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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认罪认罚从宽之证明标准:本土特色与域外经验
【作者】 殷闻【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助推认罪认罚从宽改革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1
【页码】 78
【摘要】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是国家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全局优化,能够为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权运行的多元化转型提供有益助力。但作为源自中国本土语境的新兴改革举措,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诸多认知偏差,包括降低证明标准适应认罪认罚从宽的效率化取向。至少应当明确,提高司法效率并非支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构的唯一取向,而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提升权利保障水平的综合性系统改革。为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应当积极融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论与改革框架,在效率提升的同时检验案件的办理质量,保证最低限度的庭审实质化,从而与我国未来的整体司法改革方向相契合。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关键所在,需要在合理借鉴审视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量我国的诉讼本土语境与司法诉求,保证控辩协商的平等与自愿性,达到激励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功能,以区别于非理性的欺骗、强制等功利化定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916    
  
  

2014年10月230,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长远方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视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关键举措,能够满足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权运行的多元化需求,使得诉讼程序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司法个案时实现自由切换,最终形塑适应本土实践的层次化诉讼程序体系。

毋庸置疑,认罪认罚从宽的发展动向将直接关乎刑事程序设计乃至司法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独特理论魅力和研究价值。因而,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成为理论学者和司法实务部门关注的焦点,占据刑事法学研究的核心话语地位。政策规范层面,从概念形成、方案规划到试点实施,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便开启制度化之探索历程,正式获取制度性与合法性。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继续在原有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城市中,开展为期两年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在总结先前速裁程序试点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完善。随后,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内容涵盖认罪认罚案件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律师辩护、程序运行、权利保障、从宽方式等诸多方面,初步勾勒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框架。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速裁程序的有13个条文,达到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的半数,成为完善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任务的重中之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刑事诉讼一项基本原则与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其鲜明的实践导向,关注制约中国司法运行的实际问题,以尽可能地避免简单的法律移植所带来的排异反应,保障刑事法律实施能够产生最佳的司法效果。具体而言,无论是官方政策抑或理论话语,均将认罪认罚从宽之完善,视为落实宽严相继刑事政策的法治路径、应对犯罪轻刑化与犯罪数量增长的有效手段,以及构建科学刑事诉讼体系的实际需要,以期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提升司法效率,化解司法机关突出的“案多人少”矛盾。[1]不可否认,破解司法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实践难题,为刑事程序运行提档加速,是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初衷所在。但对效率价值的重视,需要立法者划定合理的程序运行空间,过度追求则可能剑走偏锋,以致于以片面的功利主义取代均衡的实用主义。尤其是在直接决定事实认定的司法证明领域,将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面向与证明标准相互勾连之后,由此引发基层司法办案部门对现行证明标准一元化的质疑。理由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通过控辩协商机制而选择认罪认罚,即意味着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予以全盘接受,也不再就犯罪所涉罪名、公诉量刑建议提出质疑,由此呈现出非对抗乃至携手合作的新鲜样态,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争锋相对的对抗格局不复存在,承担定罪量刑裁判的核心场域——法庭审理环节——自然失去全面审查案件事实的必要,而只要对指控内容加以形式审查,并通过法官行使裁判权使庭前达成的控辩合意获得最终的司法确认。申言之,庭审流于形式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法定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因而实有降低证明标准的需要。同时,引入控辩协商程序,同样意味着认罪认罚案件放宽证据证明标准势在必行,否则被告人认罪认罚对审理过程的简化意义不大,因为法院的判决不再建立于真实案件的基础上,而是切换为合意事实与被告人自愿性的审查。[2]还有观点认为,未来应对速裁案件进行书面审理,简化庭审,降低轻微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从而切实减轻一线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功效。[3]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是我国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所伴生的新兴领域,其中的证明标准之争正是试点探索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法学研究者广泛运用科学知识深入探讨,贡献智识资源。在此前提下,研判认罪认罚案件之证明标准问题,首先需要回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语境,初步揭示并澄清认罪认

罚从宽中关于证明标准存在的认知误区,进而转向通过激励效应兑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协商型司法,勾勒出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进路。

二、差异抑或暗合:认罪认罚与审判中心双重场域中的证明标准

无论是官方所描绘的改革图景,抑或学者结合诉讼理论所作的解读,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均与刑事程序的繁简分流密切相关。刑事案件办理的理想模式是,根据刑事被告人认罪与否、案件难易、刑罚轻重等情况,进而适用与案件性质相适应的诉讼程序,在保证个案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简化不必要的诉讼环节,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哎哟不错哦

