其中的第三节、第四节以及第八节的标题都直截了当地使用了“秩序”一词,开宗明义地强调了对保护经济秩序的重视。当时的学界通说也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其内含诸如金融监管秩序等作为本章及其中各节的相应的保护法益。再如,在日本经济刑法的立法过程中,课征金最初被用于反垄断法之中,在取得了良好的规制效果之后,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以及其他法领域中获得了灵活的适用。而在课征金制度的推广适用过程中,关于如何区分构成刑事制裁对象的经济犯罪行为与仅构成行政制裁对象的经济违法行为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方面,法益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发展到了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深水区。如果将改革的时代背景投射到经济刑法的解释论之中的话,便是一个亟需研究者们深刻反思的问题: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经济制度是否还毫无异议地享有经济刑法的优先甚至是专属保护权。关于这一问题,已经有学者从集体法益的限缩解释等角度展开了颇具深度的分析。以使用他人转让的许可证经营烟草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为例,有研究者指出:虽然该行为在形式上符合了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在实质上也动摇了市场准入秩序,但是,在运用集体法益解释构成要件时应当遵循法益侵害具体化原则与比例原则,避免通过集体法益与抽象危险犯的组合而导致刑法保护的“双重前置”,以准确区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3]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恰好映射出了经济制度不再享有经济刑法的专属保护地位这一根本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的当下,并非所有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都一定要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只有既违反经济秩序又侵害投资者或消费者等普通经济主体的权益的行为才可能受到刑法的制裁。从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的角度来看,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普通经济主体的权益是否应当享有更优越或至少是与经济制度并驾齐驱的保护地位。关于这一问题,我国经济刑法研究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思考,而日本经济刑法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国借鉴。因此,本文将首先介绍日本经济刑法研究界关于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重心之争,而后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刑法的立法进程、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界定等问题展开分析。
  (二)权益法益核心论与制度法益核心论之争
  关于究竟是以制度法益还是以国民权益作为经济刑法的保护核心这一关键问题,日本经济刑法研究界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类观点:
  1.权益法益核心论
  日本经济刑法学泰斗神山敏雄教授认为,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或者说制定法中规定的经济犯罪实际上可以再细分为三种类型:(1)侵害普通消费者、投资者的财产性、经济性利益的犯罪;(2)侵害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公共机关或者商人等的财产性、经济性利益的犯罪;(3)侵害国家的经济制度或行政作用、经济交易规则的犯罪。在做出这种区分的基础上,神山教授进而指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犯罪仅仅是指前两类,是指侵害了具备预测可能性的法益的行为,与之相对,第三类犯罪应当被归类为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4]神山说的特点在于:(1)倡导法益的具体化。即,认为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应当仅限于具体的、具有可预测性的财产性或者经济性的利益。至于国家的经济秩序、经济制度、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的公正、公开、公平性、以及市场主体对于前述要素的信任等抽象性或概括性要素,都被排除在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之外。因此,在神山教授看来,对于仅违反经济秩序而未侵害具体利益的行为,虽然制定法上规定为犯罪,但这属于立法操作的失误,因而理应从刑法中排除出去,降格为经济违规(违法)行为即可。(2)区分经济主体的类型性。即使同样属于经济刑法的规制对象的行为,也要区分被侵害权益的主体而分别加以保护。第一种类型中的主体是作为自然人的经济主体,是经济活动的普通参与人,但并不具备较高的专业性与较强的资金能力。与之相对,第二种类型中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人,其典型代表是各种法人,其特点在于具有较高的交易专业技巧或知识以及更厚实的资本。两相比较,显然前者避免或者抵抗经济犯罪的能力要弱于后者,因而前者应当受到更优越的保护。
  林干人教授同样以具备预测可能性的法益作为经济刑法的保护对象。林教授认为:经济犯罪中的被害人当然可以扩展至所有的消费者,但如此一来,经济犯罪中的被害便与普通财产犯罪中的受害不存在本质差别了。为了区分两者,便需要以普通消费者或投资者的权益为中心来构建新的经济犯罪或经济刑法观念。[5]在倡导法益的具体化方面,林说与神山说并无差别。岂止如此,在将经济秩序从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中排除出去这一点上,林干人表现得比神山敏雄更为决绝。只不过,林说并没有在经济主体的类型性方面做更为详细的分类。
  2.秩序(制度[6])法益核心论
  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芝原邦尔教授认为,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与企业活动或经济交易相关的一切犯罪现象,与之相适应,广义上的经济刑法包括如下三类:(1)以保护个人或企业的财产作为主要目的;(2)以保护一定的经济秩序作为主要目的;(3)以保障经济法规的实效性作为主要目的。而狭义上的经济刑法仅限于后两类,即,对于经济秩序或者法规实效性的保护。[7]与前述学说的差别极为明显,芝原说实际上是认为经济犯罪的实质在于对经济秩序的违反,因为经济法规的实效性也可以归入经济秩序的范畴。关于具体的、具有可预测性的财产性或者经济性利益的保护问题,芝原说并没有武断地将其排除在经济犯罪之外,而是做了一个有层次的划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确保交易的公正、社会的信用制度与经济秩序,简称为“交易公正法益”;第二类是参与交易的消费者、储户、投资者等交易参与人的财产性利益,简称为“交易参与人的财产性利益”。