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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民商事案件当庭宣判制度实证研究
【副标题】 以某中级法院示范庭4年审判数据为样本【作者】 李春香
【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法院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1
【页码】 6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909    
  
  

民事诉讼中的当庭宣判,是指在法庭辩论终结、休庭合议之后由审判人员将法院判决向当事人及旁听公众宣读,即将判决内容向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宣示。[1]与当庭宣判方式相对应的,是定期宣判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当庭宣判最重要的特征是融合了直接言词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其核心价值在于:一是提高法官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使法官基于对庭审信息的新鲜记忆作出判断;二是隔断庭外因素影响,保障法官独立;三是促进直接言词审理,减少法官对于案卷的依赖。[2]但司法实践中,一般并不强制要求法官必须一次性审结案件,只要在最后一次庭审后即行宣判,即视为贯彻了集中审理原则,可以作为当庭宣判方式报结。[3]

虽然从法律规定来看,并未对法院采取何种方式宣判作出倾向性规定,但由于当庭宣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上述优势,故司法政策一贯的倡导方向是鼓励尽可能多地使用当庭宣判方式。但经过初步调查发现,当庭宣判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并不理想,主要体现在当庭宣判率较低,而定期宣判率较高。对这种现象的成因,目前多数研究将落脚点集中在对法官素质分析的基础上,即认为法律规定的当庭宣判制度未能有效落实,主要原因在于法官的法律素质和审判能力不足。[4]但法官的素质、审判能力在固定的司法政策背景之下,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有所提升,也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在此前提下,仅仅将当庭宣判制度落实乏力的原因归咎于法官素质,所得出的结论除了要求法院大力引进人才、加强司法培训之外,现实意义恐怕较为有限。本文所关注的是,除了法官素质这一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影响了法官对当庭宣判方式的使用?如果有,这种原因是什么?对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有哪些启示意义?在对B市某中级法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当庭宣判率这一司法考核指标切入,寻找出制约当前我国当庭宣判制度有效运用的制度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初步的解决路径。

一、检视:当庭宣判制度之实践样态

本文资料来源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B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以B市中级法院作为数据调查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B市整体处于我国发达经济带,包括司法规范性在内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代表了我国的先进水平。以B市作为研究数据的来源地,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整体的司法改革进程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和前瞻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与中西部省份相比,B市面积较小,除去专门法院之外,仅有3家中级法院;B市根据所辖各区县的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往年案件数量等因素,合理划分了3家中级法院的管辖范围,使3家法院在收案数量、质量上保持了大致的均衡。因此,以B市3家中级法院作为研究当庭宣判制度的数据来源,可以最大程度地排除因经济水平、人口数量、环境因素的差异所导致的数据干扰。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B市乙中级法院民四庭(以下简称示范庭)率先开展了民事裁判方式的改革,在促进当庭宣判方式的使用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并总结了相应的经验。将该示范庭的当庭宣判数据与B市的其他中院民庭的当庭宣判数据进行对比,有利于发现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一)发现问题:当庭宣判率的显著差异

笔者从B市高级法院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采集了甲、乙、丙三家中级法院自2014年至2017年4年间的全部民商事案件结案数据,从中找出属于当庭宣判的案件数量,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当庭宣判率指标如下:

(图略)

图1.2014-2017年度B市三家中级法院当庭宣判率比较

通过图1可以看出,B市3家中级法院4年的当庭宣判率指标一般处于10%~20%之间;虽然乙中院相对较高,但4年的当庭宣判率指标平均数也仅有22.37%,与媒体宣传的动辄90%左右先进典型相比,[5]数值上似乎并不突出。然而如果考虑到当庭宣判指标可以通过分段审理等方式人为地予以提高的情况,B市3家中级法院较低的当庭宣判指标也许正反映了B市未刻意追求高数值当庭宣判率的自然状态。而这也正适宜作为本文研究的起点和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度开始,B市乙中院以民四庭为试点,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当庭宣判制度的运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下面以该示范庭2014年至2017年4年的当庭宣判数据为样本进行说明。

(图略)

