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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利分析与完善路径
【作者】 金昌伟【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31【页码】 7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917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提出以来,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目前,理论界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内涵基本形成了共识,[1]实务部门经过试行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未很好地实现对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设计初衷,相当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案件并未适用该制度,限制了该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基于司法现状,拟从功利主义角度分析各诉讼参与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利弊,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以某市区法院为调研样本,该基层法院2017年度共审结刑事案件1915件,适用认罪认罚处理的案件538件,占比28.1%。同时,选取该市中级法院为调研样本,该中院2017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32件,其中适用认罪认罚处理的案件21件,占比15.9%。而同期,该基层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判决认定被告人有自首、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情节的案件1382件(潜在适用值),占比72.1%;该中级法院此数据为87件,占比65.9%。上述统计数据显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比例并不高。如果单纯从统计数据看,数据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但通过统计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审判实践中大量具备认罪因素的案件,最终并没有适用认罪认罚程序。

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利分析

功利主义法律观是边沁法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认为,功利原则是指对于利益攸关者而言,根据行为能否为最大幸福提供精神活力从而决定赞成与否的原则。[2]边沁构建了一种“功利算法”,以证明自己的“功利原理”是一种科学、精确的理论。[3]边沁将影响每一行为快乐值或痛苦值的因素分为以下7项:“快乐或痛苦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邻近或偏远;丰度;纯度;广度。”[4]功利主义具有系统结构和严密逻辑,是实现法律科学化的有效途径,运用功利主义对各诉讼参与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精致分析,具有理论探讨价值和现实比对意义。

(一)对审判机关的功利分析

法院作为诉讼程序的终结者和最终裁判者,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一环。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旨在实现繁简分流,以便集中优势审判力量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对化解法院当前案多人少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存在侵蚀审判权的嫌疑。具体而言,可作如下功利分析:

1.快乐值因素

(1)庭审程序得以简化,便于庭审集中审理。两高三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审理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其中,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程序的简化和高效不言而喻。而对于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司法实践中的探索也是有益的。以该中级法院为例,抽取10件普通程序审理的单个被告人单起犯罪事实的案件为样本,经统计,平均庭审耗时约2.8个小时;而同样抽取10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为样本,平均庭审耗时仅约0.9个小时。

(2)提高息诉服判率,降低抗诉上诉改判发回风险。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是控辩双方协商的结果,控方作为程序的主要发起者,提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量刑建议;辩方作为程序的主要参与者,对提议提出意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通常情况下,法院采纳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所作出的判决,能够为控辩双方所接受,实现息诉服判的良好法律效果。上述基层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未出现抗诉案件,上诉8件(其中6件上诉仅是为了拖延送执行时间),真正的上诉率仅为5.4%。上述中级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11件案件,未出现抗诉或上诉案件。

(3)附带民事部分得以庭前解决,便于法庭集中审理刑事部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不以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为前提条件,但两高三部《关于认罪认罚刑事案件进行从宽处理的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明确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司法实践中,人身伤害类案件,尤其是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案件,被害人人身健康权、生命权受到严重侵犯,被害方往往情绪激动,反应激烈,强烈要求对被告人严惩,因此,出于平复社会关系的需要,司法实践中,办理人身伤害类认罪认罚案件,多以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为必要。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针对民事部分的法庭审理将耗费大量的审判资源。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有关民事赔偿部分的工作重心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甚至是侦查阶段转移。

2.痛苦值因素爬数据可耻

(1)存在僭越审判权的嫌疑,影响刑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人民法院是审判权的唯一合法行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刑事审判权包括定罪与量刑。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有权提出量刑建议,供法庭参考。根据《试点办法》第20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为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目的,该规定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但《试点办法》同时规定,量刑建议可以提出相对明确的量刑幅度,也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提出确定刑期的量刑建议。依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可以提出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这实际上是对人民法院量刑权的侵蚀,限制或剥夺了人民法院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上述基层法院适用认罪认罚处理的案件中,有13起案件的量刑建议提出了绝对确定的刑期,存在僭越审判权之嫌。