只有在保护好交易公正法益的基础上,交易参与人的财产性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换言之,经济刑法以保护第一类法益为重心,第二类法益仅属于附带性保护的对象。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芝原教授认为“交易参与人的财产性利益”发挥着构成要件的界限机能。即,如果某行为侵害了“交易公正法益”但没有侵害“交易参与人的财产性利益”的话,该行为不会构成经济犯罪。[8]此外,为了区分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芝原教授还强调,“交易参与人的财产性利益”虽然比“交易公正法益”具体,但却不同于盗窃罪等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其抽象程度高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易的经济主体的一般性财产利益。与芝原说类似,京藤哲久教授认为:广义上的经济刑法是除了普通财产犯罪之外的,所有的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刑罚法规,其中既包括保护个人经济利益的刑罚法规,也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利益的刑罚法规。而狭义上的经济刑法专指后者,其中的国民经济利益是一种超个人的法益,以各种经济制度的机能为内涵。例如,反垄断法保护的是自由竞争机能,金融商品交易法保护的是金融交易秩序机能。[9]京藤说与芝原说的共同点在于:都将经济秩序(制度)视为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重心,都强调了该类法益的抽象性。这也是两者与前述神山说、林说的最大区别。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刑法保护的重心是国民经济整体、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但也并不忽视个人经济利益,而只标明刑法是经济领域控制的最后手段的前提下“超个人法益”与“个人法益”在合法性上的同一存在与共同发展。[10]
  由此回到本文起始处提到的问题,即,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经济刑法中,如何协调经济秩序(制度)与国民权益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的经济刑法学采用了大一统、概而全的研究范式,因而忽略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刑法之间存在的差别。这正是经济刑法学研究者关于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重心究竟是国民权益还是经济制度这一问题纠缠不清的原因。实际上,根据保护法益的重心究竟是国民权益还是经济制度的不同,经济刑法可以再细分为权益保障型与制度依存型两类。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完善的过程中,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功能,本文便立足于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刑法的立场,阐述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实质及其保护法益的内涵。
  二、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辨析
  (一)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之分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刑法制定之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起步未久。受当时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思维的束缚,我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论与解释论都带有明显的统制主义经济思维的特色。例如,刑法突出强调对于经济秩序的维护,而以“维护经济秩序”为根据的经济刑事立法观念自然衍生出了解释论中的“秩序法益观”。[11]在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经济秩序的维护而非投资者或消费者权益的保护。[12]
  实际上,研究界统称为“经济犯罪”的犯罪类型实际上包含两大类:一类是以证券市场制度、股份公司制度等一定的经济制度(或经济秩序)为前提才能存在的犯罪类型,另一类则以传统的市民法益作为侵害对象,不过其侵害方式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日本刑法学界,前者被称为“制度依存型经济犯罪”,后者则被称为“社会变容型经济犯罪”。[13]由此引申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刑法,即,“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与“社会变容型经济刑法”,由于后者的保护重心在于国民权益,所以也可以称为“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14]。以之为参照透视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犯罪类型,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可以做如下总结:
  1.从法机能的角度来看。在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中,法对于国民经济权益的保护必须以特定经济制度的存在为前提。正如德国经济刑法权威克劳斯·梯德曼教授所言,该类行为是依赖于制度的,取决于经济制度的格局。[15]例如,在证券期货类犯罪中对于投资者权益的维护必须以证券期货交易制度的建立为前提。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9日开始正式营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4月16日开始正式营业,此后,国务院于1993年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监会也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到1997年现行刑法出台时才正式地规定了内幕交易等犯罪类型。之后则伴随着证券期货品种与交易方式的日渐多样化而刑法修正案中陆续地增加或变更相应的犯罪类型。对于该类犯罪,相关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侵害法益的行为实现犯罪化的前提,而行为最初实现犯罪化的直接目标则是维护经济体制的健全。唯有在健全经济体制因而构建起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规则后,才能吸引投资者,并且以保障投资者权益为依托来激发交易的活跃性,进而催生更为成熟的交易监管机制。由此可见,在该类经济刑法制定之初,维护经济体制重于保障国民权益,但当经济制度基本健全之后,经济制度的维护与国民权益的保障便同样重要了。与之相对,在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中,国民权益自始便是法保护的对象,只不过伴随着权益侵害方式或法规制方式的变化而改变保护方式而已。以诈骗类犯罪为例,即使没有市场经济体制,诈骗也是财产犯罪的一种。例如,1979年刑法典第151条、第152条便规定有诈骗罪。即便在古代,诈骗也因其对公私财物的侵害性而被规定为犯罪,例如《唐律疏议》第373条规定:诸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准盗论。诈欺百端,皆是。其中的“诈”便是指诈骗。只不过,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因为交易方式的多元化,诈骗罪也演变出了不同的特殊形态。例如《刑法》192条至第200条规定的各种金融诈骗罪,以及《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诈骗罪与特殊诈骗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根据特别法优越于一般法的原则,后者优先适用。但在该类犯罪的核心要素,即使用欺骗手段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这一点上,诈骗罪与特殊诈骗罪并无本质差别。