图2.2014-2017年度乙中院该示范庭当庭宣判率指标

从数据来看,该示范庭的当庭宣判率显著高于B市其他几个中院的平均水平,也高于该示范庭所在乙中院的当庭宣判率平均水平。按照该庭总结的经验,其促进当庭宣判率提高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第一,以繁简分流为导向,分别制作庭前审查报告和庭前阅卷笔记;第二,以庭前会议为手段,完善庭前审查报告,确定庭审方案;第三,合议庭成员充分参与庭审,共同询问案情。对于具备当庭宣判条件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庭合议、当庭宣判,缩短审理周期,减少当事人诉累。从上述措施来看,不同于分段审理等刻意提高当庭宣判率的方式,该示范庭主要是通过庭前阅卷、庭前合议、集中审理等方式,将大量的庭后审理工作前移,从而实现当庭宣判率的实质性提高。这种裁判方式本质上是对法官有效工作时间的重新分配,其正外部性作用十分明显,如可以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强司法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减轻法官不必要的工作负担等。有理由相信,在法官持续受到内部、外部条件充分激励的情况下,[6]如果没有其他不利因素影响,该示范庭的当庭宣判率指标将能够长期稳定在高数值,且保持较小的偏离范围。

但数据研究显示,该示范庭的当庭宣判率在2014年达到了94%之后,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尤其是2016年,与2015年相比,该年当庭宣判率下降幅度达到了18%,高于2015年与2014年相比的下降幅度15%。在2016年乙中院整体当庭宣判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见图1),该示范庭的当庭宣判率为何出现再次下降,其中原因值得研究。

(二)初步推测:审理格局变动对当庭宣判率的影响

经过分析,这种外部影响因素有可能来自乙中院2016年所开展的民商合一的审判格局改革。2016年,为契合民事案件商事因素凸显的趋势,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业务能力,乙中院开始推行民商合一的审判格局改革。具体而言,除少数案件如破产案件实行相对集中审理之外,4个民商事审判庭打破原有界线,不再区分民事案件与商事案件,实行电脑随机分案、平行分案。2016年,该示范庭审理的案件由2015年之前的100%商事案件,转变为民事案件占比58%、商事案件占比42%。你怀了我的猴子

鉴于该示范庭2016年审理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而其他因素变化较小,有理由认为,审理格局变动可能是导致该示范庭2016年当庭宣判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验证上述推测,笔者根据民、商事案件的具体案由划分,统计了该示范庭2014年至2017年4年中当庭宣判率较高的几类案件情况。如图3-图6所示:

(图略)

图3.2014年度乙中院示范庭当庭宣判率较高的案件情况

图4.2015年度乙中院示范庭当庭宣判率较高的案件情况

图5.2016年度乙中院示范庭当庭宣判率较高的案件情况

图6.2017年度乙中院示范庭当庭宣判率较高的案件情况

由上图分析,以2016年为分界点,在民商合一的审判格局改革前,该示范庭所承办的商事案件中,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与企业有关的纠纷、票据纠纷、保险纠纷等几类案件的当庭宣判率均达到了80%以上(2015年乙中院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调整至其他审判庭审理,故自2015年开始该示范庭的相关统计数据不再包含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而在民商合一的审判格局改革后,该庭新增加的案件类型中,如婚姻家庭纠纷、物权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继承纠纷等,当庭宣判率则多位于50%~70%之间。因此,从以上数据分析来看,在当庭宣判率较高的几类案件当中,商事案件的当庭宣判率要显著高于民事案件的当庭宣判率。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同样的法官努力程度和外部环境之下,审判案件类型变化可能会对当庭宣判率产生重要影响。

(三)进一步分析:案件特征对当庭宣判率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案件对当庭宣判率的影响,通过分析该示范庭4年间所有当庭宣判案件的类型,发现合同纠纷类案件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合同纠纷类案件又包含了民商事多类子案由,因此,有必要对合同纠纷类案件予以分解分析,以进一步观察并发现可能影响当庭宣判率的关键因素。通过对该示范庭在4年间审理的合同纠纷案件中数量相对较大的6类案件进行统计,又发现其当庭宣判率情况如下:

(图略)