(2)存在违愿认罪隐患,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刑罚适用。理论上,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利诱下,无罪或罪轻的被告人有时会试图通过认罪认罚得到从宽处罚,争取尽快结束被刑事追诉状态,表面上看,被告人得到了从宽处罚,实质上却涉及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实体问题,从而使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裁判。

(3)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程序,存在与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方向相悖的趋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强化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要求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实现庭审实质化。这实际上强化了公诉机关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弱化乃至废止法庭在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但不可否认,人民法院审理认罪认罚重罪案件,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公诉机关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简化或省略,法庭审理的重心由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转变为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确认,这显然与庭审实质化改革方向相悖。

从上述功利主义分析来看,人民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痛苦值因素大多可以通过制度上的设计予以避免或弥补,且多为隐性、偏远影响,不确定性大;而快乐值因素多为确定性、可预测性的显性因素,直接关涉到法院的审判工作绩效。基于功利计算方法,人民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快乐值远大于痛苦值,适用该制度具有足够的激励和动力,不存在怠于或排斥适用的动因。从司法实践来看,该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对检察院动议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均启动了认罪认罚法庭调查程序,并不存在排斥适用该制度的情况。

(二)对侦诉机关的功利分析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侦诉机关均享有认罪认罚程序的启动权,检察机关更是享有量刑建议权,某种意义上侦诉机关具有程序的主导权。对侦诉机关可作如下功利分析:

1.快乐值因素

(1)证据收集难度降低,公诉成功率提高。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降低证明标准是理论界的共识,任何刑事案件均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5]但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具有补强证据的价值,因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有效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率,降低证据收集难度和成本,而被告人的供述作为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其通过与在案其他证据的印证,能够起到补强证据体系的作用,从而使法定证明标准更容易达到,有罪指控的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

(2)侦查权、公诉权得以强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侦诉机关程序主导权和准强制量刑建议权,为侦诉机关提供强心剂和动力源。认罪认罚程序起始于侦查阶段,确定于审查起诉阶段,侦诉机关享有程序主导权。《试点办法》明确了在侦查阶段可启动认罪认罚程序,侦查机关应当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情况,公诉机关应当在起诉书中写明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并提出量刑建议。而此处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准强制性,不仅为量刑协商奠定基础,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公诉机关的公权意识和行动力。

(3)庭审举证责任降低,法庭辩论强度减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案件,法庭审理可以省去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公诉机关可以不讯问被告人,不出示相关证据,不进行法庭辩论;对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法庭审理可以简化庭审程序,证据出示可以只宣读证据名称及所要证明的事项,法庭辩论只针对争辩焦点等。从上述诉讼程序可见,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审理案件,法庭审理的重心由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转向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基于控辩双方协商结果的庭审,庭审对抗性明显减弱,公诉机关几乎不用就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说明,举证责任明显降低,法庭辩论也变得可有可无。

2.痛苦值因素

(1)存在报复性追诉和诱惑认罪认罚隐患,易致侦查起诉权失范。一方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为必要条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违背检察官的意愿,可能引起检察官不满或厌恶的情绪,从而导致情绪化加重指控。报复性起诉(vindictive prosecution),是指刑事追诉者为了报复被告人的某一合法行为、正义行为,而对该被告人的非法行为进行的恶意起诉或者加重起诉。[6]报复性起诉的恶之所在是检察官以公权力之名行报复之不正当目的,而被告人有苦难言,因为他们确实涉嫌犯罪。[7]另一方面,虽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案件仍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司法实践中,存在证据不充分,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供述予以印证,补强证据链的案件,如果侦诉机关为达到追诉目的,违背自愿原则,以从宽处罚为饵,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心认罪,则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可以获得的无罪审判机会因此丧失。

(2)量刑建议上的迷茫与困惑。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虽然赋予了检察机关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权,且对法院的审判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检察机关在行使量刑建议权时,仍是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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