  2.从罚则妥当性的角度来看。关于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罚则妥当性,我们很难从传统刑法理论中直接获取,而应该从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中探求。以走私罪为例,只有先论证走私行为对于国家经济秩序的危害,才能进而探讨处罚的必要性之有无。因此,关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规定的各种走私罪,通说都是以“违反海关法规(或海关监管)”作为描述概念的前提条件。例如,为了保护本土的汽车制造业,我国曾经对于车辆进口进行严格的限制,1980年代时的整车进口关税税率曾经高达120%~150%,并且外加80%的进口调节税,此外,经销权由汽车总经销商与汽车品牌经销商垄断,高额的进口关税与经销商的垄断曾经共同催生了进口汽车的价格泡沫,也进而拉高了国产汽车的溢价空间,使汽车成为了普通家庭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在这种背景下,价格相对低廉的走私车反而销路更好(尽管其违法)。如果仅从汽车消费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找到走私行为的危害性所在。关于其犯罪化的原因则只能从维护国家经济(海关监管)秩序或者保护本土汽车制造业等视角中探求。后来,伴随着本土汽车制造业的日渐兴盛,进口汽车的关税税率一再被减低,目前小型汽车的关税税率已经下降到了25%。此外,因为国家工商总局自2014年10月1日起停止实施汽车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授权经销商的相关备案工作,汽车平行进口的改革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之中。根据市场调查,由于绕过了总经销商、大区经销商、4S店等销售环节,并且平行进口车经销商定价不受厂商限制,比较自由,在价格上有较大优惠,通常比中规车价格低10%~20%。故而,自从汽车平行进口的政策开放以来,其进口数量持续增长,2017年同比上涨17.3%,与之相对,中规进口车的进口数量持续萎缩,2017年同比下滑6%。这些数据恰好佐证了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罚则妥当性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不允许平行进口汽车,则这种行为便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而当国家放开该政策时,平行进口汽车会因为更优惠的价格空间、更多元化的配置方案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16]究言之,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在于经济制度而非国民权益。
  与之相对,关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的罚则妥当性,则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传统刑法理论中获取。例如,以2009年的“力拓间谍门事件”为契机,商业间谍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之相对应,《刑法》219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也引起了研究界的热烈讨论。本罪的行为方式包含“窃取”,在这一点上,本罪与盗窃罪存在共通之处。[17]只不过,两罪的对象有别,前者针对的是商业秘密,而后者针对的是他人的财物。当然,因为我国刑法将本罪设定为结果犯,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为入罪条件,从而使本罪与盗窃罪、职务侵占罪等在适用条件方面存在不一致。不过,与我国不同的是,日本刑法对于该类行为一直是以盗窃罪、职务侵占罪等追究刑事责任的。例如,新药产业间谍事件与建设调查会事件中便以盗窃罪追究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18]而钟渊化学事件与新泻铁工事件中则认定为职务侵占罪。[19]从这些案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盗窃行为、职务侵占行为的趋同性,也更容易探知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的罚则妥当性之由来。
  3.从规制对象的法性质上来看。关于统称为经济犯罪的《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罪名,实际上可以再做分类:第二节的走私罪,第三节的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第四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的危害税收征管罪,第八节的扰乱市场秩序罪大致都可以归类为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规制对象。这一类犯罪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由于危害特定的经济秩序诸如对外贸易秩序、对公司或企业的管理秩序、金融管理秩序、税收征管秩序或者市场活动秩序而被规定为犯罪。与之相对,第一节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第七节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则可以归类为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的规制对象。与前一类犯罪相比,这一类犯罪的特点在于直接侵害或威胁消费者、投资者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不仅危害国家对于药品的监管制度,而且还会危及国民的身体健康。保险诈骗罪不仅危害国家对于保险业的监管制度,而且还直接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侵犯著作权罪不仅危害国家对于著作权的管理制度,而且还侵害了被害人的著作权。如果从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角度上来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在类型上的特点是既有自然犯,也有大量的法定犯。[20]其中,制度依存型经济犯罪带有明显的法定犯色彩,而权益保障型经济犯罪则更接近于自然犯。[21]
  (二)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特征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相比,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的特征在于如下几点:
  1.更依赖于市场经济秩序。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是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究论之,如果国家没有建立金融管理秩序,则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就无从谈起,《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规定的犯罪类型分别针对货币、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金融票证、贷款、信用卡及信息、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债券、证券、期货、信托资金、外汇等,而这些无一不是现代经济体制特别是金融管理体制建立之后才活跃于金融经济活动之中的。正因此,本节规定的犯罪类型的主要目的便是预防和惩治相关行为对于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当然,在实现这一立法目的的过程中,参与相关金融活动的投资者的权益也因而附随性地受到了保护。一般认为,本节的立法宗旨主要在于通过刑罚手段确保金融监管体制的合理构建与有序运作,是为相关金融经济法律法规的有效适用提供制度保障。此外,对外贸易秩序、对公司或企业的管理秩序、税收征管秩序或者市场活动秩序分别构成了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的存在基础,而各节的犯罪类型也分别为上述秩序的构建与运作提供了依托与保障。
  2.更着眼于经济制度的维护。正如德国学者马克·恩格尔哈特所言,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打击经济犯罪更具有保护集体法益而非个人法益的特征。[22]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相比,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更注重对经济制度的保障与维系。例如,统称为“金融犯罪”的犯罪类型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分为两节,分别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前者属于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后者属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最典型的证券犯罪是内幕交易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等,这些犯罪在本质上都带有欺诈的因素,也属于广义上的金融诈骗的一种,正因此,美国联邦证券诸法中对于这些犯罪都使用了“欺诈(fraud)”一词。例如,用以规制内幕交易的《1933年证券法》第17条a项、《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条(b)项以及SEC规则10(b)5中都使用了“欺诈(fraud)”一词,而1988年通过的立法名称便是《1988年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Insider Trading &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但是,内幕交易罪等毕竟不同于有价证券诈骗罪,刑法规制前者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证券、期货交易市场的稳定性,维系国家对于有价证券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而后者的立法目的则在于保护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正因此,当交易相对方知情并实施相对交易时,两罪的认定迥然不同。在内幕交易罪中,交易相对方的知情对于内幕交易罪的成立没有任何影响。与之相对,在有价证券诈骗罪中,向知情的对方倒卖伪造的国家发行的有价证券时,因为不存在受骗者,所以只能认定为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23]再如,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被归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中,关于核心要素的“诱骗”,一般解释为通过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等方式,使原本不打算或者心存犹豫的投资者决定买卖证券、期货合约。从行为方式上来看,诱骗与诈骗都是在欺诈投资者,从行为对象上来看,诱骗既可以以柜台交易的方式针对个别投资者实施,也可以以公布的方式针对不特定的多数投资者实施,因此,仅从行为的角度上很难看出本罪与金融诈骗类犯罪的差别。但立法将本罪归类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而非金融诈骗罪的理由在于:本罪很容易引起金融交易的异常波动,即使诱骗行为并没有直接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只要其侵害了交易秩序,便应当加以规制。从司法解释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根据《立案标准(二)》第38条的规定,本罪可以被追诉的情形包括:(1)获利或者避免损失的数额累计在五万元以上的;(2)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3)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4)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其中只有第二种是针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第一种与第三种都是在维护市场秩序。更为典型的制度依存型经济犯罪是伪造货币罪,本罪的保护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以及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伪造货币的行为,便可能构成本罪,而无需将货币置于流通领域或者确实以此骗取了他人的财物。也正因此,伪造并不存在的面额的货币时也可能构成本罪。例如,行为人根据人民币的形状与特征制作出了面额为1000元的假货币时,虽然具有正常的交易常识的社会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其真实性,但并不影响该行为构成伪造货币。
  3.立法更为活跃。自现行《刑法》制定以来,修订最为活跃的当属分则第三章的条文,接近分则条文修订总数的35%。[24]到目前为止的十个刑法修正案共有49处涉及到分则第三章的条文,其中有41处涉及到的是制度依存型经济犯罪,所占比率为83.7%。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一)》是专门针对分则第三章的修正,其中的八条规定[25]全部针对的是制度依存型经济犯罪,此外,《刑法修正案(三)》《刑法修正案(六)》和《刑法修正案(七)》中涉及分则第三章的修订也全部针对的是制度依存型经济犯罪。与之相对,只有八处修订涉及到了权益保障型经济犯罪,分别是《刑法修正案(四)》1条针对《刑法》144条,《刑法修正案(五)》2条针对《刑法》196条,《刑法修正案(八)》23条针对《刑法》141条,第24条针对《刑法》143条,第25条针对《刑法》144条,第30条针对《刑法》199条,第31条针对《刑法》2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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