图7.2014年度该示范庭合同类案件宣判率分解情况

图8.2015年度该示范庭合同类案件宣判率分解情况

图9.2016年度该示范庭合同类案件宣判率分解情况

图10.2017年度该示范庭合同类案件宣判率分解情况

如图7至图10所示,将合同纠纷类案件进一步分解之后,可对基于案件特征的当庭宣判率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2014年和2015年,该示范庭所承办的案件主要为商事案件。合同纠纷类案件当中,当庭宣判率较高的案件类型为承揽合同、居间合同、买卖合同、合伙协议、广告合同纠纷等,均为传统商事案件;当庭宣判率较低的案件类型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2016年至2017年,因该示范庭所承办案件类型发生变动,增加了大量的民事案件,导致合同纠纷类案件的当庭宣判率平均数值降低。数据显示,两年间当庭宣判率较高的案件类型仍是承揽合同、委托合同等传统商事案件;当庭宣判率较低的案件类型除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之外,也包含了新增加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这与前述分析结论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商事案件特征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和租赁合同纠纷,其当庭宣判率却较低,甚至在2016年低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这一传统民事案件类型,此中原因为何,值得认真研究。

(四)补充分析:结案方式对当庭宣判率的影响

二审民商事案件的结案方式主要包括判决(包括维持原判和改判)、调解、撤诉和发回重审几种方式。数据分析显示,在不同的结案方式下,当庭宣判率也有所不同。以下是对该示范庭2014年~2017年所有当庭宣判案件的结案方式进行的数据分析。

表一2014年乙中院该示范庭不同结案方式的当庭宣判率汇总表

┌─────────┬────┬───┬───┬───┬───┬──┬─────┬──┐
│2014年结案(件)  │总数1274│维持59│撤诉25│调解21│改判74│发回│按撤诉处理│其他│
│         │    │9   │9   │5   │   │94 │16    │17 │
├─────────┼────┼───┼───┼───┼───┼──┼─────┼──┤
│当庭宣判(件)   │1201  │565  │251  │211  │63  │80 │14    │17 │
├─────────┼────┼───┼───┼───┼───┼──┼─────┼──┤
│非当庭宣判(件)  │73   │34  │8   │4   │11  │14 │2     │0  │
├─────────┼────┼───┼───┼───┼───┼──┼─────┼──┤
│当庭宣判率(100%) │94.27  │94.32 │96.91 │98.14 │85.14 │85.1│87.5   │100 │
│         │    │   │   │   │   │1  │     │  │
└─────────┴────┴───┴───┴───┴───┴──┴─────┴──┘

表二2015年乙中院该示范庭不同结案方式的当庭宣判率汇总表

┌─────────┬───┬───┬───┬───┬──┬──┬─────┬──┐
│2015年结案(件)  │总数12│维持64│撤诉24│调解16│改判│发回│按撤诉处理│其他│
│         │07  │2   │1   │3   │92 │32 │36    │1  │
├─────────┼───┼───┼───┼───┼──┼──┼─────┼──┤
│当庭宣判(件)   │966  │520  │191  │156  │62 │14 │22    │1  │
├─────────┼───┼───┼───┼───┼──┼──┼─────┼──┤
│非当庭宣判(件)  │241  │122  │50  │7   │30 │18 │14    │0  │
├─────────┼───┼───┼───┼───┼──┼──┼─────┼──┤
│当庭宣判率(100%) │80.03 │81  │79.25 │95.71 │67.3│43.7│61.11   │100 │
│         │   │   │   │   │9  │0  │     │  │
└─────────┴───┴───┴───┴───┴──┴──┴─────┴──┘

表三2016年乙中院该示范庭不同结案方式的当庭宣判率汇总表

┌────────┬───┬───┬───┬───┬───┬───┬─────┬──┐
│2016年结案(件) │总数17│维持91│撤诉31│调解25│改判84│发回93│按撤诉处理│其他│
│        │15  │8   │2   │6   │   │   │34    │18 │
├────────┼───┼───┼───┼───┼───┼───┼─────┼──┤
│当庭宣判(件)  │1118 │516  │262  │244  │36  │21  │28    │11 │
├────────┼───┼───┼───┼───┼───┼───┼─────┼──┤
│非当庭宣判(件) │597  │4
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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