回归中国语境,“认罪认罚”是不同刑事程序得以分化的依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满足“自愿认罪”“如实供述”“对指控犯罪事实无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之条件,方可适用更为简化的诉讼程序,庭前准备、法庭审理、举证质证等环节将被进一步压缩,并获得实体裁量上的从宽处理。反之,被追诉人拒绝认罪认罚,则要采用实质化的法庭审理程序,体现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交互理性,对证据进行审查、对指控进行判定。可见,就案件审理方式而言,认罪认罚从宽与庭审实质化足以成为一对相互对话、可资比较的类型划分。由此出发,可以探索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衔接、繁简分流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质言之,庭审实质化是居于以审判为中心内部的核心特征,却无法涵盖诉讼制度改革的全部内容。程序简化以普通程序的正当化为前提,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应当作为庭审实质化的配套性措施。[4]由于改革目标、范围指向、运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存有不同之处,但在证明标准向度上,两者其实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反而在两者之间架起相互对话的桥梁,促进司法证明在刑事诉讼程序体系内部的理论融贯和自洽运行。事实认定需要依靠证据,检察官承担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责任,法官必须居中对证据进行审查,基于自由心证评价证据之价值,依法审理独立裁判,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认罪认罚案件中,司法证明的主体构造及其行为模式并无本质变化,可以初步对“证明标准降低说”予以证伪。而将以审判为中心引入认罪认罚从宽项下证明标准的讨论,能够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之中,洞察刑事证明标准设置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实无因果关联。作为相互对照的理论框架,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内部,证明标准的设置应当能够严格规范法官的事实认定过程,通过限制自由裁量防范司法恣意,确保案件审理质量,避免冤假错案的滋生。在案件范围与适用阶段上,以审判为中心着眼于全部诉讼案件,强调诉讼阶段全程必须予以体现,这恰好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取向不谋而合。

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审判为中心与认罪认罚从宽实质上是司法办案之应然要求与实然需要的关系。被追诉人享有通过实质化庭审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这是办理案件的应然要求;诉讼权利具有可放弃性,诉讼主体根据案情自愿放弃,选择接受简化程序的审判,从而获得法定的好处,体现着司法办案的实然需要。这就要求刑事诉讼制度设立多元的诉讼程序。由此观之,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不是天然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中,实质上包含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5]前者是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实质化庭审,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后者是被告人自由意志下的权利处分,自愿放弃权利保护后选择简易化程序接受审判。

基于此,通过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不同案件根据类型差异得以在程序与实体之间有所往返、各得其所,并与多层次的诉讼程序体系相接驳。而无论是不认罪或重大疑难案件指向的庭审实质化,还是与认罪认罚案件相伴生的程序简化,最终都要在证明标准层面走向同一,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要义,即诉讼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应当统一按照能经得起控辩双方质证辩论、经得起审判特别是庭审标准的检验,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公诉指控等诉讼活动。[6]统一司法裁判的证明标准,一方面可以推动侦查、审查起诉按照审判程序的法定定案标准全面、规范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则有利于法院利用审判权实现对侦查和公诉的有效制约。[7]既然以审判为中心是足以统摄认罪认罚从宽与庭审实质化的理论框架,则对于司法证明标准统一的认识,就不能局限于审前阶段的指引功能、法庭审理中实体裁判的规范功能,而是要延伸到纵向诉讼阶段之外,在不同类型案件适用繁简有别的诉讼程序之司法证明中,凸显证明标准统一的把控作用。换言之,刑事程序可以有繁简之分,普通程序以庭审实质化为其主要特征,但不能就此认为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就可以走过场或流于形式,[8]进而将证明标准降低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应有之义。须知,庭审程序的实质把关作用不可或缺,不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与认罪认罚的简易化程序案件,无论诉讼程序的繁简差别如何设计,都应呈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运行样态,证明标准的统一即是司法证明层面必须兑现的关键要素。

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更多是对既往司法实践中纵向诉讼构造异化为侦查中心主义的检讨,扭转公、检、法三机关之间“重配合、轻制约”的诉讼关系,旨在促进“平行制约”转变为“递进制约”,强调审判在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地位,保障法官能够切实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发挥司法职能应有的制约功能,避免裁判结论的形成简单地建立在对书面卷宗的审查确认之上。这就要求证明标准必须由三方主体参与的庭审场域拓展至体现职权支配的封闭侦诉场域,以交互的司法证明机制取代单线的侦查破案思维惯性,为建构审前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先行探索,打磨必要的制度运行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审前阶段,并不意味着将司法裁判之事实认定权让渡于侦控机关,而是促使审前职权运行围绕审判标准展开,形成标准参照与程序控制,通过完善内部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让司法证明的理性逻辑自觉引导程序推进,进而达到提高侦查质量、强化证据审查之初衷。[9]从现实语境考察,强调以审判为中心与我国对近年来发现的冤假错案密不可分,由于侦查中存在口供中心主义的取证方式,导致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取证行为难以有效遏制,加之控辩双方缺乏平等对抗、法官固守打击犯罪的有罪推定思维、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不明确,司法机关容易过度依赖口供定案,在无法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下而定罪。[10]可以说,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强调庭审的实质作用、维护诉讼主体合法权利、重视辩护律师的诉讼作用,都是旨在加强诉讼程序的司法构造与权利保障,坚持并巩固法定的定罪证明标准。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悔罪态度是适用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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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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